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洗涤技术之演进与外传
王佩良 张若彤 柏莲花 黎钰琳
（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
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天也不离开肥皂。洗脸用香皂，洗澡用药皂，洗衣服用洗衣皂。脸要天天洗，衣服也要勤洗勤换。衣服穿久了，因沾污尘土、油污和汗水会散发出酸臭味。带有油污的衣服容易滋生病菌。脏东西还会腐蚀织物纤维，只有经常洗涤才能使衣服经久耐用。我国以草木灰、淘米水、澡豆、皂荚、肥皂洗涤沐浴的历史悠久，洗涤技术源远流长。从大历史观梳理华夏洗涤工艺的源流演变，了解中西方洗涤技术的传播交流，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草木灰洗涤由来已久
在民间，人们以前洗衣要“淋灰水”，在木盆上面放两根木棍，木棍上架一竹筛，竹筛中心铺一块粗布，将灶膛里烧木柴、秸秆的灰倒在粗布上，兑上水，淋下暗红色的草木灰水，将脏衣服放在盆里浸泡，再在搓板上捶揉，在水里洗涮，就很容易干净。考究其原因，柴禾灰里含有碱分，具有去污效果。
中国人用“淋灰水”洗涤由来已久。据《礼记·内则》记载：“冠带垢，和灰清漱；衣裳垢，和灰清浣。”《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练帛，以楝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精练丝绸，先用楝叶灰汁浸润，再放在光滑的容器里用蚌壳灰水浸泡，就可将污物清洗。楝叶灰水含K2CO3，蚌壳灰为CaO,遇水生成Ca(OH)2，二者相遇可以生成皂化性能较强的KOH，KOH与油脂结合，就生成真正意义上的肥皂，从而起到渗透、乳化、洗涤的作用。元朝王祯《农书》记录：“每织必先以油水润苎……，经织成布，于好灰水中浸蘸熬干，……如前不计次数，惟以净白为度。”织成的布放在含K2CO3的灰水中煮，作为润滑剂的油脂又被皂化成肥皂，使布煮练得更加白净。油脂在纺织过程中一物两用，构思巧妙。
古代，先民还将草木灰加工成灰碱，当作商品售卖。灰碱又名花碱、碱、石碱、水碱等，是从蒿、蓼等草灰中提取碱汁，和以面粉，加工成富含碳酸钠与碳酸钾的固体洗涤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今人以灰淋汁，取碱浣衣，发面令皙，治疮蚀恶肉，浸蓝靛染青色。”清代杨时泰在《本草述钩元》卷三“土部·石碱”记载：“其状如石，类碱，故名。出山东济宁诸处。造法：采蒿蓼之属，开窖浸水，漉起，晒干烧灰，以原水淋汁。每百斤入粉面二三斤，久则凝淀如石。连汁货之四方，浣衣发面，甚获利也。他处以灶灰淋浓汁，亦去垢发面。”
二、先秦时期以淘米水洗涤
公元前481年春天的某日傍晚，阚止在晋见齐简公时碰见陈逆杀人，于是将其逮入宫中，关入牢房。陈氏家族设法营救，先是送信叫陈逆装病，并送去“潘沐”和“酒肉”。陈逆“潘沐”后，请看守人喝酒吃肉，乘机将其灌醉杀死，然后越狱逃亡。晋代杜预注解曰：“潘，米汁，可以沐头。”东汉许慎《说文》“水部”曰：“潘，淅米汁也。”《礼记·玉藻》记载：“君子之居……日盥，沐稷而靧粱。”唐孔颖达疏曰：“沐稷而靧粱者，沐，沐发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用将洗面沐发，并须滑故也。然此大夫礼耳，又人君沐皆粱也。”据记载，卿大夫每天洗五次手，用糜子水洗头，用黄粱水洗脸，因其有光滑润泽肌肤效果。国君洗面沐发则用精细雪白的小米潘汁。在周代，等级身份不同，沐浴用的潘汁也不同，不得随意越规。当时，晚辈用潘汁给老人洗浴也是孝顺的表现。《礼记·内则》记载：子女事奉父母，“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作为子女，每五天要烧些热水为老人洗澡，每三天要准备温水为老人洗头。老人脸脏了，就要温些淘米水洗脸。淘洗稻米的水富含“水溶性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是一种绿色营养型洗涤用品，用其洗面沐发，既能去污垢，使肤发光滑润泽，还能消炎止痒医治皮肤病。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三卷“粟”条载：粟泔汁，特别是酸泔及淀，“洗皮肤瘙疥，杀虫。”古人还发明以谷物为主要原料的多种洗浴用品，如用淀粉泡澡的“淀粉浴”，用麸皮沐浴的“麸皮浴”。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姑娘仍保留着用淘米水洗发的习俗，这样可使头发又黑又长。现代有人将淘米水洗手作为嫩肤的秘方。
三、东晋出现澡豆洗涤用品
公元5世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提到猪胰可以去垢。动物胰脏含有多种消化酵素，可以分解脂肪、蛋白质和淀粉，具有去垢作用。明代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记载：猪胰“盖是甘寒滑泽之物；甘寒则津液生，滑泽则垢腻去……其能专在去垢腻，可用以浣垢衣，俗名猪胰子。”但猪胰不便保存和使用，人们便将其研磨成糊状，与豆粉、香料等和匀，自然干燥成“澡豆”。澡豆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洗涤用品，且大豆中含有皂甙和卵磷脂，具有加强洗涤和乳化起泡的作用。早期，澡豆在上层贵族中流行，民间罕见。据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纰漏》记载：“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士族出身的王敦是晋武帝女婿，他初次上皇室厕所，将厕所里用来塞鼻孔避臭的干枣以及用来洗手的澡豆当作食物吃了，还说是“干饭”。王敦“不识澡豆”的笑话说明，澡豆在当时是相当高级的洗涤用品，平民很少使用。从史料来看，澡豆也确是古代高级的洗浴用品，曾是宫廷专用。
唐代，高档胰子叫“面药”“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唇。杜甫《腊日》有诗句：“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即是每年冬天皇帝给官员赏赐“口脂面药”的场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冬，皇上对大臣关怀备至，新年将至，恩赐上等护肤用品以及“澡豆”。刘禹锡初任监察御史，为上司御史中丞李汶作《为李中丞谢赐紫雪面脂等表》，共120多字，其中写道：“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紫雪、红雪、面脂、口脂各一盒，澡豆一袋。”唐肃宗女儿永和公主用“药澡豆”美容，使皮肤白嫩细腻富有弹性。其澡豆制法是，先将热饭倒入冷水中浸泡五六天，取上层水煮沸，放入已溶化的鹿角胶和适量糯米，文火熬成粥。将粥摊开晒干，再将粥干与桃仁、杏仁、黑豆、白芷、白蔹、白芨、白茯苓、沉香、皂角及少许麝香一起捣为细末，密贮保存待用，洗澡时用以擦洗皮肤。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记载多种澡豆制作配方。如“洗面药澡豆方”，用猪胰、皂荚、白获苓、土瓜根等制成香皂，“每旦取洗手面，百日白净如素。”另一款“治面黑不净的澡豆洗手面方”：“白鲜皮、白僵蚕、芎䓖、白芷、白附子、鹰屎白、甘松香、木香（各三两，一本用蒿本）、土瓜根（一两）、白梅肉（三七枚）、大枣（三十枚）、麝香（二两）、鸡子白（七枚）、猪颐（三具）、杏仁（三十枚）、白檀香、白术、丁子香（各三两，一本用细辛）、冬瓜仁（五合）、面（三升）。上二十味，先以猪胰和面，曝干，然后合诸药捣末，又以白豆屑二升为散。”“旦用洗手面，十日色白如雪，三十日如凝脂，神验。（《千金翼方》无白僵蚕、芎䓖、白附子、大枣，有桂心三两）。”[7]
宋代，澡豆制作工艺有了质的飞跃，将天然皂荚捣碎细研，加入香料，制成橘子大小的球状，时称“肥皂团”。肥皂团因加入香料，又称为“香皂”。由于香皂最初在宫里使用，故又称“香宫皂”。据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宋徽宗时期，受宠的太监杨戬曾在家中后院建浴池，“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
明清时期，澡豆制作工艺得以改进，去污功能更强。在研磨的猪胰中加入砂糖、天然碳酸钠、猪油、香料等，按比例混和研磨，加热到40摄氏度，压制成球状。这种澡豆中的猪油被脂肪酵素部分地分解成脂肪酸，进而被碳酸钠皂化成真正的脂肪酸皂。这种产品外观如现代香皂，但其分解和皂化还不够完全，只是含酵素的半皂化混合物。胰子中含酵素，对于洗涤血迹、奶迹和汗迹等蛋白质污垢具有显著效果。此时，澡豆不再是皇家专用产品，达官贵人和土豪们也开始使用，甚至流传到民间，被称为“胰子”或“香胰子”。河北灵寿县流行赠人猪胰的习俗，由来已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前门外有合香楼、花汉冲等胰子店，合香楼胰子店始于崇祯四年（1631），已有四百年历史。
四、南北朝兴起皂荚洗沐
皂荚树是中国特有的苏木科植物，分布广泛，但品种不同。皂荚是皂荚树结的果实，别名皂角，又名鸡栖子、乌犀、悬刀，含有皂甙成分，具有起泡、去污、乳化等性能。中国人用皂荚作洗涤剂可追溯到汉代。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写童蒙识字课本《急就章》，最早出现“皂荚”二字, 该书卷下记载：“半夏、皁夹、艾槖吾。”据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写道：夹，颜本、玉海本作荚。皁，今写作皂, 古代作皁。汉简“治马伤水方”有荚付子，字正作“皁”。晋代陶弘景《名医别录》首次明确记载皂荚具有清洁作用，谓其“可为沐药，不入汤”。南朝开始流行以皂荚沐浴，史书多有记载。唐代李延寿《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记载：齐明帝萧鸾沐浴“尝用皂荚”。梁代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四《虞玩之传》记载：“员外郎孔瑄就俭求会稽五官。俭方盥，投皂荚于地，曰：‘卿乡俗恶，虞玩之至死烦人！’”梁代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三十四《刘休传》记载：刘休的妻子在宅后开杂货店，出售扫帚、皂荚等卫生用品。唐代李延寿撰《南史》卷十《陈本纪·论曰》记载：“始梁末童谣云：‘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污人衣，皁荚相料理。’”由此可见，南朝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老百姓，均用皂荚作洗涤剂，并出现售卖皂荚的杂货店。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草篇》记载：“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去衣垢。”“鬼皂荚”也是一种皂荚，其叶有去污功能，可用来洗头洗衣。皂荚因品种不同，去污功效亦有差别。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药典记载：“猪牙皂荚最下，其形曲戾薄恶，全无滋润，洗垢不去”，应选“皮薄多肉……味大浓”者，洗涤效果最好。
唐天宝十一年（752）成书的医籍《外台秘要》介绍一款“崔氏澡豆”，将皂荚末、豆粉以及香料混和，捣成细末，调以冬瓜瓤汁，制成丸。以此洗面，具有“悦面，色如桃花，光润如玉，急面皮，去皯黑䵳、粉刺方”的功能。由此可见，在8世纪的唐代，团块状固体肥皂已具雏形。还有抗皱、延年的面药澡豆配方：“白茯苓、土瓜根、商陆根、萎蕤、白术、芎䓖、白芷、栝楼、藁本、桃仁（各六两，去皮）、皂荚（五挺，去皮子）、豆屑（二升）、猪胰（三具，曝干）、猪蹄（四具，治如食法，烂煮取汁）、面（一斗）。上十五味，取猪蹄汁拌诸药等，曝干，捣散，以作澡豆洗手面。”该方用“皂荚”五挺，“甚妙”。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卷六列有洗面药皂方，用“皂荚三挺”。另据英国收藏的敦煌卷子S.4329记载的“洗面方”：“猪胰五具，荜豆一升，皂荚三挺，萎蕤。右件四物，和捣为散，旦起少许和水，洗手面，白如素。皇甫方。”
北宋末年，北人南渡，他们发现杭州不产皂荚，当地人用“肥珠子”洗涤，因其比皂荚肉质更肥润多膏，名其曰“肥皂”。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记载：“浙中少皁荚，澡面涴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皁荚，故一名肥皁。人皆蒸熟曝干乃收。”“肥珠子”是一种类似皂荚的洗涤用品，也叫无患子、油珠子、鬼见愁。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种树生长在高山之中，果实大如弹丸，有如肥皂荚的核子，黑色，坚硬，正圆如珠，故称“肥珠子”。“十月采实，煮熟，去核，捣烂，和麦面或豆面作澡药，去垢，同于肥皂。用洗真珠甚妙。”《本草纲目》记载用肥珠子制作“洗面去斑”方子：“有无患子上捣烂，加白面和为丸，每日取以洗面，去垢及斑。”这种“洗面奶”很管用，李时珍说“甚效”。
南宋初年，高宗在位，后宫女人都用皂荚洗浴。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 ’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皁荚多, 相公已有语, 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 ’”此处的“倚子”即“胰子”，即肥皂。南宋景定五年（1264），医家杨士瀛《仁斋直指》卷二十四有“肥皂方”：“白芷、白附子、白僵蚕、白芨、猪牙皂角、白蒺藜、白敛、草乌、山楂、甘松、白丁香、大黄、槁本、鹤白、杏仁、豆粉各一两，猪脂（去膜）三两，轻粉、蜜陀僧、樟脑各半两，孩儿茶三钱，肥皂（去里外皮、筋并子，只要净肉一茶盏）。右先将肥皂肉捣烂，用鸡清和，晒去气息，将各药为末，同肥皂、猪脂、鸡清和为丸。”这款肥皂方将多种具有美容功效的中药料、香料兑入捣烂的“净肥皂肉”，再添加鸡蛋清、猪油揉匀，制成丸式成品，具有“去白癜、黑䵟、白癣诸般疮痕，令人面色好”的功效。南宋陈元靓《事林方记》记载一款“仙方洗头药”：“胡饼霜、白菖蒲末、槵子皮末（一两）。右三味衮研，合炼皂角，浆和丸，如垍球子大，每一丸着灰汁，搽洗头，甚妙。”这种特制的洗头药用皂角与配料制作成固体球丸，使用时用灰汁濡湿，涂擦在头发上，容易清洗。今天，人们洗发，常将肥皂打湿，在湿发上反复摩擦，仍沿袭着千年前宋人洗头方式。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杭州)街市上有“肥皂团”出售，且是“小经纪”项目，已成为专门行当。这足以证明，在公元11至13世纪经济发达的临安地区已普遍使用固体皂。“肥皂”一词从最初专指肥沃的皂荚果肉，在南宋时已成为称呼以肥皂肉制作的固体肥皂。后来，“肥皂”用于指称固体皂家族，很多不含肥皂肉只含皂荚、豆粉的洗涤制品也被统称为“肥皂”。
南宋末年，歙县人方回曾累迁任严州知州，宋亡降元，任建德路总管，后罢官，作《桐江续集》，其卷十一《简杨华父诗》写道：“何如觅皁角，浣濯暑服腻”，说明宋代官员用皂角浸泡液洗衣服。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张生云：“夜来老夫人说，着红娘来请我，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怎么不见红娘来也呵? ”这则材料说明在元代书生会见红娘前喜用皂荚洗澡。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五卷“皂荚”条记载：“皂树高大。叶如槐叶，瘦长而尖。枝间多刺。夏开细黄花。结实有三种：一种小如猪牙；一种长而肥厚，多脂而粘；一种长而瘦薄，枯燥不粘。以多脂者为佳。”该书同卷还记载一种“肥皂荚”：“肥皂荚生高山中。其树高大，叶如檀及皂荚叶。五六月开白花，结荚长三四寸，状如云实之荚，而肥厚多肉。十月采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丸，澡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也。”
晚明冯梦龙《山歌》记录吴地民谣，其中有《木梳》，通过男女演唱各种梳妆用具调情，最后唱道：“姐道郎啊，我听你一通两通也是空来往，到弗如肥皂光光滚着子身。”在这里，肥皂擦身这一洗浴行为成为赤裸的性暗示。《山歌》中另一首民谣《烧香娘娘》也涉及肥皂，用滑稽的口吻演唱一位爱慕虚荣的少女去西湖烧香前向邻居借“香圆肥皂”洗澡妆饰一番：“讨一圆香圆肥皂打打身上，拆拽介两根安息香熏熏个衣裳。”人们在山歌中随口唱出肥皂，并将其作为人人都能意会的性暗示，也说明当时江南富庶地区已普遍使用肥皂。
在北京西郊的明代定陵出土了万历皇帝及其皇后使用的金、银皂盒。银皂盒底部刻有“肥皂盒一件重七两二钱”的铭文。该皂盒为圆形，“器内偏于中心部分设横隔一个，把器内分作大、小两部分。在小的部分有半圆形器盖一个，盖作子口，平面，圆钮。”这款肥皂盒设计精巧。平时将肥皂贮在较小的盒隔里，扣上器盖，避免落尘。使用时将肥皂取出，放在较大的盒隔中，这样将收贮与使用的功能分开，便于肥皂的保洁与清理。金皂盒由一浅一深两件圆盒套在一起，浅圆盒底面上有孔眼，肥皂用过后放在浅盒中，水从孔眼漏下，流到深圆盒底部，让肥皂干爽。金肥皂盒在出土时盛有两块“黑色圆形有机物”，显然是明代宫廷用肥皂的珍贵遗存。
在明代，肥皂制作工艺非常讲究。明代《竹屿山房杂部》记载一款“十白散”肥皂配方：“白芷、白芨、白蔹、白牵牛、白附子、白檀香、白茯苓、白僵蚕、白丁香、密陀僧、三柰子、楮实子、桃仁、甘松、鹰条各等份。以肥皂角剖开，水浸柔，仰置釜中，取薄荷叶、芜荽迭满其腹，蒸退其气味。去弦、膜，炒。同前药俱为细末，滴水，丸如龙眼大。每用糯米一溢作汤，颒面，擦之。浴身亦润泽。”其制作工艺是将肥皂荚从中剖开，用水泡软，在荚腹内填满薄荷、香菜，放入蒸锅中加热，去除其本身的刺激气味，增加薄荷、香菜气味。再去除豆荚上的筋和膜，入锅翻炒，与其他药料研成细末，混合，用水调成龙眼大小的皂丸。这款高档药皂用于洗脸洗澡，具有美容爽身效果。
香圆肥皂不仅圆，而且香。明人言及肥皂时，总爱带一个“香”字，曰“香肥皂”。在明人仿照宋画风格绘制的《货郎图》上，货郎架上悬挂四条垂幌，其中一条写着“出卖真正香肥皂”的广告语。周定王朱橚编的《普济方》卷五十一记载一款药用“肥皂圆”，可“治男子、妇人风刺、粉刺、雀斑、面上细疮”，配方最后载明：“欲入诸香，随意思之。”可加入不同品类和比例的香料，以求得理想的香味。万历年间的儒医胡文焕在《香奁润色》“手足部”中记载“香肥皂方”：“甘松、槁本、细辛、茅香、藿香叶、香附子、三奈、苓陵香、川芎、明胶、白芷（各半两）、楮树子（各两）、龙脑（三钱，另研）、肥皂（不蛀者，去皮，半斤）、白敛、白丁香、白芨（各一两）、瓜蒌根、牵牛（各二两）、绿豆（一斤，酒浸，为粉）。各件先将绿豆并糯米研为粉，合和，入朝脑为制。”肥皂中添加龙脑粉以及甘松、槁本、茅香、藿香叶、零陵香等草本香料，用其“洗面，能治靥点、粉刺。常用，令颜色光润。”《香奁润色》“面部”有“美人面上雀子斑方”：“白梅、樱桃枝、小皂角、紫背浮萍（五钱），共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日用洗面，其斑自去，屡验。”另有“治美人面上粉刺方”：“益母草（烧灰，一两）、肥皂（一两），共捣为丸，日洗三次，十日后粉刺自然不生。须忌酒、姜，免再发也。”两个药用皂配方，主治雀斑和粉刺，甚至可省略香料，节约成本。另一款肥皂方“专治粉刺、花斑、雀子斑，及面上黑靥，皮肤燥痒。”“此药去垢润肌驻颜。如年高得之，转老色如童子，似玉之光润，乃奇方也。久用斑滞自消，面如玉色。”
明代，用鲜花作发香剂是固体肥皂制作工艺的显著改进。宋人发现了茉莉、桂花等香料，却未将其用于制造肥皂，直到明代才出现“茉莉花香皂”“桂花猪胰球”。明代长篇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记载了西门庆用“茉莉花肥皂”洗脸的情节。此外，广泛栽培的玫瑰、排草也成为制作美容香皂的香料。崇祯九年（1636），张继科在《内府药方》记载“洗面玉容丸”配方：“白芷、白丁香、白附子（二两五钱）、羌活、独活、丹皮、三奈、甘松、藿香、官桂（一两五钱）、排草、良姜、檀香（一两）、公丁香（五钱），共为末，肥皂面一斤八两，合蜜，丸。”这款洗面玉容丸美容皂使用传统的檀香、丁香，还添加了时兴的“排草”香料，不是掺和白面，而是直接用蜂蜜将草药、香料、肥皂面调和成丸。这是只有皇家王府达官贵人才能消费得起的香肥皂精品。
清代，肥皂都带有香气，香肥皂被简称为“香皂”。清初李渔《闲情偶记·声容部·熏陶》记载，如要让女性身上带有香气，最好的物品是花露，其次是香皂。“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闺中应有之事。皂之为物，亦有一种神奇，人身偶沾秽物或偶沾秽气，用此一擦，则尽去无遗。……皂之佳者，一浴之后，香气经日不散，岂非天造地设，以供修容饰体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县出者为第一，但价值稍昂，又恐远不能致，多则浴体，少则止以浴面，亦权益丰俭之策也。”当时，江宁六合地区所产香皂最著名，价格昂贵，是女性青睐的洗涤用品。《红楼梦》提到芳官洗头发、宝玉早晨盥洗都使用香皂。宝玉对于繁琐的梳洗缺乏耐心，总是草草应付。洗脸时，紫鹃递去香皂，宝玉道：“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可见，当时香皂沾水后在肌肤上搓擦，与今天的香皂使用方法一样，只是传统香皂未加发泡原料，不会起泡沫。
清中期以后，香皂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开来，香皂制作工艺和香皂种类更加丰富。《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一款“药用香皂”，“用皂荚捣烂去滓，配以香料、药料合成。”当然，这是一款民间用的香皂。宫廷用皂更讲究，由御医专门研制，添加檀香、排香草、零陵香等名贵香料，除能洗涤去污外，还有美容嫩面、滋润皮肤、保健除痒的功效。慈禧太后是油性皮肤，喜欢使用特制的“加味香肥皂”。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太医为慈禧太后开“加味香肥皂”方，“檀香（三斤）、木香、丁香、花瓣、排草、广零（九两六钱）、皂角（四斤）、甘松、白莲蕊、山奈、白僵蚕（四两八钱）、麝香（八钱，另兑）、冰片（一两五钱），共研极细面，红糖水合，每锭重二钱。”名贵的檀香、木香、丁香，再配以芬芳的天然花瓣、排草，制作的香皂芬芳馥郁。又据《慈禧光绪医方选议》记载，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寿药房流传出慈禧太后祛风润面的胰皂“秘方”：绿豆粉六分，山奈四分，白附子四分，白僵蚕四分，冰片二分，麝香一分，共研成细面，再过重箩，兑胰皂四两调匀。慈禧坚持用这种中药美容香皂洗浴，几十年如一日，从中获益匪浅。
雍正年间，山西王吴猪胰子因其去污、养颜、护肤效果好，成为宫廷贡品。20纪50、60年代，王吴猪胰子皂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太原人最喜爱的洗涤用品。2009年，王吴猪胰子凭借其“洗、护、疗、润”四大功效，获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王吴猪胰子手工皂制作有三步骤。一是将猪胰脏剥去外表油脂，挑去筋络，加入碱、皂角、冰片，用木槌反复捶捣至浆糊状。二是按配比加入熬制好的猪板油和冰糖，两手扶着木槌，在青石板上来回擦，使肉红色的原料逐渐褪色，变成雪白色。三是去除原料里的筋络，重复搅拌，上案，揪成小块，称重，压模成型，晾干，包装。皂荚作为一种纯天然肥皂，在中国长期使用，直到今天，在偏远农村，仍有村民用皂荚洗涤衣物。现代作家汪曾祺《番瓜豆腐和皂荚仁甜菜》写道：“皂角，我的家乡颇多。一般都用来泡水，洗脸洗头，代替肥皂。”
五、西方制皂技术后来居上
约在宋元之际，随着南宋海军的外迁、蒙古骑兵的西征，华夏的科技流散四方，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兴起了制皂产业。当时欧洲出现一种将草木灰水加生石灰、山羊油制作粗肥皂的工艺。生石灰CaO与水H2O反应生成氢氧化钙Ca(OH)2，即熟石灰，其反应方程式为：CaO+H2O=Ca(OH)2。草木灰K2CO3与熟石灰Ca(OH)2反应生成氢氧化钾KOH，其反应方式为：K2CO3+Ca(OH)2→KOH+CaCO3↓，然后将制得的KOH与油脂混合加热皂化，就制得真正意义上的肥皂。肥皂是高级脂肪酸的碱金属盐类，其分子结构特殊，一端是亲水性羧基，另一端是亲油脂性烃基。洗涤时，污垢中的油脂被搅动，分散成细小的油滴，与肥皂接触后，高级脂肪酸钠分子的憎水基（烃基）插入油滴内，靠范德华力与油脂分子结合。易溶于水的亲水基（羧基）露出油滴外面，插入水中。这样，油滴被肥皂分子包围起来，分散并悬浮于水中形成乳浊液，再经摩擦振动，就随水漂洗而去，这就是肥皂的去污原理。
12世纪，英国兴起家庭作坊式制皂业。13世纪时，英国制皂商开始大量进口鲸鱼油、海豹油和树灰等制皂原料。13世纪，制皂工艺传入法国，马赛成为制皂中心，欧洲出产的橄榄油皂被冠以“Marseilles”之名。1524 年，英商开设肥皂厂。1662年，英国出现肥皂专利。1711年，安妮女王增收肥皂税。1760年后，英国纺织业蓬勃发展，肥皂需求量大增。1775年，巴黎科学会悬赏2400英磅征求工业制碱法。1790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布朗通过电解食盐水成功制造出工业火碱。次年，法国建立首家工业制碱厂，日产量达250-300千克。19世纪开始，制皂工业逐渐摆脱家庭作坊生产模式，开始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因拿破仑穷兵黩武，法国肥皂工业痛失发展良机。1823年，英国商人马斯普拉特在利物浦创设制碱厂，制碱工业突飞猛进，为肥皂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制皂工业非常繁荣，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开始大量出口。1851年，英国出口肥皂6000吨。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美国肥皂工业迅速崛起，与英国竞争激烈。皂商们为争取更多顾客，实施差异化品牌战略，从生产到包装，竭力让产品更具特色，获得顾客青睐。宝洁公司推出能浮于水面的象牙香皂一举成名。威廉姆·利弗在广告语中写道：“洗衣服会让自己比丈夫更苍老，而只有使用了sunlight香皂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赋予香皂能提升女性魅力的功效，1895年，威廉姆·利弗推出的Lifebuoy香皂含有石碳酸，具有消毒功效。1900年，他推出肥皂片产品，并打造“力士”品牌。
中国广阔的市场很早就引起西方肥皂商人的关注。据海关报告显示，在五口通商前，欧洲走私船就夹带肥皂进入福建和广东，但数量不多。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为洋皂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1854年，英商洋行率先将礼和牌肥皂输入中国，最初主要供外国侨民使用。1858年后，各洋行开始批量进口肥皂。对当时的中国大众而言，使用肥皂尚属一种高档消费，洋行在售卖肥皂的广告中标明“蒙士商赐顾”。除洋人外，只有少数富有士商才购买肥皂，并将之作为馈赠礼物。据《王韬日记》记述，他曾给好友赠送洋皂，“聊酬其昔日诊视之劳、药石之费”。“肥皂输入中国后，北方人称之为胰子，华南人称为番枧，长江流域称肥皂。”19世纪80年代末，各大商店和小摊都有肥皂售卖，但肥皂仍未取代传统洗涤剂，百姓对其持仰视态度。1888年，英国领事写道：“在每家中国商店里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商品，就是肥皂。甚至在小摊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价钱较低的肥皂条。在这里，肥皂应该有广大的市场……但除了少数西人的仆役外，我从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使用肥皂洗脸和洗手，自然在浴堂里是见不到肥皂的，或许高贵的妇女们会用到它，否则除非当做古董，似乎就没有前途了。”由此可见，当时的肥皂还不好销售。1889年，“一位在长江流域旅行的外国人就看到，1条肥皂被切成32片在卖，普通人抱着新奇的心理在尝试使用肥皂。”19 世纪90年代后期，肥皂开始畅销。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及以后，（上海嘉定县）洗衣去垢，往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皆无用皂荚者。”光绪末年，“无论通商巨埠，乡村闾巷，贫富贵贱，皆备（肥皂）为家庭日用必需物品。”此时，肥皂已取代传皂荚，成为民众日常沐浴洗涤不可或缺之物。
随着中国肥皂市场的逐渐成熟，外商开始在中国建厂，就地生产肥皂。1888年，英国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率先设立“美查造胰厂”，其高层管理者坚信：“这种工业前途很光明，不久便能日渐发展。”此后，中国的肥皂工厂遍地开花。1900年，日商积善洋行在上海设厂生产化妆肥皂。1906年，德商布拉克赫德商会在香港建立肥皂厂，年产肥皂二千万磅。1908年，德国商人盘门在上海徐家汇创设固本肥皂厂，生产各种香皂。1916 年，俄商斥资一百万元在东北建立滨江东兴实业公司。1923年，英国商人开设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外资皂厂相继设立，逐渐垄断中国肥皂市场。
七、中国肥皂产业之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国有识之士提倡“实业救国”，呼吁“设厂自救”。陈炽《器用之工说》主张仿造“胰皂”：“西人考物含碱性，惟水草为最多，故以腐草之汁入以制蜡之油，稍加香药制成洋皂，……中国旧日之胰皂几无过而问者，……亦购机设厂自制。”因生产经验不足，技术不过硬，早期华商所产之肥皂“恒为流质，难于销售”。1879 年，清末科学家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一书中详细记录其考察巴黎皂厂的见闻，为国人建设肥皂厂提供宝贵资料。1889年，徐寿之子徐华封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旁创办广艺公司，希冀“广开工艺之门”，生产祥芪肥皂，他是中国近代民族肥皂工业之鼻祖。1902年前后，随着清末“新政”及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国人自办皂厂的热情逐渐高涨。“光绪二十八年（1902），顺天府尹陈璧创设北京工艺官局，设肥皂科，有10名工人制造肥皂，在前门外观音寺陈列所售卖。”1903年，宋泽久集资五千元申请注册天津造胰有限公司，先是手工制皂，1908年采用机器制皂。每月可“出条胰、块胰五六百箱，香胰六七百箱，洋烛二三百箱”，是华北地区经营肥皂工业的佼佼者。1911年，华商董甫卿投资3000元，在上海闸北永兴路首创裕茂皂厂，生产双喜、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华商皂厂一般规模小，设备简陋，缺乏专门技术人才，产品粗陋，不能与外商竞争。民国初期，百业待兴。“一战”爆发，洋皂进口锐减，民族皂业蒸蒸日上。1921年，华商五洲药房项松茂收购德商固本皂厂，创立五洲固本皂药厂，是为中国最大的机制肥皂厂。1923年，英商联合利华在上海建立第一家企业，生产销售阳光牌和力士牌香皂。为了与英商竞争，五洲固本皂注意唤起消费者的爱国认同，在广告宣传中倡导使用国产肥皂洗刷国耻：“大国耻，用人民的血来洗；小国耻，用五洲固本皂来洗。若用外国皂洗衣，便是增加小国耻。”1924年秋天的北平，一辆驴车拉着留声机，有人摇着把儿，放着音乐，车上插着横幅，上面写着“爱国请用一枝花香皂”。这是时兴的走街广告。这句话还写在一只大蜈蚣风筝上，飘上北京的天空，轰动一时。这是在京城发明的空中广告。1932年１月31日，爱国实业家项松茂及五洲固本皂厂的11名员工遭日军杀害。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五洲固本肥皂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日化企业被日军控制，生产萎缩。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汪伪政权垮台，东南化学皂厂抓住有利时机拓展市场，其船牌肥皂在杭州独占熬头。新中国初期，国家接管明星香水肥皂厂，成为最早公私合营的企业。1952年，依法接管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成为上海日化行业中第一家国营企业。1955年2月，国营中国肥皂公司针对皂化过程甘油回收率低的痛点，成功研发了全逆流洗涤工艺的先进煮皂法，在全国推广。自1956年起，五洲固本肥皂厂用国产香精配制出与进口力士香皂类似的新产品。1961年４月，我国扇牌洗衣皂远销东南亚和非洲。1964年，五洲固本肥皂厂试制的妃色玉叶香皂，性情温和，适用于文艺工作者卸妆后洗用。
由草木灰到淘米水，由澡豆到皂荚，由肥皂到香肥皂，再到香皂，体现了中国洗涤工艺的进步，也体现了人们对保洁卫生与美容时尚的不断追求。在宋元以后，可能受中国制皂技术的启发，西方制皂业突然崛起，后来居上。俗话说：“教熟徒弟打师傅。”“洋皂”在利益的驱使下，迅速代替中国的传统肥皂，进入千家万户，不仅赚取大量利润，还导致人们对华夏悠久而辉煌的肥皂制造工艺集体遗忘。如今，宝洁公司的洗涤产品在中国市场非常畅销，每年赚走无数财富，殊不知其背后的犹太资本，可追溯到近代策划鸦片战争并一次次幕后资助侵华战争的沙逊财团。因此，了解中国传统肥皂工艺的源流演变真相，增强国货意识，守护民族品牌，在今天商战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版权保护，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王佩良，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
张若彤，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3级硕士生。柏莲花，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4级硕士生。黎钰琳，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4级硕士生。
编辑：湘源地 李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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