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献东
第四部分
美国军工的“白宫-华尔街-硅谷举国体制”
美国国防部是战争部、新科技部，也是新经济部。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小政府”中，国防部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大机构，比任何国家的国防部管的都“宽”，发挥的作用更大。五角大楼在不同时期组建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战略资本办公室（OSC），虽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但也大大促进了美国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美国政府的举国体制
2015年，美国国防部在硅谷设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2018年，DIUx更名为国防创新单元（DIU）成为国防部常设机构。DIU成立仪式在斯坦福大学举行，时任国防部部长强调说，DIU将重塑五角大楼。
与DARPA主要关注预先研究不同，DIU的任务则是为军方充当可为防务安全服务的民用技术的发现者、牵线人和投资者，搭建将民用技术快速引入军方的桥梁。DIU下设3个工作组：军民对接小组、技术转化小组、风险投资小组。
1974年颁布的《联邦采购条例》（FAR）对美国政府采购做了详细要求，但程序繁琐，不适合创新业务的开展。为提高国防部采购流程效率，适应硅谷创新创业公司技术和项目迭代特点，DIU被特别授权使用“其他交易授权”（OTA）（DARPA也拥有这项特权）。OTA是美国强力采办工具的法定名称，可以豁免政府现有采购法规和条例中的许多繁文缛节，加快与政府打交道经验不多的初创企业与军方的沟通与合作。
DIU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放宽OTA有关规定，允许美国国防部授予更大金额的OTA协议。例如，DIU的操作流程是首次会面60天内授予合同，可以直接签订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允许完成样机项目的承包商不经进一步投标，即可获得后续生产合同，实现技术的快速试验和转化。这方面，2017年成立的安杜里尔公司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2017年创办的安杜里尔公司，专注于AI技术驱动开放操作系统研究。不同于传统军工繁琐冗长的研发流程，安杜里尔公司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用AI技术驱动硬件实现快速迭代，低成本研制出从无人机到无人潜艇等各类新型武器，这些武器已在乌克兰、加沙投入实战。与传统军工巨头复杂炫目的武器使用平台不同，安杜里尔的武器可共用一个操作平台“莱迪思”，这个平台可以承担战场指挥平台职能，一名操作员可控制和协调多个AI自主武器，从无人机、潜艇到移动监视塔，可自如转换角色。操作平台“莱迪思”与日常使用的软件相似，用户界面友好。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为了用有限的预算为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的武器，美国政府已向安杜里尔公司等非传统军工企业订购了多种低成本武器。安杜里尔公司研制的名为“走鹃”的智能无人机拦截器，高1.5米，运输灵活，弹头载荷是同类飞行器的3倍。相比只能单次使用，售价10多万美元的AGM-114“地狱火”导弹，售价几万美元的“走鹃”可以从发射平台垂直起降，如果判断威胁不存在，还能完好返回指定的地点。
硅谷防务集团（AVDG）在2024版国家安全百强初创企业排行榜报告中分析，从政府采购方面看，相比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美国防部更倾向于使用“其他交易授权”OTA等非《联邦采购条例》承包的方法采购创新技术，但从整体看，采用非《联邦采购条例》承包方法授出的合同数量仅占全部合同的25%左右。就上榜企业来看，政府通过《联邦采购条例》规定的采办方式授出的合同数量占比为88%，非《联邦采购条例》采办方式合同占比12%。报告认为国防部及DIU在应用“其他交易授权”OTA采购工具方面做的仍然不够，没能对一些初创企业给予及时支持，影响了民用技术在防务安全领域的推广应用效率。报告建议，要进一步精简合同流程，帮助小企业和非传统承包商公平获取联邦合同。
虽然DIU成立以来办成了不少事，但国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五角大楼做的还是不够。迫不得已，五角大楼继续设立新机构。2022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设立“战略资本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以下简称OSC）。在OSC成立大会上，五角大楼发言人说，OSC的成立可以弥补DARPA和DIU的不足。
DARPA有什么不足？DARPA是美国政府中最成功的机构，许多国家都在向DARPA学习。一般人看来，DARPA被指责的不足有些“凡尔赛”，原因是：五角大楼给了DARPA很高的失败容忍度，但是，DARPA孵化投资的创业项目成功率过高，失败率太低，国会因此质疑DARPA组织研究的技术和产品是否足够创新，是否代表了前沿科技，是否具有颠覆性技术潜质。在DARPA组织研发的高超声速导弹屡屡受挫之年，DARPA依然被权威投资机构评为年度创新项目之星，投资界给DARPA以肯定。然而，美国国会却认为，DARPA过多的商业活动影响了其成立时的宗旨，DARPA应该减少投资活动，专注于发掘“奇思妙想”，加强从0到1颠覆性技术研究。
我们习惯将0作为原创技术或产品的研发起点，将0-1作为原创技术或产品研发阶段，将1-10作为实验室产品向全面生产“惊险一跳”阶段；将10-100作为新产品实现大批量生产获得商业成功阶段。如果从筹资角度看，0-1阶段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预算，10-100阶段的资金主要靠资本市场解决。而1-10阶段的筹资就比较难，这一阶段被称为“死亡之谷”，虽然风险基金和政府会投一些资金，但远远不够，因此很多新技术或新产品经常夭折在大批量生产之前。
按照五角大楼给DARPA和DIU的定位，DARPA负责推动从0到1颠覆性技术和产品研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或非营利组织。同时，DARPA也兼顾1-10阶段的产品孵化，资金一般来自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机构。但有些时候，当DARPA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研发的一些过于超前的产品不被理解，由于缺少“临门一脚”资金的支持将跌入“死亡之谷”时，迫不得已就亲自下场筹资，科学家变成了风险投资家，因此给了国会批评DARPA“不务正业”的口实。
DIU负责遴选从1到10可为防务安全所用的初创企业，这一阶段的资金一般来自各军兵种。同时，根据需要，DIU也要帮助初创企业加快发展，为国防部提供高技术、低成本、大批量的成熟产品，例如DIU组织实施的快速部署大量全域、可消耗的自主系统“复制器”计划，需要各类企业参加并要求具有大批量生产能力，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就成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面对大量的资金需求，DIU已力不从心。硅谷防务集团对DIU的批评，也可能是DIU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样可以引起国会重视，多增加防务预算。
新成立的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OSC）将解决以上问题。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说：“OSC关注的技术类型包括那些通常主要具有商业价值，而不是由国防部直接购买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将在未来有机会为提升防务能力提供支撑。由于今天私营部门的资本是技术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我们可以通过与专注于国防部关键技术领域的可信任资本接触，来建立持久优势。”
奥斯汀进一步解释了OSC的职责：为国防部确定工业界和学术界有前景的关键技术领域，并确定其优先次序；对国防部至关重要领域的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为国防部提供信息，并鼓励私营部门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推动政策制定、执行和实施，以保护私营部门的工业和技术能力。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进一步解释说：下一代生物技术和量子科学通常需要长期资金支持，以跨越实验室和全面生产之间所谓的“死亡之谷”。这些技术公司还受到长期“耐心资本”供应有限的影响，这导致它们无法将技术转化为军事能力，即使是在政府拨款或合同的帮助下开发的技术，也同样存在“死亡之谷”。
五角大楼发布的OSC成立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OSC与DARPA、DIU在项目选择和投资方式方面的不同之处。
DARPA更多关注颠覆性创新技术，主要支持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项目，遴选具有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私人企业，投资方式相当于天使基金。DIU更多关注能够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方案的初创企业，投资方式相当于风险投资。OSC负责为这些项目找到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或亲自出手。
OSC首任主任杰森·拉杰博士说，该办公室的使命是协调和扩大私人资本以支持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军方一般主要依靠合同和拨款开展工作，OSC则将采用美国军方通常不使用的贷款、担保和其他金融工具来开展工作。战略资本办公室将在第一年分析关键技术资本不足的项目，例如，五角大楼已经资助了碳纳米管的开发，但还没有直接采购，对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公司军方也很有兴趣。
OSC的长期资本功能很快在硅谷银行破产事件中得以展现。2023年3月10日，硅谷银行宣布破产，使许多科技初创企业陷入困境，而与这些企业有关联的五角大楼也受到了冲击。国防部DIU、OSC等机构很快为在硅谷银行有账户且从事与国防项目相关的初创企业制定了应对计划，承诺在需要时向这些公司提供现金。与国防部签订合同的数据软件服务公司Strider Technologies Inc.的联合创始人埃里克·莱维斯克说：“听到银行破产消息6小时后，公司账户就被封锁，华盛顿（五角大楼OSC）这一（兜底）承诺，让我们松了口气。”
对于硅谷银行破产的影响，前国防部DIU主任迈克·布朗指出，许多从硅谷银行获得资金支持的初创公司都与国防部有合作。如果政府不介入，一些军事产品生产可能面临风险，可能也对供应链造成直接影响，一些机密项目的供应商可能已经受到了威胁。
2023年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OSC）和小企业管理局（SBA）所属投资与创新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以2022年12月发布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关键技术为基础开展合作，增加对半导体、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早期投资。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年代大萧条时期建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RFC经过几次调整后于1953年变为小企业管理局，1958年被国会确定为“永久性联邦机构”，专门向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技术援助、政府采购、紧急救助、市场开拓（包括国际市场）等全方位服务。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是SBA支持的信用担保机构，曾扶持了联邦快递、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众多知名企业，催生了一批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园区。OSC寻求与SBA合作，是明智之举。
OSC主任表示：“与SBA合作，能够为早期科技公司和资本密集型小企业提供投资机会，以满足当下最紧迫的防务安全供应链需求”。
然而，对于美国国防部成立战略资本办公室加强与硅谷初创企业合作也有一些不同声音，认为五角大楼的决定有些舍本逐末，缺乏远见， 这显然是传统军工巨头的观点。然而，这种言论已不合时宜，因为在太空探索、人工智能等领域，硅谷初创企业已经走在了传统军工巨头们的前面。
2020年以来，美国传统军工巨头不但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制方面一再失手落后于“其他国家”，在登月、空间站建设等方面的计划也一拖再拖，如果没有马斯克、贝佐斯们的新型太空技术公司的出现，美国的宇航技术可能真的还停留在上个世纪。2024年6月5日，波音星际客船将两位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开展为期9天的太空任务，但由于设备故障致使两位宇航员返回日期一推再推。波音公司在星际客船项目上已超支15亿美元。
美国军工资本的举国体制
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投资方面，美国社会呈现出了资本的“举国体制”。从华尔街到硅谷，从中情局到国防部及各军兵种，各类基金和投资公司不断组建，它们帮助以硅谷初创企业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型小企业耐心成长，不但支持马斯克打造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样的新型军工企业，还培育了一大批与防务与安全有关的硅谷初创企业，其中不少已在乌克兰战场得到考验。
早在2005年6月，中情局所属In-q-Tel风险投资基金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尔曼·路易接受采访时说：“直到IQT出现，美国才有了完完全全的政府风险投资，IQT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政府风险投资机构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跟着我们学。”
2012年，“杜立特协会”成立，最早主要为空军提供技术转移等服务。协会以杜立特命名，是为纪念二战期间“杜立特空袭”指挥官詹姆斯·杜立特，效仿其领导改装并从航母上部署B-25轰炸机的做法，实现快速创新和解决问题。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与“杜立特协会”联合创建了“特种作战工场”（SOFWERX），推动民用技术在特种作战场景的应用。2017年，美国空军与杜立特协会创建“空军工场”（AFWERX），为了配合这些创新组织开展工作，美国空军、陆军等军种都成立了自己直属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展各种形式的创业挑战赛发现新项目，推动创新技术在军方的快速应用。
2015年，在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支持下，在摩根大通银行赞助下，非营利组织硅谷防务集团（SVDG）成立。麦凯恩对五角大楼的官僚体制早就不满，他说：“获取国防部以外的创新资源对未来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国防采购繁琐的程序正导致许多商业公司选择不与国防部做生意，或者不配合国防部获取这些公司必须提供的关键技术”。
2015年4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到访硅谷，宣布在硅谷设立创新实验组（DIUx），8月开始运营，2018年更名为国防创新单元（DIU）并成为常设机构。DIU的组建，加速了军方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新型企业的支持。
美国传统军工巨头感受到了来自硅谷新军的压力，它们经常因预算失控、进度缓慢、技术指标降低而备受国会和舆论批评，马斯克曾多次批评NASA偏袒洛马、波音等传统军工。为跟上技术进步，洛马、波音等军工巨头也都陆续成立了投资创新项目的风险基金或公司。洛马公司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典型案例包括军用无人机公司Skydio和量子通信公司Atom Computing。波音公司成立了HorizonX公司专注创新项目风险投资。2018年4月，我到芝加哥波音总部与HorizonX的研究人员就民用项目风险投资进行过交流。
2022年4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雷神技术公司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RTX Ventures。成立不到一年，RTX Ventures已经投资了HawkEye360、Hermeus、Gastops三家非常有前景的创新公司。在乌克兰战场，HawkEye 360帮助美军和情报机构执行了1000多次军事任务；Hermeus制造的高超声速飞机，能以5倍声速速度飞行；Gastops的装备维护服务已经被用于F-35战斗机，客户包括美国海军、美国海岸警卫队和以色列空军。
美国中小型国防承包商也加入到了创投生态圈。2022年6月，国防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宣布成立Booz Allen Ventures风险投资基金，已投资了Latent AI、Synthetaic、Reveal Technology等明星公司。同年，国防顾问公司Pallas Advisors成立了Pallas Ventures风险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合伙人包括前陆军部长雷恩·麦凯西和前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
2022年6月，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美国首个非营利性战略投资组织“美国前沿基金”（缩写为AFF）成立，首批资金来自“硅谷创投教父”彼得·泰尔、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电子公告板”创始人克雷格·纽马克等科技巨头和硅谷富豪。AFF基金专注于那些有潜力产生巨大财务回报、为美国带来广泛繁荣、为美国及其盟国带来战略优势的高科技公司，并支持这些公司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投资方向包括微电子、人工智能、新材料、量子科学、下一代网络技术、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学等。
此外，有“幽灵金融”（Spooky Finance）之称的投资机构也不断涌现。“幽灵金融”最初是指那些聘用了前美军、情报机构和执法单位的员工，以国防科技为主要投资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代表基金有Lux Capital、Shield Capital、New North Ventures、Harpoon、Scout Ventures、Razor's Edge Ventures等。在大数据、AI技术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下，“幽灵金融”投资范围逐渐扩大，已成为国防科技主流基金，如a16z、Accel、Insight Partners等，它们在连接硅谷和军队的各种社群、基金会、退伍军人俱乐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曾在美军、情报机构和执法单位任职的人士，开始进入国防科技创业投资生态圈。
由于“幽灵金融”创始人长期在军方工作，了解国家安全防务需求，在帮助硅谷工程师与军队采购部门打交道，将先进的民用技术用于防务安全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些之前反对与军方合作的硅谷公司在“幽灵金融”引导下，成为军方的创新主力。
2024年7月22日，美国非营利组织硅谷防务集团（SVDG）发布了2024版美国国家安全百强初创企业排行榜，前10位是：SpaceX（太空探索）、安杜里尔（AI自主武器）、Shield AI（AI宇航）、Lambda（深度学习基础设施）、Scale AI（AI数据平台）、Applied Intuition（自动驾驶软件）、Databricks（大数据与AI）、Relativitv（3D打印火箭）、Axiom Space（私人商业航天）、Skydio（以大疆为目标的无人机）。可以预测，在这份初创企业百强榜单中，一定会出现未来的美国军工企业巨头。
从投资上榜企业机构类型看，主要有“使命”型基金公司、多元化私人基金公司、企业风险投资公司（CVC）以及传统风险投资公司等。中情局投资机构In-q-Tel领跑“最佳投资人”榜单，投资了上榜企业的33%。企业风险投资（CVC）机构中，洛马风投公司表现突出。2023年上榜企业共吸引投资91亿美元，截至2024年6月中旬，2024年上榜企业共吸引投资总额45亿美元。SVDG报告对美国政府投入不够表达了不满意见。
美国南北战争中，银行家库克帮助林肯动员全民买战争债券；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英雄巴斯隆与电影明星一起为战争募资；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来，华尔街与硅谷联手在打造新经济的同时引领防务新科技、新装备发展。
进入21世纪，迫于大国战略竞争需要，美国开始打破政府不干涉市场之惯例，鼓励全社会资本向与国家安全与防务领域投资，尤其在AI技术领域，表现出了美国特色的资本“举国体制”。
美国军工人才的举国体制——从奥本海默到硅谷“鹰派”
二战期间，为了战胜纳粹德国，奥本海默等美国科学家怀着矛盾的心情研制出了原子弹。2024年，硅谷的一些科技精英开始为AI技术应用的伦理道德而争论，其中出现了一些“鹰派”人物。
关于核武器研制的历史，电影《奥本海默》都告诉了我们。1937年2月，纳粹德国开始执行“铀计划”。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科学家提议美国要先于德国制造出原子弹。
1939年8月，爱因斯坦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至关重要的信，建议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罗斯福总统“信任的人”是时任总统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博士。1942年3月和6月，布什博士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加快研究原子弹的报告。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布什博士的报告，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启动了利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布什博士以战时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负责人身份作为“曼哈顿计划”的执行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作为技术负责人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主任。“曼哈顿计划”历时3年，耗资25亿美元，汇聚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直接参与人员10多万。1945年7月15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不仅研制出了原子弹，更成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大熔炉，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9000人规模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个拥有36000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实验室等，以及分布在伯克利、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
为计算弹道导弹相关数据，美国军方出资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承担了原子弹研制的大量数据计算，并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数学家冯·诺依曼参加了“曼哈顿计划”，他同时还是美国陆军弹道导弹研究所顾问。根据ENIAC计算机在“曼哈顿计划”应用中遇到的问题，1945年冯·诺依曼发表了全新的“存储程序通用计算机方案”，诺依曼因此被称为“计算机之父”。
1945年夏天，范内瓦·布什博士基于对二战中科技快速发展和在现实中如何应用的思考，完成了给白宫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工作报告，同时还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诚如所思”的文章。布什博士在“诚如所思”中想象了一个未来设备；“人们可以在其中存储所有的书籍、记录和通信信息，并且以极高的速度和灵活性与这种机械设备进行互动咨询。这种设备是对人本身记忆的直接扩大和补充”。
进入21世纪，“诚如所思”中畅想的能为普通人生活服务的各种设备基本都已实现。然而，与这些设备相关的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比原子弹更危险的武器已经萌芽，这就是人工智能（AI）武器，或称“自主武器”。
如今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已不是单一的核武器研制机构，而是世界最大的多功能实验室之一，它的宗旨是“传递科学技术，捍卫国家主权，促进世界稳定”。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防科技提供商之一，承担了DARPA大量面向未来的绝密项目，例如与人脑有关的一切技术，计算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神经系统科学等。
2008年，美国能源部委托IBM公司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建成当时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每秒计算1000万亿次，主要为导弹测试、宇宙起源探索、艾滋病疫苗辅助研究等服务。计算机以新墨西哥州州鸟“走鹃”命名，构造方式与人脑类似，造价1亿美金，占地面积一个篮球场大小。
2014年，《五角大楼之脑》一书作者安妮·雅各布森访问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成认知研究小组”的盖瑞特·凯尼恩博士，他正在用已经过时了的“走鹃”计算机剩余资源模拟灵长类动物视觉系统，项目资金来源于DARPA。凯尼恩博士说：“我们相信，通过努力研究认识生物系统如何解决认知意义上的识别能力问题，个体视觉系统如何认出事物，我们就能理解，大脑认识这种问题的基本原理。然而，从多个角度来看，杀人机器人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凯尼恩博士当时一定不会想到，10年后，安杜里尔公司将一款AI武器以“走鹃”命名。
2021年，谷歌公司前CEO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写了一份《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推动美国与中国开展“科技冷战”，建议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击败中国”。
在美国政界、军界、科技界等“施密特式人物”推动下，2022年8月9日，拜登总统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是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最重大干预。法案决定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要求任何接受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
2024年8月，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谷歌公司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斯坦福大学就人工智能发表演讲并与大学生互动。施密特认为，AI变化速度太快，每6个月就得更新一次关于未来发展的演讲。施密特透露了因俄乌冲突而开展的“白鹤计划”，目标是用500美元的无人机摧毁500万美元的坦克。施密特还说他曾在国防部工作7年，试图改变军队运作方式，也曾得到一枚勋章，但他自认为工作是失败的，因为军队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施密特为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派而为什么关心军事做了解释，他认为，（传统）军队的理论是坦克、大炮和迫击炮，而我们可以（用新技术）消除这些武器，使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AI机器人武器应该能消除陆地战斗，因此需要让AI技术在机器人战争中发挥强大作用，并且成本要非常低。
施密特从AI投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目前，前沿模型之间的差距似乎在扩大，而六个月前我确信这种差距在缩小，所以我投资了很多小公司，现在我不太确定。我正与大公司对话，大公司告诉我，他们需要100亿、200亿甚至1000亿美元的投资，例如微软与OpenAI合作的‘星际之门’（stargate）全新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项目就需要1000亿美元。我和萨姆·奥尔特曼是好朋友，他认为需要3000亿美元。”埃里克·施密特承认，他现在是计算机科学家、商人和持牌武器商。
2024年8月16日美国路透社报道，波音公司与洛马公司已在商讨出售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ULA）方案。这表明，美国传统的两大航空航天巨头波音和洛马公司已经无力与太空探索新力量竞争了，“宇宙神”该退位了。2024年11月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曾乘坐马斯克飞船出仓行走的美国富豪、狂热飞行爱好者贾里德·艾萨克曼被任命为特朗普政府NASA局长，美国传统五大军工的好日子即将结束，美国新的军工复合体即将登场，他们将是来自硅谷和华尔街的美国“新军工”。
（吴献东博士，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履职于中国船舶、中国石化、招商局集团，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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