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赣南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好几天，山间的小路泥泞不堪。就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陈毅身穿长袍，戴着礼帽，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几天前，他和项英终于收到了一封“组织来的信”，信里说有特派员在大余县城等待接头。这是两年多来他们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消息，按理说，这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但陈毅却在路上因为一口水，听到了一句意外的话，扭头便走，险些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1937年，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看似已经达成，但在赣南的红军游击队，日子却一点不轻松。长征之后，红军主力已经北上，留下的南方红军在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中苦苦坚持。赣南的项英和陈毅领导的红24师，正是其中一支游击队。敌人围住他们的不是一两支部队，而是几十倍的兵力。
敌人用的手段也很厉害。除了传统的围剿，还建立了多道封锁线，甚至将附近的居民强迫迁移，切断红军的粮食和物资来源。陈毅在后来的诗里写过，当时已经到了“野菜和水煮”的地步。囊中存米不过数粒，三个月没有尝过肉，战士们不仅要与敌人斗智斗勇，还要与饥饿斗争。
更加糟糕的是，这支红军完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有无线电，没有外援，山外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是一个叫陈海的联络员。陈海长得斯文，沉默寡言，做事也算机敏，项英和陈毅对他很信任。
但事情往往就是从最信任的人那里出了问题。这位陈海，原本是红军的一员，17岁就参加革命，后来被派去敌军卧底。然而，他在一次任务中暴露，被俘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蒋军对他的叛变非常满意，认为他熟悉红军的内部情况，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内应。于是，陈海摇身一变，继续在赣南游击队与外界之间“传递消息”。表面上，他还像往常一样往返于山里和县城之间，实际上，他已经成了敌人的一张王牌。
陈海此时的任务，是设法将项英和陈毅引出大山。敌人在城里安排了大批兵力，准备一举歼灭红军高层。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天衣无缝。
陈海叛变与敌人的计划
陈海的叛变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当年，他因为失联与主力部队脱节，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组织。然而，这份忠诚在一次意外中被瓦解。他被俘后，敌人对他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甚至派出另一位叛变的红军干部何长林来劝降。何长林告诉他：“跟着红军有什么前途？吃不饱，穿不暖，还随时可能送命。可现在你看看我，每个月有200块的饷银，吃香的喝辣的，还娶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
陈海最终选择了妥协。他为了向敌人表忠心，主动出卖了红军在赣粤边的交通员黄亚光。这只是开始，他还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诱骗项英和陈毅下山。敌人听了大喜过望，迅速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陈海知道，项英和陈毅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不仅没有外援，而且长期被封锁在梅岭深山里，已经与外界完全隔绝。只要给他们看似可靠的信息，他们很可能会相信。而他也确实掌握了红军高层的动态，因为他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甚至在没有粮食时帮忙运送一些生活物资。
就在这个背景下，陈海带着一封信上了梅岭。这封信以“组织”的名义声称，特派员已经到了大余县城，要求项英和陈毅前往接头。两位红军领导人看到信后，心中既激动又谨慎。他们已经两年多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了，这封信无疑是一个希望的火种。
项英决定派陈毅前往接头。陈毅一向机智果敢，他刮了脸，换上长袍大褂，戴上眼镜，打扮得像个教书先生。清晨，他和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一起下山。两人沿着泥泞的小路，向大余县城进发。
陈毅的警觉
陈毅和黄赞龙走了大半天，路过一户人家时，陈毅感到口渴，就提议进去讨口水喝。这家主人是陈海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少妇。她正在洗衣服，听说他们是陈海的朋友，便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陈毅喝水时随口问了一句：“弟妹，陈老弟呢？”
少妇回答了一句赣南方言，说他“上团部去了”。陈毅是四川人，没听懂“团部”这个词的意思。他误以为是糖铺，而糖铺是红军的地下联络点。根据纪律，这样的联络点是绝对不能告诉家属的。
陈毅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疑虑。他没有多说什么，喝完水就带着黄赞龙离开了。走出不远后，他停下来，对黄赞龙说：“情况不对，我们不能直接去糖铺。”
两人绕到糖铺附近，发现果然有问题。糖铺门前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客人。这种反常的情况，让陈毅更加确信，糖铺已经暴露了。于是，他果断决定撤回山里。
陈毅的这一决定，直接让他避开了敌人的伏击圈。如果当时他没有多问一句话，很可能就会踏入敌人设置好的陷阱。而这场险象环生的接头，也因此没有按照敌人的剧本发展下去。
敌人的围剿计划与陈毅的反应
陈海的叛变让敌人如获至宝，他们迅速制定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围剿计划。第一步是在接头地点，也就是糖铺，布置重兵埋伏，确保陈毅一旦出现，便插翅难逃。第二步是派出另一支队伍，由陈海带领，直接进山，试图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梅岭将项英和陈毅一网打尽。
陈毅在糖铺附近察觉到异常，果断撤回梅岭。他的警觉让敌人的第一步计划落空，但第二步计划却已经展开。敌军的队伍沿着陈海的指引进入梅岭，对红军的驻地发动突然袭击。
陈毅在途中听到枪声，不假思索地开了两枪。这两枪一方面是警示山上的红军指挥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敌人的慌乱。敌军见有人开枪，以为遭到伏击，立即展开反击。枪声引来了更多的敌军，原本隐秘的行踪暴露无遗。山上的红军得到信号后迅速转移，敌人的第二步计划再次化为泡影。
陈毅此时仍在敌军的包围圈中。他利用地形的掩护，钻进一片茂密的冬茅丛。在这里，他几乎被敌人发现。敌军士兵建议放火烧山，火势很快蔓延，眼看就要烧到陈毅藏身的地方。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火被迅速浇灭。这场雨不仅救了陈毅的命，也让敌人彻底失去了他的踪迹。
夜幕降临后，陈毅从冬茅丛中悄悄撤离，最终成功与项英等人会合。敌人在梅岭搜索了整整五天，却一无所获，只能撤军。
叛徒陈海的结局
陈海的叛变最终并没有帮助敌人实现他们的计划。梅岭的红军指挥部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警觉，进一步加强了对内部联络员的审查。陈海的身份很快被识破，被红军彻底清除出队伍。
至于陈海的个人结局，在历史资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未能在敌人那里获得持久的信任。叛徒的命运往往是两头不讨好，既失去了曾经的同志，也无法真正融入敌人的阵营。
龚楚则有更完整的后续。作为另一个叛变者，他虽然在短期内受到蒋军的重用，但到了晚年却选择回到家乡隐居。他的家人并未完全抛弃他，但他的名字始终带着叛徒的烙印，成为红军历史中一个令人唏嘘的注脚。
红军的生存与斗争
陈毅和项英的成功脱险，是红军游击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面对数十倍的敌人围剿，他们不仅依靠机智和果断躲过一次次危机，还通过山地作战的优势打乱了敌人的节奏。
叛徒的出现是那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难题，但红军最终通过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警觉性，将损失降到最低。敌人在赣南的围剿行动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而红军则用自己的生存和斗争为未来的抗日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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