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云山，一面城
天下风物，最费文人笔墨的，非杭州西子莫属。自白居易一首《忆江南》开了西湖词的先河，此后千百年间，刘禹锡、潘阆、柳咏、苏轼……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绝。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弘一法师再次回到阔别许久的西子湖时，不禁叹道:“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时间如今又过去了七十余年，这里又成怎番模样?西湖边的宾馆会所酒楼餐厅鳞次相接，汽车更是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且连成一串，难以通行。来自各地的游人一股脑儿地涌向了西子湖，祭岳坟，游苏堤，观平湖秋月，赏断桥残雪。人们不在意什么“闲静幽雅”，只要能在各著名景点前摆个pose，拍张照就算是不虚此行。身后的这座城，似乎仅是进食睡觉的巨大营房。
杭州看似远离大海，可在远古时代，这里却是一片恶浪滔天的茫茫汪洋，西湖乃是汪洋中的一个小小海湾。在海湾西北二十多里外的广袤平原上，是原始先民们的栖息地，人们称其为“良渚”。春秋战国，杭州先属吴地，再属越国，后又为楚国所吞并，但最终还是归入了大秦的版图。直到此时，杭州城仍还是一片茫茫水色，以至于始皇帝“南巡会稽，至钱唐，水波恶”。东汉时的杭州渐成沙洲浅滩，县吏华信募民筑防海大塘以阻海水倒灌，终使西湖与海相隔成了内湖，沙洲滩涂成了可耕垦造屋的平陆，钱塘署衙也从灵隐山麓移至了宝石山东麓一带。
时间到了以“暴虐”留名于世的隋炀帝时代，这位暴君在位14年，却为后世留下了大一统的中国版图，和影响后世千余年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一条荫泽后世万代的大运河。藉漕运之利，江南从此富甲天下，同时也造就了大运河最南端的商业重镇杭州。千余年后的今天，古运河逐渐更废断流，好些河段已成排污沟、垃圾场。然而在杭州，古老的运河依然流淌，河道上依旧跑着长长的铁驳木船，岸边那些石桥古埠、寺塔仓廒、街肆集镇等旧时风物仍历历在目。
唐时的杭州虽也算得上是东南一大都邑，但仍远不及扬州、苏州等一流大都会。直到五代吴越钱氏开国，定都杭州，杭州才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大州。吴越钱氏信佛顺天，广筑梵宫佛刹，时有“东南佛国”之美誉。后世赵宋王朝继而兴建，使杭城的佛事远盛于它地。只可惜来了群天国的神兵，东南佛国荡涤殆尽。百年之后，又一批革命小将，再次摧残了重建后的圣地，唯留下灵隐、天竺、净慈等数座禅寺奉享香火。殊不知，在杭城，还深藏着许多昔日佛国的旧迹，它们或隐于林莽，或匿于尘廛，少为人知。如龙兴寺经幢、香积寺石塔、弥陀寺石经、梵天寺经幢、大佛寺佛头、圣果寺三佛、宝成寺造像、烟霞洞造像、佛国山造像、资贤寺造像、天龙寺造像、通玄观三茅真君造像……
宋室南渡后，自是为杭州添了些天子气，城阙高耸，宫室华丽。而此时的长安、洛阳、汴梁、金陵、扬州等天下名都多遭受兵燹之祸，残破不堪。杭州既无兵戈之害，又贵为天子之宅，自是国中第一大都市，甚至堪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即便入了元朝，仍被马可波罗赞誉为“世界上最繁华美丽的都市”。当年钱氏拓建杭州城，承的是“南宫北城”的制式，即皇宫在南，城厢位北。改“坊市制”为“坊巷制”，使王府、署衙、寺院、官邸、酒肆、茶楼、商铺、闾巷、民舍杂处。南宋立国后，继而沿袭此制，置九厢八十坊。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九厢八十坊的城市格局仍保存至今，依旧还是旧时的坊名，旧时的粉墙瓦舍。
北宋宫廷画师张择端曾绘有一《清明上河图》，将汴梁城的城郭楼台、瓦肆铺席、舟车桥梁等市井风物绘于绢上。后宋都南迁，时人虽未像张择端那样以画笔描绘出汴梁城的繁盛，但却以老妪叙事般的文字将京师百肆杂陈的景象一一罗列。“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今，南宋御街的繁华依然延续，古塔、水门、石桥，沿街古老的厢坊里巷，坊肆毗连的诸行百市，甚至来自于异域的圣堂清真寺也以旧时的面貌立于御街两侧。如此风物，呈现给今人的又何曾不是一幅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大清初年，朝廷视两浙为江海重地，遂派八旗精兵驻防杭城，设镇守将军，并跑马圈地千余亩扎营修筑满城，因城头遍插八色龙旗，杭州人俗称其为“旗下营”。旗下营临西湖而居，高墙壁垒，将杭城人与西子湖阻隔了两百余年。入民国后，政府拆满城，辟新街，将那些被旗人强占的屋舍土地归还原主。新街区内道路敞阔笔直，如棋盘分布，街巷间所筑新居是当下最为时新的石库门住宅。那些南京的政客、上海的大亨、学界的名流们也蜂拥而至，在西子湖畔置上一片湖畔别墅，结下几间雅舍静庐，以享受这天堂间的闲情逸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国初时拆剩的城垣被彻底铲除，并以此为基筑了环城路。七十年代，尼克松访问杭州，走时丢下一句话:“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尼克松先生哪里知道，他随口的一句话，竟然导致了中国最华美之城的毁灭。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依然延续吴越、南宋、明清城市格局及风貌的杭州古城几被拆毁殆尽。(当然即便没有尼先生那句话，杭州城也是保不住了，只不过相对其他城市而言，又多了个国际借口而已。)
到了周末，西子湖畔的游人比平日增加了许多，一辆辆旅游巴士、私家车将西子湖死死地围成了一圈，这是弘一法师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白市长、苏市长估计也难有凭湖临风的雅性来作诗写词。人们络绎而来，兴尽而去，流连忘返，但总是忘却了身后的这座城。
沧海桑田见杭城
杭州是座被水滋润着的城市，浩渺的钱塘江、殷繁的大运河、妩媚的西子湖、清冽的虎跑泉，这些江河湖泉孕育了美丽富庶的杭州城。但“水”也曾是阻碍这座城市发展的罪魁祸首。“杭州故海地，水泉咸苦，民居零落”老市长苏东坡的这番话让我们对千年前的杭州城有了个大致的印象“海地”“咸苦”、“零落”。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官吏们上任后忙碌的头件大事便是“治水”，筑塘拦海、凿河开沟、掘井蓄水、浚湖造堤。这座城市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与水争，人与水融的历史。东汉华信、隋朝杨广、大唐李泌、吴越钱镠、北宋苏轼等帝王臣工都是这部历史的书写者，也是美丽杭城的缔造者。
古县钱唐·杭州建置之始
“三面云山一面城”，古人寥寥数笔就将杭州这座“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勾勒得如此形象而风情万种。天地氤氲，群峰逶迤，既得湖光之旖旎，又得山林之野趣。然而，在远古先民们的眼里，却没有这番景致，他们所能看见的仅仅只是“三面云山一面海”。
远古时期，今天的杭州城区还是一片恶浪滔天的茫茫海湾，在其西北二十多公里外的广袤平原上，才是原始先民们繁衍栖息之地。五千年后，人们在这片叫“良渚”的土地上发掘出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专家们称其为“良渚文化”春秋时，西湖以东地区仍没于海潮之下，先属吴地，再属越国，最后又成了楚国的属地不过谁也不在乎这片浅海沙洲，隔江相望的水陆要津“固陵”(今西兴)才是兵家们必争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大统，始皇帝设会稽郡于吴越旧地，设县治于灵隐山麓，杭州城这才有了历史上最早的建置-钱唐县。而此时的西湖尚与江海相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记录下始皇帝南巡会稽渡江时的情景。“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钱塘江)，水波恶。”始皇帝见此情形也只好再溯江西行120里，从江面狭窄处渡江。在今宝石山下，还留有一巨石，相传就是当年始皇帝泊舟缆船处。
西湖本是与海相通的浅海湾，随着常年受海水冲刷侵蚀，四周山岭岩石逐渐沙化沉积，滚滚而来的钱江大潮所夹带的大量泥沙也堆积在海湾南北两个岬角(即今吴山和宝石山之间)。数千年的沉淀发育，终使南北岬角相互连接，古老的海湾逐渐完成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然而成陆未久的沙洲浅滩却时常面临海潮的冲击，随潮水起伏出没。东汉年间，钱唐县吏华信为阻挡海潮内灌，于“县东一里许，修筑防海大塘以防海水”。大塘筑成之后，西湖以及东面沙洲彻底与江海隔绝，今日杭州城区的陆地也逐渐向东淤积拓展。《钱塘记》中对华信筑海塘一事记载得颇为有趣，其大意是:华信为筑防海大塘，广募民夫，并许诺道，凡抬土一担至海边者，赏钱一升，结果来者云集。而华信却并没兑现他的承诺，担土而至的百姓盛怒之下纷纷“弃置而去”，华信正好利用这些泥石堆叠成长达数里的捍海塘，蒙一境之利。看来华信为筑海塘已是不择手段，但正是这善意的谎言构筑了海塘，造就了杭州这座美丽富庶之城。
据专家分析，华信筑塘时，钱唐县治已从灵隐山下迁移至宝石山东麓一带，而华信所筑大塘估计就在今中河路一线。两晋南北朝期间，钱唐县因具山川湖泽之利，不少北人南迁在此定居，并建有城郭，约在今中山北路与环城西路之间，虽面积狭小，但初具规模。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钱唐县升级为郡一级的治所“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年)，更名为钱唐郡。
隋杭州城·杭州得名建城之始
东汉之后的三百年间，中原大地常年处于征伐不断、王朝更迭的混乱局面，昔日雄秦盛汉所建立起来的中原文明也被北方蛮夷所征服。公元581年，隋国公杨坚“三让而受天命”，接受了北周静帝的禅让，建立大隋王朝，同时也结束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地方也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钱唐郡在这次改革中废郡为县，州治移置余杭，故名“杭州”，杭州之名始见于此。次年，杭州移治钱唐县。隋开皇十一年(591年)，重臣杨素率兵平定了江南叛乱，为了加强杭州的防御功能，再次移州治于凤凰山东南麓的柳浦西(古为钱塘江北岸的重要渡口，与两浙水陆要津西兴南北相望)，主持修筑了杭州历史上第一座城池。城池依凤凰山而建，东临中河，西濒西湖，南达凤凰山，北抵钱唐门，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便征发百万士兵夫役，开凿洛阳至淮阴的“通济渠”，修整“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又征民工百万开凿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以供辽东之需;610年，凿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至此，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运河基本完成。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杭州作为大运河的终点，也由一山中小郡逐渐发展成为船舶云集、商贾辐辏的水陆扼要之区，东南物资集散地。
相国井·引水入城，蓄水养民
地址:上城区解放路与浣纱路交汇处现状:故址尚存
隋炀帝的雄才伟略也导致了不息的劳役，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天下死于役”，很快，这句古语就应验在了隋炀帝的身上。一时间群雄并起，大隋政权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隋朝短暂的31年，却成就了后来之君的盛世，也为日后江南成为中国财赋之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杭州城的繁荣从其人口增长速度就能略知一二，据《乾道临安志》记载:“隋废郡为杭州，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开元中，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短短百年间，人口速增五倍。杭州城本为江海故地，虽已成陆，但地下水泉仍苦咸难饮，河道沟渠也因海潮倒灌而不宜饮用，唯有西湖水洁净甘醇。建城之初，因人口稀少，先民们多临湖择地而居，暂无饮水之忧。但随着城区拓展，人口陡增，饮水成为杭城百姓最为头痛的一大难题，远离西湖的居户只得每日备受远汲卤饮之苦。
新上任的杭州刺史李泌见此情形，决定首先解决杭城百姓的饮水问题。经过一番实地考察，精心筹划，一场声势浩大的“引水入城”工程在西子湖畔展开。李泌先组织工匠民夫在涌金门至钱唐门之间垒石围湖筑成数个入水口，内置可启闭的水闸;再掘地为沟，砌石槽，内置竹管(后改为瓦管)，引西湖水入城;最后在城内人口殷繁处开凿六方蓄水大池，大池与输水管槽相通，池上再砌上相国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龟井、小方井等六眼水井，俗称“六井”。李泌这套由入水闸、管槽、出水大井等设施共同构建的城市给水系统，和今世的自来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但解决了杭城百姓饮水难的问题，也为日后城市东扩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杭州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自李泌之后，白居易、钱镠、苏轼等历代官吏都极为重视杭城百姓的饮水问题，在筑堤捍湖、兴修水利的同时，还多次对六井进行疏浚修缮。随着杭城地下水泉逐渐淡化变清，六井的蓄水功能也慢慢减退。明代，六井中仅存相国井、西井。入清后，最后两井也相继荒废填埋。民国后，人们为纪念李泌的功绩，在原相国井故址上砌了个红砖井栏，以志旧迹。
李泌，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少年神童，古时蒙学教材《三字经》中所举两位神童，其中一个是北魏的祖莹，另一个便是这盛唐的李泌。“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唐玄宗初见李泌后，大悦，说道:“是子精神，要大于身。”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李泌后果成大器，官至宰相。
登云台·吴越王祭天郊坛
地址:西湖区玉皇山南麓天真山(慈云岭) 现状:祭坛遗址尚存
在大唐和大宋之间曾有个极为短暂的时期“五代十国”。在这短短五十四年间，中原地区再度陷入伐戮不断、政权频频更迭的混乱局面，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的朝代。五代之中，短者四年，长者不过仅维持了十七年。与此同时，巴蜀和南方等地的诸侯节度使们也相继称王称帝，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等十余个割据小国。因远离战乱频发的中原地区，政局稳定、物阜民丰，寿命也远长于五代，其中历时最长者当数地处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前后八十六年。
和唐末那位屡举不第而起兵反唐的黄巢一样，吴越开国之君钱镠年青时也曾以贩卖私盐为业，后应募从戎，在唐末战争中屡建战功，渐由一军前部校提升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甚至被唐王朝分封为越王、吴王，据两浙之地。907年，钱镠自立吴越国，在原隋唐州城基础上修筑都城，城内殿堂森然，楼阁叠起，蔚为壮观。此时的杭城不再是偏居边隅的小小州郡，而一跃成为拥有两浙十三州的吴越国都。其南至六和塔，北抵武林门，东临东河，西止雷峰塔，周回七十里，形成东西窄，南北长，状似腰鼓的一大城池。规模之广堪称历代杭城之最，即便后世的南宋都城临安、明清省城杭州府也无法与之匹敌。
既自立为王，自设年号，必然也会效仿天子的模样祭祀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社稷平安。吴越王钱镠对这一国家大典自然极为重视。921年，钱镠亲自在玉皇山上择得一处风水宝地垒石筑坛，同时广征民夫，劈岩凿山，开通西湖至钱塘江边的慈云岭古道。吴越纳土归宋后，当年的祭天郊坛自然废止，改为了天真寺。清雍正年间改为慈云道院，从此成为道家的宫观。如今这座千年前的吴越皇家祭坛至今尚存，就连当年吴越王钱镠为筑郊坛而镌刻的题记也保存完好，在国内实属罕见。
吴越祭坛又名拜郊坛、登云台，遗址为三层人工垒筑而成的高台，占地约两千多平方米，每层台地之间由石阶相连。登云台如今留有多处历代殿堂遗迹，既有五代两宋时期的路基墙址，也有明清时的柱础方砖，以及灵化洞、登云洞、朱天庙洞、甘露井、摩崖题刻等众多故迹。二层台地上原建有后殿，现已不存，但却留有石床一架。石床依山而凿，长2.57米，宽约0.72米，崖壁上凿有一题刻，上书“午梦床”，为清同治年间杭州司狱吴廷康修缮古登云台时所题写。在登云台近十处的摩崖石刻中，最具价值的还数钱镠亲笔所书的摩崖题记，“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镠建置”，每字约为9厘米，书体工整严谨，行笔遒劲，至今仍十分清晰。登云台层台地上所遗留地砖石板多为宋天真寺或清慈云道院遗迹。
吴越国钱氏王室墓：
钱镠父母墓 地址:临安市锦城镇西墅村明堂山
钱镠父母墓占地两千余平方米，均为砖砌船形结构，分前后室。后室内均绘椭圆形天文图，内容为二十八星宿和北斗。墓内出土的越窑褐彩青瓷是青瓷器中的精品。
钱镠墓 地址:临安市锦城镇东北面的太庙山南坡
占地面积120亩。墓上有大型封土堆，高约9米，长宽各约50米，有华表、石马、石羊和钱王祠。
康陵 地址:临安玲珑镇祥里村庵基山东北坡
康陵为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王后马氏的墓葬，墓葬为砖廊石室，分前、中、后室。墓内后室刻有天文图，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绘的牡丹图案。
吴汉月墓 地址:上城区玉皇山下八卦田北面的施家山南麓
吴汉月墓为吴越王钱元瓘的次妃、钱弘俶的生母。墓系土坑石椁墓，分前后两室，墓穴除前后两室的门框用青石凿成外，余皆以红砂石板砌成，石板交接处用榫卯衔接。前室的石门扉上，雕镂着门钉和门环，门上有精致女像浮雕。后室为主室，四壁用红砂石板砌成。壁面上部浮雕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下部雕有貌似道人的石俑，双手捧着牛、羊、鸡、兔等十二生肖像。后室顶盖刻有二十八宿星象图，准确性很高，现存杭州碑林。墓内雕刻侍女立像、四神、十二生肖及星象图。
钱王祠 地址:上城区西湖柳浪闻莺公园内
为纪念吴越国的五位国君而建，现为复建，规模恢弘。“钱武肃王陵”、“钱王祠”等题额分别为钱王第三十三代孙钱其琛及第三十四代孙钱伟长所题写。
大井·千年不竭的钱塘第一井
地址:上城区清河坊大井巷22号现状:尚存五眼古井
城隍山下，清河坊旁，有条名为“大井”的老巷，若回到百年前，老巷堪为杭城买卖最盛处，短短百余米的老街上，士民络绎，名号迭起。胡庆余堂、张小泉剪号、保大参号、朱养心药室等众多名店老号皆汇集于此。巷中有一井屋，屋内五眼古井呈梅花状分布。如果说相国井的开凿，是唐时地下水泉苦咸难饮的见证，那么这五眼古井则是 五代期间，杭城地下水质逐渐淡化变清的结果。
当年吴越王钱镠虽割据一方，但深知自己地狭兵寡，无力与邻邦吴国相抗衡，于是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寻求庇护，以换取吴越之地的一时太平。在诸多帝王中，吴越王钱镠实为一礼贤下士、勤于政事的贤君。在其治理下，两浙之地渐渐繁盛起来，富庶甲于东南。欧阳修曾称赞道:“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香霭之间，可谓盛矣。”尤其在水利方面，不但造福了吴越百姓，同样也惠及了后世万代。如为防海潮筑百里捍海石塘，组织千人撩浅军专疏西湖，掘涌金池以蓄水养民，凿平江中险滩以通舟舶。钱王这一系列治水措施，不但缓解了杭州城多年来的水患之忧，而且无意中逐渐淡化了地下水泉，使原本苦咸的地下水成为可直接饮用的洁净水源，不但彻底解决了城中百姓的饮水问题，也为城市东扩奠定了基础。
大井巷中的五眼古井正是吴越时期一处弥足珍贵的水井遗迹，俗称“大井”，相传为吴越国师德韶所凿，旧称吴山井、寒泉。大井初凿时周长约四丈，颇具规模，被誉为“吴山第一泉”。据史书记载，“钱塘第一井，山脉融液，泉源所钟，不杂江湖之水，遇大旱不涸。”南宋绍兴年间,大井由于井口无盖，常有人落井溺水身亡，太尉董德之便令人用大石板盖住井口，仅在石板上留出六个可下水桶的井眼;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杭州城遭遇大旱，全城诸井皆竭，唯有大井依旧水位不减，事后人们在井上筑亭覆殿，立龙王祠，以求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明成化十年(1474年)，井亭遭焚，井口被瓦砾所填埋，后得以重修，井口则由过去的六眼改为了五眼。明时方志将其与虎跑、龙井、玉泉、郭婆井等合称为“杭州之圣水”。
大井清澈甘洌，历经千年从未干涸，即便是在十多年前仍还保持着十分洁净的水质，周围住户吃的喝的，都离不开这口千年前的吴越大井。由于近些年人为的污染，杭城地下水泉在历经千年之后，再度回到不能饮用的程度，只能用来洗衣拖地。天气晴好时，井屋里挤满了来此洗衣汲水的阿婆婶子，大家有说有笑，十分的热闹。如今老巷正处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四邻住户们相继迁出，千年不竭的“钱塘第一井”将会作为一道景观在修葺一番后供游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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