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蒋介石在火车上面授机宜，随后，张学良告诉赵四：他怕我抗日|东北军|关东军|张学良|赵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很快，蒋介石和张学良被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张学良更是得到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在这件事情上，张学良到底冤不冤？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率领部下来到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

随后，根据上级的命令，河本末守让人将提前准备好的身穿中国士兵服的3具尸体带过来，布置出了一个假现场，并诬陷是中国军队对铁路实施了破坏。

很快，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向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了进攻。不久，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也离开他们的驻地铁岭，来到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加入了战斗。

仅仅一个多小时后，日军便占领了北大营，而东北军第七旅则从北大营撤退，来到了沈阳东山嘴子。

在这一过程中，东北军伤亡了300余人，日军仅付出了伤亡24人的微弱代价。这就是让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愤怒的“九·一八”事变。

在这几个小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日军怎么会有如此进攻能力，仅仅付出了24人的代价，便轻易占领了东北军防守的北大营呢？

原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东北军下达了“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的这样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

9月19日，在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在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告诉记者：“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根据荣臻向东北军下达的命令和张学良本人对记者的讲话来看，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表现，也就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

因此，北大营的失守，东北军将士是没有责任的，而且也是能够交代过去的。至少，他们还打死、打伤了24名日军士兵。

在北大营尝到了甜头后，日军张开了他们的血盆大口，很快便以微弱的损失，攻占了中国的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

在此过程中，张学良依然没有命令东北军抵抗，致使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4个月零18天后便迅速落入了日军手中，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让张学良本人也戴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此后，张学良带着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就如无本之木一样，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到处转战，参加“剿共”内战，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强烈不满，也招致了人民的唾骂。

对于张学良来说，日本人不仅炸死了他的父亲张作霖，更是对东北虎视眈眈，张学良为什么会发出一连串的不抵抗日军的命令呢？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死后，东北面临了内外交困之忧。

那时候，张学良虽然取得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的职务，成为了奉军的最高统帅，在父辈老人的支持下，开始主政东北，但却深感压力很大。因此，张学良力主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的侵略。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并在奉天省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当时，除了日本外，各国的驻奉使节，都应邀参加典礼。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逐渐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威胁，完全靠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身上，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为行事准则。然而，蒋介石却没有将保卫东北的事情放在首位。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了30万重兵，再次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

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出师讨伐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又调兵进行了“讨逆”。这时，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都放在了南方。

此时，东北军在关内的部队大约有11.5万人；在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剩下了近19万人。其中，东北军在辽宁有约7.5万人驻守，在吉林有约8万人驻守，在黑龙江有约2万人驻守，在热河有约1.5万人驻守。

而日本在东北的现役军人为1万多，在东北各地分布的日本侨民20万人，其中有不少是“在乡军人”。

日本的“在乡军人”，是指在日本退出现役的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等。这些人都受过正规的军训或参加过战争。他们之所以来到中国东北，是日本军部有计划地把他们输送过来，安置在“满铁”沿线工作的。

经过计算后，日本认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开始进行策划。很快，关东军便发出密令，将在东北各地的“在乡军人”调往沈阳、长春等地集中。

此外，日本还调集了在渤海和黄海的日本海军部队，担任长江以北的及东北沿海的警卫。

日本的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而做的准备。

对于日本的这些动作，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有察觉。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很有可能在东北有大的军事行动。

9月12日，在石家庄停靠的火车车厢里，蒋介石秘密会见了张学良。

从石家庄返回北平的路上，张学良显得心事重重。看得出来，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甚至有些失魂落魄。这样的情绪，在回到家里后都没有任何减缓。

看到张学良显得心神不宁，赵四小姐（赵一荻）便感觉到他有什么心事，便关心地问道：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听到赵四小姐询问，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看到张学良这样，赵四小姐心里猜出了几分，又问：“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听了赵四小姐的问话，张学良没有直接把事情告诉她，而是再次摇了摇头。

想到张学良这次去石家庄就是与蒋介石见面的，便问：“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听了赵四小姐的话，张学良摆了摆手，说：“挨训？蒋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因为我抗日不力训斥我，我倒是高兴了。可现在，事情正好相反！”

听了张学良的话，赵四小姐的心里有些糊涂了。她看着张学良，疑惑地说：“相反？是怎么回事？”

这时，张学良愤慨地说：“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听到张学良如此说，赵四小姐感觉到事情变得复杂了，便说：“原来是这样啊！”紧接着，赵四小姐又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张学良说：“是的。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得到张学良明确的回答后，赵四小姐说：“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

张学良点了点头，说：“嗯，有道理。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听了张学良的话，赵四小姐想起了9月11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到的蒋介石的那个让他在9月12日去石家庄见面的密电。

因此，张学良还以为蒋介石有了什么锦囊妙计，解决东北当前的紧张局势呢！因此，在离开北平的时候，张学良是满怀期待的。

9月12日，蒋介石的专车从汉口来到石家庄，与从北平来的张学良乘坐的专车，在轨道上相遇。然而，蒋介石与张学良都没有下车，而是把两辆专车合拢，并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的会谈。

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密谈的时候，专车及车站范围内是由他们自己带来的卫队负责的，而外围的警卫则是由当时驻防在石家庄的何柱国负责布置的。

何柱国，1897年出生于广西容县南乡阳梅墟，原名铸果，字敬之，是广西籍的著名军政人物，但却不属于桂系。

在何柱国很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便相继去世了。在二哥何柱范的资助下，何柱国上了小学。

1910年，何柱国被在广东当官的二哥何柱范接到广州。随后，何柱国考入了广东随宦学堂，参加了学习。后来，在何柱范的建议下，何柱国考入了黄埔陆军小学堂第三期。

1916年，何柱国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次年，何柱国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骑兵科参加了学习。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担任了战术教官、分队长。

1922年7月，何柱国来到东北，加入了张作霖的奉系，担任了东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骑兵科主任。

后来，在奉军整军中，何柱国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从此，何柱国在奉系军队内风生水起。

1927年，在跟随张学良征战吴佩孚期间，何柱国率部先后攻克了中牟、郑州、开封、洛阳等地，升任为代理第45旅旅长。不久后，何柱国再次获得提升，担任了第37旅少将旅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后又被任命为第23师师长。

1928年，张学良担任了东北保安总司令后，奉军进行了整编，何柱国担任了东北陆军步兵第3旅旅长，军衔为中将。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前往日本，参观日军秋操，东北仅两人参加，何柱国便是张学良派出的两人中的一个。

在日本期间，何柱国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方对中国东北提出的领土要求。回国后，何柱国将在日本的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张学良。

听了何柱国的汇报，张学良说：“在我张学良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

1930年4月，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派东北军入关调停，命何柱国率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驻扎在山海关，扼守这一东北与关内连接的重要之地。

1931年，何柱国在石家庄驻防期间，更是担负了蒋介石与张学良密谈时的外围保卫任务。

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何柱国的信任之重，绝非东北军的一般将领可比，说是张学良的心腹，一点儿也不为过。

关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石家庄火车上的密谈内容，据何柱国在后来回忆说：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自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从张学良口中听到蒋介石“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时，赵四小姐立即明白了蒋介石这次在石家庄见到张学良时，谈的就是不让张学良抵抗之事。

因此，赵四小姐心里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便提醒张学良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张学良虽然非常重视赵四小姐的意见，但这次却却迟迟下不了决心，不停地走来走去，想要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看到张学良久久都没有说话，赵四小姐又说：“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听了赵四小姐的话，张学良才停下脚步，说：“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

紧接着，张学良又说：“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听了张学良的话，赵四小姐都觉得十分可笑。她轻蔑地说：“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

听了一下后，赵四小姐继续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对于赵四小姐的说法，张学良是认可的。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