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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进入2025年，全球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分化态势进一步显现；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风险不减反增，出口渠道愈发收紧；国内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结构性问题待解。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压力。
近日，郑永年教授接受了《新京报》等多家媒体专访，展望2025年的经济形势。郑永年教授指出，尽管存在多重风险，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从当前经济形态来看，无论是中国的陆上经济、海洋经济，还是空中经济、数字经济，中国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供挖掘。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特朗普的“复兴计划”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可以对冲、抵消并加以控制的。
近期，郑永年教授还就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话题分享了深入思考。IPP评论特此对郑永年教授近期的重要观点进行整理与汇编。
郑永年：提升政策敏感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2024年1月4日广州日报
1月3日，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提出要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加快构建“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郑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就广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了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优势产业、借助科学手段预见未来产业、大力支持民企发展民营经济、开辟“新赛道”避免“一哄而上”等四大建言。
郑永年教授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世界正经历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产业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广州具有优势的产业，从而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他强 调，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搭配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广州应认真思考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敏感度和前 瞻性，这其中的关键是通过科学有效的手段进行技术预见，日本和新加坡都有通过科学有效的技术预见，来寻找产业发展的赛道的经验。
今年，国务院批复了《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把广州定位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等六大城市性质以及国际商贸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综合性门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四大核心功能。
郑永年教授建议，广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考虑增加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需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来自政府的资源可获得性。产业政策需要释放出更多的空间给民企，尤其是在竞争性领域。
较之全国其他城市，广州的国企与民企既均衡也相融。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那里的市场发育程度就比较成熟，那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
郑永年教授还强调，谋定产业赛道，要避免一哄而上的发展模式，需要寻找通过政策松绑即可发展的新赛道。例如，广州发展私人游艇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私人游艇产业，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广州优美的珠江岸线资源，发展广州的临港经济。
更重要的是，游艇产业的发展将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培育海洋思维提供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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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要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
2024年1月4日新京报
近日，郑永年教授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信息，展望2025年经济形势。全文可见《 》。
郑永年教授认为，当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既来自国际环境的巨变，也来自内部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困难。
在外部，美国等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在内部，我们自己的经济面临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难等问题，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过度内卷等挑战。
就外在的地缘政治来说，人们感到不确定的是特朗普的“美国复兴”计划对我们所能产生的负面冲击，但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对冲、抵消和可控的。
至于内部发展，基于客观的要素，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二是我们有巨大的未来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有的空间还是未来的潜力，都是可以通过导入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实现的。
他强调，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增长空间和潜力。
一是陆地经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进已经让中国大陆经济的活力释放出来了，但尚未见顶。西部和西南部依然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亟待挖掘。东部沿海地区有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发展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而这些在中西部还有大量发展空间。
陆地外循环的空间也正在扩大。中国掌握着中端以下技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些技术是欠发达国家尤其是低度发展国家所需要的。交通设施的改善必然深化我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实现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共同发展。
二是海洋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发展海洋经济，但是海洋经济的潜力现在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三是空中经济。空中经济也有发展潜力。我们现在可以造大飞机了，大飞机生产在推动一个新的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低空经济更是新增经济空间。今天长三角、珠三角都在努力发展低空经济。
据中国民航局预计，到2025年，国内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四是围绕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
此外，郑永年强调，促成我们乐观的更大原因在于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科技创新。需要通过放松监管，促成科创成果落地而转化成为新的生产力。
如何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一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科创。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问题，对传统产业的升级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
因此，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的核心是科创。
郑教授指出，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技术已经转向了原创，但是生产关系和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导致过度的监管。监管过度自然导致新经济活动落地难、增量经济减少，继而导致发展不足。
他认为，除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之外，还要加一支箭，即“松规”。“松规”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放松监管；对地方政府来说意味着松绑。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就会很难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经济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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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新书《前海模式》首发
2025年1月4日大湾区评论
2025年1月3日，《“前海模式”：改革、开放与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新书上线，首发式于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行，郑永年教授与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达携新书亮相全国新书首发中心。
在主题演讲中，郑永年教授分享了《前海模式》一书的创作初心和现实意义。“我们要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发展既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又保持了政治经济独立自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前海模式》的重要性就在于通过阐述前海未来发展的定位及思路，将视角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由‘前海模式’破题，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为点睛之笔”。
郑永年教授指出，《前海模式》一书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及内外部风险与挑战展开分析，还就如何用好“新三大法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前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改革的深度和开放的广度，更在于其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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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企业“松规”与对地方政府“松绑”
大湾区评论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上发文指出中国科创进步的关键在于对企业“松规”与对地方政府“松绑”。详情请见《》。
郑永年教授在文章中详细阐释了在当下环境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回应的关键问题。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一方面是外资（尤其是美资）来得少了；另一方面是监管不当或者过度而难以落地。他强调，原创技术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是关键，这需要对新技术的落地放松监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未在微观层面发挥显著作用。原因在于，在存量经济活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要促成宏观经济政策转化为微观层面的红利，需要释放更多新的经济活动，需要对企业和政府“松规”。
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药落地难，企业反馈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审批时间过长，甚至提交审批后杳无音讯；二是即使药物成功上市，但因为要和医保体系挂钩，药品价格也难以达到预期水平。
在互联网领域，未来游戏产生的数据信息对人工智能的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至少就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来说，人工智能基本已经吸收了人类知识的总和，下一步只是再做分类、优化和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新产生的信息。未来的信息很大一部分将来自游戏，以及与人工智能交互产生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我们在信息产生领域就会落后于美国，甚至其他国家。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本土化的实际应用仍然很少。有意义的竞争仅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不在中美公司之间。中国不少人工智能专家由于技术无法在国内落地，去了美国。
此外，郑教授认为，要取得科创的进步，不仅要对企业“松规”，更需要对地方政府“松绑”。他指出，需要改变过去很多年盛行的“捆绑”式发展模式。他指出，今天的地方政府面临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度频繁的监管。包括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的监管没有整合和统筹，地方政府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配合。
二是过度细致的考核。考核指标过细，在一些领域，指标的级数越来越多，指标也越来越细化，束缚了干部的作为。
三是官员消费问题。前些年禁止地方官员和企业的互动，现在有关部门并没有放松。
四是减薪。鉴于财政困难，一些地方施行减薪办法以缓解财政压力。一些不需要减薪的地方也开始减薪，并且减薪幅度不小。这对不少年轻官员甚至造成生活上的压力。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些干部选择不作为，甚至“躺平”，成为中央宏观政策难以落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是对企业的“松规”还是对地方政府的“松绑”，体制机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实际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个领域300多项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APEC会议上也特别提到300多项改革举措，都表明我们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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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不光要看经济，还有战略考量
2025年1月1日上观新闻
近日，上观新闻记者对郑永年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大讲堂”上所作题为“当前国际形势与我们的对策”的主题讲座进行了报道和梳理。详情可见 。
郑永年教授认为，我们应当对包括多极化、全球南方等国际局势热点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在跟各方交往的过程中，要形成和平思维、双赢思维。
郑教授指出，大国间的竞争，主要是发展模式之争。今天的美国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可将其称为原始资本主义2.0版，我们不要低估美国资本重塑美国政府的能力。同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秩序的影响。人工智能浪潮到今天为止，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两个区域：一块是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到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另一块是从波士顿到纽约。
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几个领域。
以人工智能为例，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赶上了美国，但相关应用偏少，亦步亦趋的偏多。不是我们没有创意、没有技术能力，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落地。
要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单边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精准推动的，包括确定哪些内容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优先实施，循序渐进，由点带面，通过试点成熟后再全面推广。这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
在某种意义上，深化高水平开放、扩大单边开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好办法。美国不是一体的，华尔街、农业州以及普通百姓是希望同中国继续交往的。扩大单边开放可以化解对立思维、做大共同利益，推动全球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诸多优质资源更好地汇聚在一起。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不光要看经济，还要有战略考量。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都战略性地让渡出一些经济活动给国际行为主体，我们也应积极细化这个思路。现在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城市允许外资独资医院进入，目的就是打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发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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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发展“人才地域性嵌入模式”
2025年1月1日大湾区评论
近日，郑永年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向勋宇合著的《人才地域性嵌入模式：我国人才建设的新路径探索与反思》一文发表在部级期刊《国际人才交流》上。原文修订后发布于“大湾区评论”，详情可见 。
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人才建设的现状与特点，指出了当前我国人才建设的问题与局限性，包括政策制定的单调性；人才储备的单一性；创新研发的局限性；营商环境的束缚性。
文章提出发展“人才地域性嵌入模式”，以进一步引导未来的人才工作。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探讨与实现人才在某一区域的嵌入。“人才地域性嵌入模式”将人才建设内容大致分为四个维度：人才发展动力机制，人才吸引机制，人才培育机制和人才保留机制。同时，结合我国的人才建设特点与局限，进一步阐释未来人才建设的可行之计。
第一，在“人才地域性嵌入模型”中，地方政府需要删繁就简，以更为便利的办事程序服务相关人员。同时，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避免行政管理的碎片化。为各类人才提供一个稳定及友好的营商和就业环境。
第二，人才吸引机制通过提高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来吸引人才。内部环境的开放强调的是人才引进条件设置方面要合理化。而外部环境的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开放海外资本和人员的流入。
外省人员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办理引进人才落户业务。图源：新华社
第三，人才培育机制则是强调国家在教育和人才自我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当地的教育水平，提供持续性教育机会，以提升整体水平。同时还需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四，人才保留机制则要体现人才公共生活方面的优越性。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人才，我们都需要为其以及其家属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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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调研树根互联
2025年1月1日树根互联
近日，郑永年教授赴树根互联实地调研，并与广州海珠区副区长陈宇共同深入了解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政策需求，探讨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郑永年教授与研究团队前往参观树根互联开展调研。图源：树根互联
在调研过程中，郑永年教授就“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大数据赋能”、“中小企业及产业链转型”、“产教融合实际落地”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深入探讨，鼓励树根互联充分发挥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作用，在更广范围进行合作赋能；并对易工品通过供应链平台化实现大数据全面累积、推动打造数字工业产业链行业标准表示认可。他还就政府如何更好地支持产业创新、优化政策环境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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