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我是歪歪

4月19日,董宇辉因“在直播中推广文学”获得人民文学奖新设的“传播贡献奖”。在一片祝贺声中,一股不和谐的质疑迅速蔓延。

如果带货卖书也能获得文学奖,文学的评判体系是否正在被“话术”与“人设”重新书写?

“文学传播者”现在已经变成主播与选品官了。

董宇辉得奖,是一次文学话语权的转移信号:话语从“写作者”转向“讲述者”,从“内容”转向“流量结构”。

01|人民文学奖变了什么?

人民文学奖的设立源自《人民文学》杂志社,早期多颁发给在文学创作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作家,说白了,这个奖含金量挺高的。

它是“创作导向”的象征,也是官方文学标准的一部分。

人民文学奖的历届获得者有:

  • 陈忠实《白鹿原》:史诗级长篇小说,描绘白鹿原上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恩怨与历史变革。
  • 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阿来《格萨尔王》
  • 贾平凹《带灯》、迟子建《白雪乌鸦》、韩少功《日夜书》

其中不乏有咱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品。

但传播贡献奖的设立打破了这一传统:它不评作品,只奖“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本质上并不关心文学文本。

2024年新增奖项“传播贡献奖”,其目标人群不再是写作者,而是“传播者”。

在董宇辉的颁奖词中,“两次直播”“1785万元销售额”“百万册杂志售出”是关键词。

文学作为内容本身几乎隐身,成为被挂名的“产品”。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功能异化:

文学奖不再奖励“文字至上”的创造力,而开始向“商业路径”的成功示好。

这是一次从内容奖赏到渠道致谢的明显转向,换言之,它更像是给董宇辉发的一张荣誉发票,而不是文学世界的一次欢迎。

但这张发票,抬头却写着“文学”。

02|谁在定义文学?

让一个主播获得文学奖,问题不在于他的身份,而在于他所被赋予的象征意义。

文学奖代表着某种专业性判断,当传播者获得这一奖项,潜台词是:他传播的,不只是内容,还有标准。

他的话术、选品、表达风格乃至价值观,正被默认为文学的“新容器”。

而当这些表达中,频频出现如“羽扇纶(lún)巾”误读、“辗转反侧”错用越王勾践剑等知识性错误时,我们必须追问:

是传播力重要,还是准确性重要?

当这些错误被包装成“文化亲和力”,甚至变成“接地气的传播力”,其实是在悄悄改变公共文化的底线。它不再要求“准确”,而只要求“动人”;不再在乎“理解”,而只追求“转化率”。

文学的阈值,就在一次次“走心文案”中被冲刷。

长期看,这种模糊标准的后果是深远的。

它不仅影响公众对于文学的认知,也反向塑造着作者的写作策略。

如果未来文学的衡量方式变成“是否适合直播推广”,那真正沉静、复杂、难以速食的文学,还有存在空间吗?

03|文学的焦虑

从出版行业角度看,这场颁奖几乎是一场“意料之中”的应急公关。

过去几年,《人民文学》的订阅量持续下滑。

年轻人远离纸媒,传统文学失去话语平台。直播间成了为数不多仍能快速引爆销量的场景。

2024年,《人民文学》通过董宇辉直播间实现历史性突破:1月直播首秀吸引895万观看量,全年订阅量超印刷量的80%。

数据确实漂亮,但也说明纸媒的现实困境:

没有流量,哪怕文学再“人民”,也只能独语。

从这个角度看,董宇辉提供的确实不是文学,而是一种“文学场景”:

精致话术 + 高情绪共鸣 + 文化滤镜。

文学被重新包装为“情绪慰藉型商品”,迎合着人们在碎片化时代的微妙情感需求。

但文学可以接受流行手段,却不该放弃内核。

如果奖项本身也开始“追随流量”,那文学将彻底失去最后的评判维度。

它会变得像快消品一样,以销量与话题热度为准则,最终成为话术工业的延伸。

历史上,文化的普及从来都伴随着标准的维护。

叶圣陶做语文教材,不是因为他会带货;冰心影响青少年,不是因为她擅长短视频,而是作品具有穿透代际的力量。

今天,传播成为“第一价值”,内容成为“传播的附属物”,我们该警惕的是:

当“受欢迎”变成唯一的正当性,原本难以消化、需要时间沉淀的文学是否会被彻底边缘?

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反主流、反效率的气质。它不为被接受而写,而是提供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话语被迫“包装成能被理解的样子”。

复杂的东西要变通俗,长句要改短句,讽刺要改成“暖”,批判要转成“治愈”。

这是算法时代对表达方式的同质化处理,而文学,恰恰是为抵抗这种同质化而存在。

04|奖项是象征,不容偷换

传播贡献奖的设立不是原罪,董宇辉也不是问题的根源。

但将这一奖项并入人民文学奖,并用“人民文学奖获得者”的说法对外宣传,则显得刻意且混淆。

它是一次价值观的公关。

它在试图将“带货能力”与“文学品质”划上等号。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象征挪用”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今天是文学奖项,明天可能就是艺术展、科学基金、历史讲坛。

一个真正的文学奖项,应该保持审美的尺度与表达的独立性;

哪怕它边缘、它冷清、它难以包装,也不该沦为传播数据的代言。

它的意义,往往不在当下,而在未来十年后那个清晨醒来的读者心里。

而那些真正传播了文学的人,也许永远不会站在领奖台上,但他们把文学放在心里,而不是推向货架。

董宇辉的努力不容否认,但文学的奖项,不能只奖励“谁能卖出去”,更应该追问“谁能留下来”。

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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