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历史，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是有启示意义的，相比我们，伊朗的革命其实不彻底，没有经过各种残酷的考验，很多事情都是想当然。

伊朗革命的起因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经济不增长就罢了，但是70年代伊朗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分配渠道没建设好，财富大量流向少数人群，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拉大，最终演变成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中坚力量是毛拉，上面是大毛拉，再上面是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所以才说是伊斯兰革命。革命只是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但是并没有就内部问题再次改革，所以伊朗的内部分歧分歧非常大。

革命之后伊朗奉行的对外政策是中立，“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100%伊斯兰化”，还想要把这种革命向全世界输出。在1980年3月的讲话中，霍梅尼说“我们必须要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伊斯兰不仅拒绝承认伊斯兰国家之间的任何差异，而且认为它是一切被压迫人民革命的倡导者。”这一点就让其他伊斯兰国家很害怕了。

但是到了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前，修改了宪法，实行三权分立，这有点类似蒋经国晚期开放台湾的党禁，导致美国扶持的势力迅速崛起。

代表人物就是1989年上台的总 统拉夫桑贾尼，他上台之后推崇自由经济，国有经济私有化等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的政策，随后就是亲西方的势力逐渐崛起。

本来伊朗革命就不彻底，左中右派掺杂在一起，各有诉求，一旦继承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镇不住，改革派就没有办法遏制了。

也就是说对西方有幻想的改革派非但从来没有消失过，反而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以后还逐渐做大了。

以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改革派获得了很多社会精英的支持，而以内贾德为代表的保守派获得了社会底层的支持，两派内斗严重。

一个国家内部意见不统一，就会内乱，所以清朝打不赢列强，并不是因为清朝弱，而是内部各派相互攻伐，埃塞俄比亚人用长矛都能把意大利人赶跑，清朝军队难道只有长矛？

两派内斗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经济问题，保守派认为伊朗的经济问题是美国制裁造成的，要和美国抗争，而改革派认为既然是美国造成的，就应该和美国谈判解除制裁。

所以伊朗就通过核武器这个问题不断的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谈判。

伊朗的想法是以研发核武器这个做筹码让美国放弃制裁，这样伊朗就可以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这种想法很幼稚，因为伊朗的实力是不足以让它保持独立自主的。

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去找过战神李靖，想要获得他的支持，被李靖拒绝了，他不想参与到任何一方，也就是谁赢了就支持谁，最后李世民没有为难他，因为李靖有那个实力。

而对于房玄龄，李世民的态度就非常坚决，他要尉迟敬德带着剑去，给的命令是如果房玄龄人不来，就把他的头带来。

这一点其实放在当今世界依旧如此，当今世界，只有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这种国家保持中立，我们是可以容忍的。而伊朗并不具备这种实力。

既想要讨好美国，又不想委身于中国，你说你有独立性，没问题，你独立，那就不要我的钱，所以中国根本无法对伊朗进行帮扶。中国可以把武器卖给塞尔维亚，沙特，埃及，但是不能卖给伊朗，并不是害怕美国制裁，而是害怕伊朗不坚定。

连巴西总统跑到中国都说喜欢看中超比赛，伊朗难道比巴西还厉害？

我们不是想要别人谄谀，这不是君子行为，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朋友，《论语》 说：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伊朗对我们来说就是谋而不忠，交而不信，我们传授给它的斗争技巧也是传而不习。所有的这些都不能用“保持中立和独立自主”这个说辞来搪塞。

这次伊朗连续多位高官访华，这就是病急了才找大夫，我们能怎么做呢？

伊朗外交访华，在新闻公告里面是这么说的：双方一致认为，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是大国博弈的角斗场，也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地缘争夺与冲突的受害者。中东各国前途命运应当掌握在中东人民自己手中。

也就是该你打的仗，不要退，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帮助伊朗，中国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缩小对美国的包围圈，让美国产业凋敝，美元崩盘，只要美元完蛋，美国经济再现1929年的大萧条，全世界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不给美国发动战争的机会，就这么慢慢耗死它，如果最后伊朗没有出手，而是土耳其坐大了，那就和土耳其合作。

扶持弱者，会被全世界说成是培养傀儡，最后合作关系还不稳固。

和胜利者合作，全世界都无话可说，胜利者有本事摆平地区问题。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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