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陈毅将要来延安，毛主席非常高兴，特意做了一些准备。他也想看看十年未见面的陈毅，有些什么变化。
然而，让毛主席没想到的是，陈毅这个老战友，变化却如此之大，甚至让他感到有些难以适应，便带着一些生气的口吻问：“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事实上，陈毅这样，也是有原因的。
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接到中央的命令，要他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要他在延安留住半年左右的时间。
对此，陈毅却知道，他这次前往延安，并非只是为了参加党的七大，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他的夫人张茜刚刚生下孩子还不到两个月这个客观情况，陈毅在离开新四军前便显得忧心忡忡。
临行前，陈毅把张茜和孩托付供给了他信得过的老战友照顾，于11月25日带着一些老战友送给他的关怀和一些钱物，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途。
1944年3月7日，在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艰难跋涉，陈毅终于到达延安。
得知陈毅来到延安，毛主席非常高兴。很快，毛主席便接见了他心中牵挂的陈毅这个老战友。
见面的时候，陈毅并没有像以前毛主席见面一样嘘寒问暖，而是像换了个人一样，表现得毕恭毕敬。
看着陈毅这个样子，毛主席心里非常不满意，便冲着陈毅发了脾气，说：“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看到毛主席为此而生气，陈毅的心里是温暖的。陈毅知道，他虽然和毛主席有十年未见面了，但自他在毛主席心目中还是当年的老战友。
然而，想到这次来到延安的情况，陈毅没有与毛主席畅叙老战友之间多年不见的那种关怀之情，而是直接要求毛主席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
听到陈毅这样说，毛主席直言道：“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陈毅也没有再坚持。他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这时，毛主席满意地说：“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的确，在毛主席知道，陈毅在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一定吃了许多苦，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坚持下，的确是需要极大的革命信念和超人的勇气的！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离开中央苏区时，与陈毅告别的那种生离死别情景。
1928年4月28日，毛主席和朱德、陈毅在江西宁冈砻市龙江书院会面，实现了井冈山会师。陈毅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在此之前陈毅和毛主席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对方的名字和事迹，因此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对于毛主席给他的印象，陈毅说：“润之才识精深，谈吐明透，胸有大志，气度非凡，必成大事，与润之交往，如男儿饮美酒，快哉！”
在给不久后陈毅的一封信中，毛主席也表达了内心的感受，说：“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此后，毛主席和陈毅之间虽然也有过过不同的意见，但总体上合作大于分歧。那时候，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但战胜了前来“围剿”的敌人，还不断发展壮大。对此，大家的心里都非常高兴。
在革命过程中，毛主席和陈毅之间很快便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4年8月，在老营盘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完准备离开前沿指挥所时，陈毅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给他的右胯骨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很快，陈毅便被抬了下去，进行救治。
10月3日，国民党军攻占了瑞金以北的石城。此外，就连宁、长汀都也很快失守，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战死在沙场。
至此，毛主席、朱德和陈毅等人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创建初期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占有21座县城，发展到控制了70个县的相当规模的广大区域，锐减到了只剩瑞金、会昌、于都等一小块的中心地带。
面对如此绝境，已经无法指挥红军作战的毛主席，说：“只剩下突围一条路了。”
那时候，在经过治疗后，陈毅的伤情虽然有了好转，但大腿却依然红肿疼痛、不能伸直，更无法下床活动。
此时，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陆续准备撤离中央苏区。而陈毅这里却久久没有来人告诉他离开中央苏区的时间。对此，陈毅的心里十分着急。他也想早日将腿伤治好，与中央红军一起上路。
然而，由于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电源，无法拍X光片，陈毅动手术的事情，也不得不被搁置了下来。如果不能手术，陈毅是很难自己康复的。
10月9日，得知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已经装箱时，陈毅感觉到应该是离撤离的时间不远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和医院的情况。
收到陈毅的来信后，周恩来非常重视，立即让人送来了一台汽油发电机，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了陈毅。
见面后，周恩来将中央红军撤离的时间和中央因为陈毅腿伤严重、决定把他留下的意见和之后对他的工作安排，告诉了陈毅，要他“负责军事”。
10月10日，在手术醒来后，陈毅便让警卫员用担架抬他去中央机关，和即将离开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等人告别。
当天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与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陆续从于都出发，开始了长征。
在中央红军离开后，陈毅望着部队远去的方向，心里五味杂陈，更多的却是惋惜。然而，陈毅却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留在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的斗争。
那时候，陈毅认为蒋介石一定不会因红军主力撤出江西，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更不会让苏维埃政权在这里继续存在。因此，陈毅觉得反革命的大风暴很快就会来袭，必须要迅速做好与敌人打游击的准备。
毛主席和贺子珍离开后，陈毅亲自安排可靠关系，把毛泽覃的妻子、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以及毛主席的岳父母安排到赣州郊区，藏了起来。不幸的是，毛泽覃牺牲后，毛毛也失去了下落。
果然，就像陈毅所说的那样，蒋介石是不会让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继续存在的。
11月，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攻占了瑞金、于都等地。期间，国民党军每占领一地，都会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抢。
除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外，那些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和流氓恶棍等，还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等，对中央苏区的百姓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报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近3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70多万人，占到了当地人口的约五分之一。
面对敌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杀戮，陈毅的心里非常愤怒，尽管无法独立行走，但却根本无法安心养病，依然为革命工作做着最大的努力。
后来，陈毅的腿伤好转，能够下床走动了，便开始便拄着拐棍四处找领导干部谈话，与大家商量精简人员和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的工作，坚持与敌人斗争。
那时候，为了精简人员，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到了她的老家兴国县，在那里做地下工作。此时，陈毅与赖月明结婚才两年多的时间。
事实上，自从和赖月明结婚后，陈毅便因为革命工作需要，很少和她待在一起，两人总是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直到陈毅受伤好欧，赖月明才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瑞金，照顾陈毅。
这次分别后，陈毅再也没有见过赖月明。
在坚壁清野方面，陈毅坐着担架，来到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和矿山，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
根据掌握的数据，陈毅安排干部和职工们把各种暂时不用的机器拆开，用箱子装起来埋到了山里，保证它们不落入敌人的手中。此外，陈毅还让人把盘古、铁山城矿的几十吨钨砂，埋到于都河的沙滩下，为将来与敌人打游击做准备。
为了准备与敌人打游击，中共中央分局不仅任命和调整了许多领导干部，还在宽田开办了游击训练班。
那时候，陈毅还亲自前往中央军区在宽田开办的游击训练班，为各县地方武装骨干讲课，让他们学习游击战术。
1935年1月，项英找到陈毅，让他以中央分局的名义，起草一个给各省委和特委的一个指示，要他们全面转入游击战争。
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有些晚了。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都断了，他们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无法叫通，致使指示根本就无法传达下去。
于是，项英便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电请示，却一直迟迟得不到回复。因为，此时的中央红军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根本无法作出指示。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再次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此时，周恩来虽然是具有最后的军事决策权的中央领导人，但在最终做决定的时候，他总会听从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已经在实际上成为了红军的领导人。
那时候，为了劝说博古支持毛主席，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跟蒋介石斗，你我都不行，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毛泽东同志行，我们应该共同辅助他，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最终，周恩来成功说服了博古。
2月，中央分局终于收到了中央书记处的回电，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并明确要求“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得到中央指示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于是，项英和陈毅等人立即率领机关、部队迅速进行了转移。
不久后，中共中央再次电示项英和陈毅等人，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应当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
此外，在这封电报里，陈毅还看到了具体的游击措施。于是，陈毅估计毛主席可能已经回到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上。
对此，陈毅在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发来的这封电报，心情非常振奋。它为中央苏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
此后，陈毅等人便开始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直坚持了三年。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才结束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吃了许多常人难以吃下的苦，多次在死亡的边缘游走。
然而，陈毅却从来都没有因此而背叛革命，背叛自己的信仰。就像他在《梅岭三章》中，写的那样：“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由此可见，陈毅的革命意志是非常坚定的，而且是非常乐观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被任命为军长。
后来，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此之后，陈毅又先后担任了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和苏北指挥部指挥等职。
1941年，在共同抵御外辱的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却再次操起屠刀，对新四军这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发动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令亲者痛，仇者快。
那时候，除了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新四军的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就连军长叶挺也在与顽军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此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也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很快，毛主席发布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942年3月，刘少奇由于工作变动，被调往了延安。
李少奇离开后后，饶漱石担任了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则代理了华中军分会书记。
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那时候，饶漱石曾对人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而陈毅也对皖南事变后饶漱石在一段时间内和党组织没有联系的事，产生过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将陈毅叫回延安参加原定召开的七大，并趁此机会，解决他和饶漱石的问题。
1944年3月，陈毅终于在延安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那时候，由于陈毅的心里充满了忧虑，两人刚见面时并没有像多年不见面的老战友那样，畅叙友情。
然而，在十年未见面的情况下，毛主席却希望与老战友畅叙友情的，而不是先把暂时不好解决的公事拿出来，给大家添堵。因此，在给陈毅浇了冷水后，毛主席又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以此来安慰陈毅忧虑的内心。
在毛主席的开导下，陈毅发生了转变，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工作总结报告。
几天后，毛主席再次接见了陈毅。
这次见面后，毛主席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好转，心里十分高兴，对他说：“你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听到毛主席问，陈毅回答说：“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不久后，陈毅便按照毛主席意思，给饶漱石、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
看了陈毅起草的电报，毛主席非常高兴，也给饶漱石、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并把电报内容展示给陈毅看。
对此，陈毅的心里十分感激，逐渐找回了和毛主席之间的那种老战友感情，说话也变得温暖起来。
看到陈毅又变回了当初老战友的样子，毛主席点了点头，开心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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