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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红军，在等周副主席的命令”。
1949年11月，随着蒋介石的节节败退，我党将解放的目标定位在了祖国的大西南。
正当各路解放军在组织的安排下，分几路安插进西南地区，使西南地区的解放多方并行时。
一路解放军在行至川滇黔边区时，突然被一群衣着破落的农户拦住了去路。
虽然他们大多人手上都拿的锄头等农具，但不难看出走在末尾的农户身上背着的枪支。
正当这些解放军以为这些人是伪装埋伏在此的国军、或是附近山头的土匪时，只见领头的农民忽然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随后这些农民纷纷重复、大喊这句话。
大雪阻挡不了的长征脚步
1935年2月的一天深夜，位于四川泸州的一间会议室里，只见时任“南岸剿匪总指挥”的潘文华正拿笔在一张军事地图上勾勾画画，坐在他下首的几名军中将领时不时的附和几句。
不多时，会议结束以后，这些将领向着潘文华高喊一句：“属下一定会完成任务，将红军主力阻击在叙永一带，粉碎他们北上长江会师的计划”后，就带着早已在门外排列整齐的军人，披星戴月的向着叙永的方向赶去。
1935年2月3日晚的云南扎西镇，天气格外的冷，老天爷好像要把这一年的雪全部在这一天降落。
扎西的人民被这雪弄得，当天晚上早早就上床休息了，企图靠着那单薄的棉被度过这难熬的一天。
深夜时分，当扎西全部陷入沉睡时，在雪色的映照下，一群“雪人”正朝着扎西的方向赶来。
他们中间时不时的有人低声招呼，动静小一点，不要惊扰了老百姓。
当扎西人民打开房门看到就地躺在自家屋檐下休息的雪人时，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他们从那雪色之间露出的几许灰色、蓝色布料和帽子上的五角星，认出这些人正是被蒋介石追杀的红军。
他们没有想到红军的纪律性真的这么强，要是换成蒋介石的国军早就在昨晚就冲进屋子里来了。
当下，他们赶紧将这些战士们叫起来，让他们进屋暖暖身子。
正当红军和人民在屋子里热情交谈之时，两个青年却站在雪地上，望着那被大雪覆盖了的脚印，眉头紧皱的交谈着。
这二人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以后，中央红军本来是按照计划，一渡赤水以后，穿过四川的古蔺、经由叙永打开北上长江的大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却不想，就在红军刚刚进入泸州，蒋介石突然下令，命时任四川主席的刘湘率领数十万湘军。
与赶来增援的国军和大量飞机、轰炸机等重型武器，将泸州至宜宾一带布下层层军事防控，试图让长江成为中央红军的葬身之地。
此时，敌我双方，无论是兵力还是军事武器，都隔着一条巨大的天堑。
加上自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军的伤亡情况在一路的长征过程中也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实在不是北渡长江的最好时机。
无奈，周总理等人只好放弃原本的行军计划，转道来到了敌军守备力量薄弱的扎西，再作打算。
扎西是红军为了反扑蒋介石积蓄革命力量的最好选择，绝不是就此放弃长征的计划，故就在这大雪纷飞中，看着眼前军民一体的和蔼景象。
回望受重伤的将士们，为了不拖扰行军进程，执意忍着伤痛自行赶路的背影，周总理和毛主席等人很快就会想出一个破敌之策。
危机中衍生的革命之火
从进入扎西以后，周总理等领导人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们不断地拿笔在纸上勾画、推测蒋介石的下一步围堵策略。
此时周总理等人也知道，如果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势必会落入腹背受敌的状况，被蒋介石等人一网打尽。
不过如果不北渡长江，红军就有破敌的机会。
原来周总理等人发现，蒋介石好像是笃定中央红军一定会渡江，将所有的中坚兵力全部投放在了川南一线，而忽视了黔北。
利用这一漏洞，1935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扎西会议，做出了“回兵黔北，在运动中消耗敌军力量”的军事部署。
即中央红军将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创建一片新的苏区根据地，就地“取材”的抵御蒋介石的围堵。
同时他们还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从军中抽取时任红三团六师政委的徐策、红八团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原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原南京市委工委书记夏采曦，这五名骨干人士。
让他们带领精心挑选出来的400多名将士，创办川南游击纵队，来实施这一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除了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还担负起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和安置保护伤员以及号召落队红军加入游击队的任务。
会议结束以后，在座的人都明白，“回兵黔北”这一中央以及中国的生机，极大可能是川南游击队的绝路。
因为他们要以400余人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
为了鼓舞士气，让留下来的红军知道他们不是被组织放弃的，而是被寄予重望的，这天中午正当徐策在扎西镇湖广会馆的四合院坝里将这一决定告诉大家时。
周总理突然出现在了会场上，望着在场的年轻面孔，详细的给他们解释了这一决策，在军事上起到的重大作用。
最后他以一个大家长的口气说道，我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川北革命根据地，到时候你们带着川南革命根据地，很快就能再次和我们团聚。
这句团聚一直刻在川南游击队众人的心上。
游击队成立以后，中央红军决定由扎西东进二渡赤水，再次回到遵义，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消耗他们的力量。
为了协助中央红军完成二渡赤水计划，2月12日徐策带领游击队，穿插北进叙永，于18日找到在树坪秘密行动的叙永特区游击队。
将建立川南根据地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将他们收编并任前叙永游击队队长王逸涛任为纵队司令员，徐策担任政委，自此游击队成员壮大至500多人。
戏敌人于鼓掌之中
川南游击队在叙永驻扎以后，从1935年2月19日开始，他们借助山林地形，向北穿插行进川南、黄泥咀、树坪一带，不断制造出强大的火力错觉，吸引敌人的注意。
使得蒋介石等人以为中央红军仍旧要从四川北渡长江。
于是他又给刘湘拍去了一封急报，让他们把控好叙永的防守，这才有了前文潘文华深夜开会，让军队连夜赶往叙永的一幕。
很快在蒋介石的重兵压制下，游击队迎来了自己的首战，3月5日敌军查悉游击队在木厂梁子山的消息以后，命周营十一连、十二连兵分三路。
实施正面进攻，两侧包围的策略向山上进攻，此时由于树林弥漫着浓重的雾气，一直到敌人快要逼近我军的驻地了，游击队才察觉。
为了不让中央红军的行军计划失败，在敌人的猛烈火力的压制下，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斗，游击队带着满身的伤口和死去队友的寄托，由西突围至建武城，并将敌人引到了长宁县附近。
之后游击队一直穿插在川南地区，在吸引敌军注意力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建设根据地的任务。
于是，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派人到当地的老百姓中间，进行红色宣传，并在多地建立起了农行协会和革命委员会，带他们斗地主，分田地，过上好日子。
同时中央在看到川南游击队取得了战略胜利以后，于2月20日、3月初、3月中旬又分别成立了黔北游击队、遵循绥游击队，黔西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活动。
不过由于敌军力量太盛，遵循绥游击队成立没多久就被打散了，剩下的两支游击队也在力量的消耗中不得不在4月份的时候，合并成黔北这一支游击队。
然而，革命的苦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得了的，在敌人的一次次围击中，川南游击纵队几次在生死间来回跳动。
作为纵队司令员的王逸涛不仅不鼓舞士心，还于5月份直接叛逃投敌了。
为了消灭王逸涛带来的军心动荡，徐策等人特意在叙永分水马家坝 召开了一场批斗大会，许诺来日一定要亲自拿下他的人头，并将对叛徒的怒气转移到了枪支。
从六月开始他们以叙永分水岭为中心，一路奇袭宋家山、富兴等地，杀敌无数，缴获了敌军五门大炮，120多支枪支。
并于7月初在叙永分水朱家山与黔北游击队会师，自此川南游击纵队改名为“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革命力量增至800多人。
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时刻，游击队的成员们在当晚举行了一个庆祝会，邀请当地的百姓与他们一起庆祝，并将从地主、敌人那里交货的财产全部分给了村民，纵队一分都没有留。
这一夜，军民融合，大家都在畅谈未来的新生活，却不想这是纵队最后一次畅所欲言的笑了。
生与死的交汇
就在游击队在川南地区不断活动时，中央红军也于1935年2月18日至20日完成了二渡赤水计划。
并在游击队对敌军的火力牵制下，逐步取得了遵义大捷，抢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的胜利。
于6月顺利挥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一举迁灭中央红军于长江的阴谋。
中央红军的胜利与此时已经叛逃至敌军阵营的王逸涛让蒋介石后知后觉，自己被我党使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
为了平息心中的怒气，也为了再次实施全迁我党的计划，从7月他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数十万的兵力，对川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行寸地搜查式的覆剿计划。
在躲避敌人的追堵中，游击队唯一一部能和中央取得联系的电台也坏了。
此时他们接收不到任何来自中央的信息，但那没有一个人被后方敌人盘旋至头顶的敌军轰炸机吓退，说离开川南。
他们不约而退的坚守在川南一带，继续与敌人进行搏斗，做中央红军的后背。
7月12日，游击队被敌人包围至观音塘一带，在这场激烈的搏斗中，徐策等人为了掩护队友不幸牺牲，他们对战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继续战斗。
之后纵队剩余人员在余泽鸿的带领下，短暂的休整一段时间，总结此前的战争失败经验、重新制定了新的战术以后，于8月在镇雄县重新再次发起了对敌作战。
川南游击队都是勇敢的，他们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但是双手终究难敌千军万马，1936年蒋介石再次对游击队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
重伤之下，继徐策牺牲以后，余泽鸿、龙厚生等游击队的领导干部相继牺牲，仅剩的刘复初等少部分干部也在叛徒的告密下被敌人活捉了。
1937年1月，那支曾经在川南地区将敌人逼得无路可走的川南游击队好像就此在川南一带消失了。
从川南游击队成立以来，其革命力量由最初的400余人，几经变化，有时增至千余人，有时又牺牲的只有百余人。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心中的信仰，一直记得和周总理的约定，总是在死境中不断新生。
1937年1月，游击队遭遇重创以后，剩余的队员也没有放弃，不过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他们转为了地下活动，化身普通农民，不断活跃在百姓之间，扩充革命力量。
不过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日阶段，解放战争等战役，川南地区成为了国军严控一代，游击队始终无法获取电台与中央联系。
但是他们知道组织会来接自己的，于是这十几年里在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打听党的消息。
终于，1949年11月，他们得知了解放军将要解放西南的消息以后，化身农民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等着。
在听了游击队的讲述以后，解放军为防止这是敌军的圈套，立刻向周总理发去了一封电报求证。
得知故人消息的那一刻，周总理等领导人喜笑颜开，不断说起那句迟到的团聚。
之后，这支游击队跟随解放军参与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持续为中国的革命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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