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被称为“党内最危险叛徒”的顾顺章叛变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紧急对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转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一块。
因为考虑到向忠发身份的特殊性，周恩来当面告诫向忠发，千万不能出去，以免出事情。
结果向忠发住了三四天就趁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不在时，溜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杨秀贞。
原来向忠发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不但出手十分阔绰，还要有一位“太太”陪同，于是便动用中央工作经费，从妓院买了杨秀贞做自己的小老婆。
可是不成想，正是因为这次短暂的缠绵悱恻，导致向忠发被捕。
等到周恩来回家时，发现向忠发不在，当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转移，如果晚几个小时，周恩来很有可能也被捕了。
事后证实，向忠发被捕后旋即被捕，供出了许多同志，杨秀贞在受审时，坚决不承认向忠发是共产党，于是国民党当局便让向忠发与她对质。
尽管杨秀贞坚持不承认，可是向忠发却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
这也无怪乎周恩来后来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
那么，如此贪生怕死，又缺乏组织纪律性的向忠发，是如何登顶中共权力之巅的？
向忠发于1880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做过学徒，当过码头工人，因为做过的工作很多，因此被人称为“包打听”。
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向忠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2年向忠发入党，被派往湖北省工会工作，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此后，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失败找借口，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没有工人。
1927年8月9日，即“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选举政治局委员时，特别强调工人成分，尽管向忠发没能参加八七会议，却依然全票当选中央委员。
八七会议后，向忠发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向忠发因为工人出身、能言善辩等因素，让共产国际的领导们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使革命接连惨遭失败，这更加让共产国际认为应该由工人取代知识分子。
实际上中国革命接连遭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在千里之外乱弹琴，可是，他们却从不自省。
1928年2月，向忠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分别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因为能够与斯大林同时起草文件，向忠发的声望一下子提高到了顶点。
毫无意外，在接下来1928年6月18日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常委会主席，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中共六大之所以会在莫斯科召开，是因为当时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大会，风险很大，于是100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参会。
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向忠发。
客观来说，向忠发并不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
向忠发在工人运动中可能做出了一点成绩，但是他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对农村工作经验更是一窍不通。
由于中共代表团接下来还要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新当选的七位常委，只有向忠发和蔡和森暂时回国开展工作。
因为向忠发对复杂的国内革命斗争感到手足无措，因此实权便落在蔡和森手里，蔡和森因为对“顺直省委”问题处理不当而被免职，取代他的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
李立三当过向忠发的上级，再加上脾气火爆，毫无主见的向忠发变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曾公开表示：“立三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李立三在大力推广“立三路线”后，使中共蒙受了比瞿秋白时期更为惨重的损失，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进行批评时，见风使舵的向忠发当即表示，自己早就看出立三同志的做法有问题，因此，向忠发并未收到牵连，后来向忠发又毫不犹豫地占到王明一边，所以能够再一次保住自己的地位。
可以说，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并未作出多少成绩，反而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在1931年被捕后立即叛变，在被捕后，向忠发又想要见风使舵，打算投降。
只不过当时蒋介石认为向忠发没有什么价值，在得知抓捕信息后，当即回电：“立即就地枪决。”
在行刑前，贪生怕死的向忠发跪地求饶，要求见蒋介石一面。
在向忠发被枪决几个小时后，蒋介石才发来第二封电报：“暂缓枪决。”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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