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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河北石家庄元氏县街头的一次自行车擦碰,让张捍军一家踏上了一段漫长的“司法马拉松”之路:从1995年到2024年,先后六次开庭、四次发回重审,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一次寻常纠纷,还是牵扯人情与权力的离奇冤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里,张捍军为了“无罪”奔波至今,却始终被困在灰色地带。当正义迟到三十年,它还是正义吗?本文试图还原这起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追问其中错综复杂的幕后力量。也许,了解张捍军的故事,就是在思考每个人与法治之间的距离。

文|李宇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冀中平原,春天往往来得迟。早春二月,河北石家庄的北风偶尔还带着寒意。一天傍晚,空气中有隐隐的凉气,张捍军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吱呀作响,车后座上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他们正要赶往县医院,不料一道身影突然从旁边冒出,也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他们的车把。

两辆车在那狭窄的街角“咔哒”一声轻碰,很快失去平衡,两个女人翻身而下,随即爆发了口角。

被撞的人,正是元氏县妇幼保健院的胡姓院长——在当地不算公开显赫,但也颇有能量和关系。另一个女人,则是那辆旧式自行车后座上的年轻母亲,病恹恹的,也许正因为身体不适,听到对方咄咄逼人,忍不住顶了两句,争吵就这么展开。

本来,多数街头纠纷只是一时呛声,往往争到最后也就是互骂几句,或坐下来商量给点医药费。可偏偏双方的性格都不让步,尤其是那位胡院长,一口咬定对方“故意冲撞”。

几分钟后,有路过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上前硬将两人分开,一段小冲突到此算是暂且结束。张捍军带着妻儿默默离开,心里虽窝着火,却也没想到这会变成一桩天大麻烦。

仅过了几天,张捍军便收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

他被指控“故意伤害”,且还“结伙作案”。

这罪名看起来就很吓人,似乎他不是骑车带家人去医院,而是带着同伙在街头打群架。派出所旋即展开侦查,又很快得到检察院批捕令。张捍军在一头雾水里,就被戴上了“犯罪嫌疑人”这顶沉重的帽子:

谁能想到,老婆孩子还可以跟自己结成犯罪团伙?

回想起来,这个节奏多少有些匪夷所思:自行车擦碰虽可能造成对方轻伤,但直接升格成“故意伤害罪”,逻辑未免跳得过快。

可在当时的元氏县里,胡院长在妇幼保健院一手遮天,还与不少机关人员保持良好关系。她虽然只是一院之长,文化程度也不高,可能量却不可小觑。她自称“头部遭到重击,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肾部挫伤,昏迷半小时以上”,然而:

这些“医疗诊断”源自几个与其交情匪浅的医务人员之手。

让人咋舌的是,这些诊断最后居然全被法院认定为重伤依据。简单说,案子初步走向了“张捍军把胡院长打成重伤,理当坐牢”的方向。

于是,在1995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捍军三年有期徒刑。那一刻,一家陷入绝望:一个小小街头纠纷,怎就落到坐牢的地步?更诡谲的是,他和妻子都坚称“根本没打对方,连过激的举动都称不上,只是推搡和言语冲突”,可这份法院判决里,却列举了一连串“证据”,包括胡院长的病例、法医鉴定结论、几位证人的证言。

只不过,这些证言有的出自文盲之口,却被写得绘声绘色;有的出自胡院长的下属或好友,看似公正却颇可疑,更别提“昏迷半小时”的时间是否有人现场证明。至于那关键的CT片胶片、脑脊液化验单?

原件,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

张捍军不服,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上诉。令他略感欣慰的是,中院审查认为确有重大疑点,决定撤销原判,发回元氏县法院重审。

可怎知,这仅仅是这漫长审判的开始。接下来三年里,元氏县法院一次次“重审”,却每一次仍维持同样的罪名和三年刑期;石家庄中院则一次次发回,理由永远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他们始终像抡着一个圆圈,谁也不真正戳破那一连串疑点的核心:

两级法院你来我往,先后四次发回重审。

当时有人调侃:“是不是要把张捍军当皮球踢到下辈子?”

可就在这样的循环里,他被关押、取保、走程序,等到1998年,已经过了足足三年多。石家庄中院也实在看不下去,在最后一次发回时:

专门写了一份函,把关键问题列得明明白白。

函里提到:第一,胡院长口述的“昏迷半小时”毫无旁证;第二,蛛网膜下腔出血必然伴随长时间昏迷,却并无病例记录;第三,胡院长自称“十三天水米未进”,可体温单却记着她每天大便一次;第四,医嘱和用药在卷宗里相互冲突……但凡要往深究,这里面可能是严重医疗文书造假、甚至构陷的可能。

在这份点破症结的函件下达后,元氏县法院突然放慢脚步。1998年7月,再次开庭后没多久,本案就被:

打入冷宫。

换了说法,就是元氏县法院既没宣判,也没宣告无罪,似乎把这起案子当作不愿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干脆封锁起来。他们的一些内部人也许清楚:要真翻案得罪的人太多,于是“拖字诀”才是上策。张捍军则陷入更漫长、更可怕的黑洞——没有结果,也意味着他始终头顶“刑事嫌疑人”的标签,进退不得。

一桩简单的自行车碰撞,演化成了“司法马拉松”:从1995年到2024年,中途经历了多少次审理、发回、再审、再发回,时间太久:

连法院院长都换了七任。

张捍军在这二十多年里,人生轨迹完全被拖垮。他的单位原先好歹给他留了编制,但因为“背着官司”,工资多年一分钱没涨,职级更不可能晋升;俩儿子长大后考公、考编,往往到了政审环节就被刷下来,理由无非“你父亲有故意伤害罪嫌疑”;妻子还因此:

丢了工作,只能在家收破烂贴补家用。

一说起这案子,张捍军单位领导只回一句“等法院判完了再说”;朋友和邻里也多是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卷进什么漩涡。

更让人叹息的是,胡院长背景之深,其实早就露过端倪。

据张捍军所述,胡院长小学文化程度,走出学校就成了那个年代(xxx)小将。她在全国各地进行(xxxxx):

“我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到前仙村小学操场听她的演讲。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一九六九年(xx)到了(xx)城,在(XXX)上看到了(XXX)站在(XXX)城楼上检阅(xxx)。她以此为资便游走全县各个学校大肆宣扬,名声大震,因此走上了仕途。”

妇幼院与张捍军家一墙之隔,胡院长说,他家的住房影响了妇幼院的规划,曾多设法把他家赶走,没能如愿,便心存不满。

胡院长曾派人:

推倒他家的围墙,拆掉伙房,还贴封条霸占房子。

张捍军告到元氏县法院,判决妇幼院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并赔偿五百元。

可这场官司赢得似乎毫无意义,胡院长压根没履行。县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也没用,最后她把原本生效三个月的判决硬推入二审程序,通过所谓:

找上面关系。

这几乎已说明,彼时的胡院长绝不是等闲角色,一个电话就能把生效裁判翻进另一个程序里。再结合她在自行车冲突案里对证据与关系网的运用,就不难理解张捍军为何三十年喊破嗓子,却始终像对着一个沉默的黑洞。

如此黑白颠倒,若在更健全的法治环境中,应当能被及时纠正。可事实是,此案在1998年后被数任院长放置不管,仿佛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判,不宣,也就没人来深挖。对张捍军来说,这种长年累月的“悬置”,更像是一种:

慢性酷刑。

他想上访,往上级部门反映,跑过无数次,却总在“我们会交回元氏法院处理”的话术里碰壁。媒体偶有介入,也常常被莫名其妙的原因拦下。十几年过去,眼看孩子都长大了,却仍时不时听到周围人指指点点:“他当年打人打得挺重,还没彻底了结……”

直到2022年,河北省高院官网上线了“大法官留言”渠道,张捍军在走投无路之际留下一封长信,描述自己被卡了二十多年的司法困境。或许是时移世易,这次留言终于得到了高院关注,中院也被督促着去“督办”这桩陈年旧案。元氏县法院只好又把当年那摞积灰的卷宗翻出来。有人以为,这一次应该能一鼓作气将案件审查到底——到底当年胡院长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是真是假,该不该还张捍军一个无罪?

结果却峰回路转。2023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一纸裁定:

案子已过追诉时效,终止审理。

这看似是给案件一个了结,但对于张捍军而言,纯属晴天霹雳:

他要的并不是“你没法追究了”,而是明明白白的“你没罪”。

如果说刑事追诉的时效可以把嫌疑一笔抹消,那么当事人二十多年所承受的创伤和代价又该如何偿还?就在他准备上诉时,中院也立刻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此终止裁定,再度把案子发回。对外人而言,只觉得荒诞:又发回?当真要从头来过?

这才有了2024年12月的第六次开庭。庭上,辩护人试图申请提级审理或异地审理,因为在元氏县这块地方纠缠太久,已难言公正。但法庭仍在坚持本地继续审理,具体结果如何,依旧难以预料。

法律,本该是定分止争、主持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会在如此一桩不算复杂的纠纷上,耗掉了三十年?

我可以将之比作卡夫卡《审判》的现实版:当司法程序被权力或人情阻挠,法槌和卷宗就成了形式化的摆设,真正的审理进入永恒的拉锯。

石家庄中院屡次发回,根源不在于他们看不懂案情,而是冥冥中有只大手,让真相无法戳破。元氏县法院也许有办案人员看得透彻,可他们明白动真格就要得罪一系列后台,自己仕途也许会被连累。于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

或一判到底,让中院继续发回;或干脆不判,晾着案件直到相关人等都退休离职。再然后等时效将其覆盖。

所有责任都能被时间吞没。

张捍军的个人命运,只是这些权力角力之下微不足道的棋子。当他一次次试图申诉、上访、找媒体,发现自己永远处于被“踢皮球”的状态。他像在法律迷宫里奔走,却时常撞上“此路不通”。他的家庭更无奈:妻子的下岗,两个儿子事业受阻,这些本来该属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全被三十年的空转消磨殆尽。身边也有好心人劝他:“要不就算了吧,别再折腾了。”可他放不下,“无罪是无罪,为什么要用一纸‘过了诉讼时效’来敷衍?”他要一个清白。

那些关心此案的人也会好奇:难道就没有更高层的司法机关能揪出当年的问题吗?毕竟,这类造假病历、伪证之事,一旦彻查,胡院长等人难辞其咎。可三十年过去,风云变幻,许多关键证据和当事人早已不见踪影。当初可能有“护犊子”嫌疑的领导,也早退休或调走。再者,一旦翻出旧账牵扯太广,某些人未必乐意掀起惊涛骇浪。当年的民事案和强拆住房也一样——就算判张捍军赢了,可谁去执行?这是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司法现状:当事情牵涉多方利益,最便捷的处理方式往往就是拖:

拖久了,当事人自然疲软,社会也遗忘了真相。

说来也神似古今许多冤案的影子:清末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也曾错判连连,最后靠舆论与朝廷介入才得以翻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吃人”的社会,也可以视作对种种体制性的黑暗隐喻;卡夫卡构筑的“荒诞官僚体系”在这里活生生地显现。只是换了个时空,换了一群人,但套路如出一辙:当外力足够强大,法制就可能变形,当事人的悲剧就没完没了。

人们常说“正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若迟到的代价是三十年,是否真的还能称之为正义?

反观案件里每一次发回、每一次重审,都像一次循环往复的仪式。某些法官或许心底有数,但是:

表面文章必须做足。

开庭、举证、采信所谓鉴定,形同走过场。最讽刺的是,张捍军若真的有罪,他应该被关完三年刑期就结束了;若无罪,那当年第一次判决就存在严重问题。而现在他处于既不是服刑、也不被宣告无罪的诡异状态中:在社会眼里依然是“有案底的人”,在法律文本里却悬而未决。这种尴尬的身份扭曲,更是对当事人尊严的一种漫长摧残。

这或许比真坐牢还难受。真坐牢,关三年就能出来,他却被困了三十年,哪怕随处走动,梦魇也徘徊不去。

如今,案子再度回到元氏县法院,照往常规律,也许又会经历一番漫长耽搁。要么再下一纸“终止审理”之类的裁定,要么干脆继续发回。张捍军还在苦等,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可还想给儿子们一个交代;那些年收破烂攒下的微薄积蓄,大多也花在了各种“申诉费”、往返路费上。

放在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总期待法治能给每个公民以及时的答复,可多少像张捍军这样的案子,却被层层关系束缚,变成永远的遗忘。三十年换了几代审判长,那摞卷宗在档案室里泛黄。有人说这是一个“死循环”,除非有极大外力介入,否则难见终局。

至于那一直逍遥法外的“胡院长”,是否还健在?是否早已悄悄退居幕后?对方当年证言造假、病例疑云,也许都被埋进了时光里。

张捍军仿佛是一位想要获取通行证的旅人,却被告知:“前面已有很多人在排队,你等着吧。”

等了半辈子,却连队尾都还没摸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件民事纠纷演化出的刑案,非要这么反复?为什么明明漏洞百出,却没人纠正?可所有疑问到了现实层面,只能换回一声长叹。

也许,这桩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还会继续荒诞下去。也许某一天,上级法院真的拍案而起:我们彻查!到那时,当年的人证物证又是否能找齐?也有人寄希望于媒体和互联网:“只要舆论够大,就能把盖子掀开!”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这起“元氏县三十年未决案件”能获得多少聚光灯?多少轰轰烈烈的新闻,三五日便被下一个热点替换。

久而久之,风过无痕,人们仍然相信正义只是迟到。

倘若一切依旧,张捍军只能继续和他的家人守在那个寒冷的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终说法。可正义若要再来,也许他已白发苍苍,孩子也步入中年,他多年被搁置的冤屈又如何弥补?

当法院因多重关系牵制而无法发力,反而成为“踢皮球”的场所时,老百姓就只能进退维艰。

如果拿《聊斋志异》里的各种阴阳怪谈来类比,仿佛只有走到“鬼神出面”那一步,才能惩治作恶者,还无辜者一份清白。可这是21世纪的中国,理应:

相信法治,而不是神鬼。

对观者而言,这件事越看越荒诞,却又带着一抹揪心的冷静:倘若法律能被随意“关系化”,谁又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踏进另一个无底洞?

每一个荒诞的案件,都在提醒整个社会:明面上的法治建设若只能停留于口号,而对具体的冤屈与舞弊束手无策,终究会动摇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几十年过去,他手里拿不出一纸正式的无罪判决书,也领不到任何赔偿,更别提重回人生正轨。天大地大,却容不下他一个普通人想讨回公道的执念。

这正是本案最令人心惊的地方:它没有电光火石的惊天阴谋,也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背景,只是一点人情权力的暗流,就把一个家庭彻底绞入三十年的泥沼里。

或许多年后,当历史翻过这篇,只有泛黄的卷宗和破败的庭审记录,才能见证当年那辆自行车撞击引出的荒诞剧。有人会写进教科书说:“你看,这就是当年司法改革前夕的某种顽疾啊。”

可那时,张捍军还活着吗?还在排队吗?

当然,我们仍希望有奇迹。希望某一天,能有一个有担当的法官或某位领导,将这个案子彻底调查,把当年的伪证、造假、权力干预都拔出水面,给张捍军一个堂堂正正的结论:或许是无罪,或许另有真相,但无论如何必须透明清晰,经得起推敲。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终局。

只是,这个奇迹会不会在迟到三十年后,继续迟到四十年、五十年?谁也不敢打包票。

而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将这荒诞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更多人:当一个司法案件进入“马拉松”状态,法律的正义性已在一次次发回与拖延中被耗尽。当事人早就筋疲力尽,旁观者也看得麻木不仁。

只有将真相公之于众,让更多人质疑、呼吁,才有微薄的可能让这个死局破开一丝缝隙。卡夫卡的审判固然阴郁,但是:

这里的现实,远比小说更具杀伤力。

若我们不对这类现象保持警醒,它就可能成为常态,吞噬更多人的命运。

时至今日,元氏县那条街或许已经拆迁改建,春寒料峭的风里也许早有新的商铺和车流。胡院长当年咄咄逼人的模样,年轻母亲的苍白面色,围观群众七嘴八舌的劝架,都成为模糊的回忆。可那桩在档案室躺了几十年的案件还没有盖棺定论,程序依旧空转。

翻案需要排多长队?没有人知道。也许在某个冬天,一纸判决才姗姗落下,或许会再次引得世人一声叹息:真相来得太迟了。

但愿这样的荒诞,不再被复制,但愿每一桩纠纷都能依法及时落幕,给当事人公道和尊严;但愿所有的“马拉松”审理都能尽早结束,让正义不再被时间侵蚀。世界依旧车水马龙,但愿下一次的自行车擦碰,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不是谁的人生悲剧起点。毕竟,三十年说长不长,却已经能毁掉多少希望?我们期待的法治,应该让每一个人免于这样的苦难。

愿这场绵延三十年的司法马拉松早日落幕。

写于202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