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演的“田嫂”家喻户晓，但她的女儿没人认识。

她被观众捧在高处，却被丈夫关在屋里。

她能背下整部剧本，却没办法握住一次真正的婚姻。

被扔进现实的童年

她出生那年，家里没有笑声，1944年，山东，一户普通回民家庭，生下第四个孩子，杨雅琴，没人记得她出生的那天发生了什么。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是她后来一辈子被忽视的开始。

两岁，母亲病死，七岁，父亲猝然倒下，死在地头，她连父母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她记得的，是家里从来不给她添饭。

饭菜摆上桌，先是大哥二哥，然后是妹妹。

她排最后，兄妹四人，只有她是“闲人”，她试过抢饭吃，换来的是一个巴掌，奶奶骂她：“女孩子不吃也能活。”

她不服，也没地说理，冬天她起得比谁都早，五点天没亮就要去井边提水。

她穿着哥哥穿剩下的旧裤子，露脚腕，鞋帮破了口子，套着纸板，没人教她怎么活，她就这么凭着硬骨头挺着。

有一回，她因为偷吃厨房的馍，被奶奶锁在屋外一整夜。

她靠着柴堆睡，冻得直哆嗦，第二天照样提水、烧火、做饭，没人多看她一眼，从那之后，她不再掉眼泪。

她认了这个命，也开始对这个世界没了期待。

但她不是不聪明，上学成绩不错，字也写得端正，可一提想继续读书，全家都说“没用”，让她早点“嫁人换口粮”。

她不肯，偷偷去城里看剧团演出。那是她第一次知道，舞台上还能有别的命。

她看着那些女演员光鲜登场，台下掌声一片，她发呆，她没想过自己也能站上去，那年，她十五岁。

被误选进剧团，才知道自己能演戏

1959年，她陪朋友去报考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她没打算考，只是看个热闹，结果人家第一眼就看上了她。

“你多高？”“一米七。”

负责选人的老师点点头，“你站那儿别动，走两步试试。”她照做，没人告诉她这是在面试，第二天通知下来了，朋友没过，她过了。

她完全没准备。连什么是话剧都不懂。

报到时她才知道，自己进的是幕后，不是演员，是服装管理员，每天洗衣服、缝补衣领、数箱子。一口气干了大半年。

但她没闲着。她偷偷背剧本，站在后台，看每一句台词怎么说、怎么走位。

有一晚，一个群众演员突然发烧下不来场，导演急了，正抓耳挠腮，她站出来说：“我能上。”导演盯了她两秒：“你记得台词？”

她把那段台词一口气背完，没错一个字。

那是她第一次站上舞台，观众席很远，她看不清脸，只看到灯光打在她脸上，热得发烫，她没出错，演完下台时，腿都软了。

导演什么都没说，只拍了她肩膀一下，几个月后，她被提拔成正式演员。

1961年，抗战题材电影《地雷战》选角时，她被调去试戏，导演问她，“你会干农活吗？”她点头：“会，什么都干过。”

“你种过地？”“种过，锄地、割麦、拉粪都干过。”

导演看了看她的手，一层老茧，点头：“你上。”她演的是“田嫂”，不是女主角，戏不多，但都是真场景，拍摄那天她穿着土布衣服，汗一身接一身。

导演要求她一边走路一边讲台词，还得搬东西、翻地雷，别人三条腿演，她真摔了两跤。

拍完那天，她回到宿舍，鞋里全是血泡，连走路都一瘸一拐，但电影上映后，观众记住了那个结实的“田嫂”。

不是长得多漂亮，是那种眼神，像真有人在战争里活过。

她开始有了名，1965年，《苦菜花》筹拍，剧组来找她试“娟子”一角，女主角，分量重，戏份多，她瘦得快，体质好，为了角色天天爬山，三个月瘦了十几斤。

她说：“演苦菜花不能漂亮，要像真的苦过。”

拍到一场下河逃难的戏，她要趴在冰冷的水里三分钟，水刚过胸口，她整个人打哆嗦，导演说还不行，再来一条，她咬牙来回拍了五遍。

拍完回去感冒发烧四十度，一直躺了三天。

但观众没看到这些，电影一上映，“娟子”的形象火遍全国，人们叫她“银幕上的硬骨头”，有观众寄信来，说：“你演的不是电影，是命。”

那年，她还不知道，现实才刚刚开始对她下手。

她有过两段婚姻，但都不是爱情

她的第一段婚姻，是别人安排的，第二段，是她自己选的，但最后，她都输了，她年轻的时候，有追求者，也有传言，说她身边不缺人追。

但她不信这些，她太清楚自己要什么。

她想找个能理解她的人，但那年头，演员不是“光鲜”这个词，是“出身复杂”的标签，她是孤儿，没人替她撑腰。

组织上给她安排婚姻，她没得选。

对方是军人，人不坏，话不多，规矩得很，但问题是，他不喜欢她演戏，结婚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以后少出去拍戏，在家带孩子吧。”

她愣住，她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可以安心工作，有个家。

结果才发现，是另一个牢笼，“你再出去拍戏，像什么样子？人前人后被人指指点点，家还要不要了？”她忍。

每天拍完戏，连夜赶回家，带孩子、做饭、洗衣服。

家里经常吵架，女儿在房间里躲着哭，她什么都想维持，什么都没能保住，最后，是她提出离婚的，1970年代，她悄悄办完手续。

没人知道她的婚姻怎么开始的，也没人知道她怎么结束的。

她只带走一个人，女儿杨小洁。

那是她一生没演过、却最难的一个角色：母亲，她不敢停工，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单位活着，要比谁都拼命。

她拍《第二个春天》时，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赶拍摄，晚上回家做饭、辅导作业。

有一次，女儿发高烧，她从外地片场连夜请假赶回北京，车坐了一夜，脸色发白，第二天又回剧组，剧组里有人说她“苦命”，她笑笑：“没事，习惯了。”

但没人知道，她其实在等，等一段真正的感情。

她以为是幸福的归宿，其实是更大的孤岛

1980年代，她事业仍在高峰，那年她看起来依然精神干练，演技成熟，不少年轻演员还要向她学台词，就在那时，她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粉丝来信。

那是个香港商人，说自己十年前看了《苦菜花》。

被她打动，找遍资料才知道她名字，信里没有夸张的表白，只有一句话：“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她没回信，他又写。

连续写了半年，每封信里都有生活细节：他在哪工作，家里什么样，喜欢养鱼做饭。

她开始动摇，她一直一个人，女儿也大了，她太想找一个能说话的人，1984年，她做了个决定：提前内退，搬去香港。

她以为，这一次是真的可以重新开始了。

刚去香港那半年，她过得像被关在玻璃盒子里，语言不通，生活节奏完全不同，丈夫性子慢，对她温和，但不亲近，朋友几乎没有，亲人也远。

最要命的是，他变了，婚前热情主动，婚后越来越沉默。

有时候几天一句话也不说，她想买花布置家里，他嫌浪费，她说想拍点当地小片子过瘾，他冷笑：“你不是说不演了吗？”

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过去。

她试过争取，也试过妥协，后来干脆什么也不说，那几年，她不演戏了，也不公开露面，她的存在被慢慢遗忘，连内地影迷都以为她已经“出国定居”，风光无限。

其实她窝在香港一个不大的屋子里。

白天晒太阳、逛菜市场，晚上喝酒抽烟，安静到像个消失的人，婚姻最终也散了，没有争吵，也没有理由。

只是某天，她搬回自己租的小房子，两人再没联系。

1996年，她咳嗽越来越厉害，起初以为是老毛病，去了医院，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扩散了。”她没哭，只是点了根烟，坐在病床边发呆。

1997年9月29日，她走了。

病房里没什么人，只有女儿，她紧握女儿的手，说：“我对不起你，妈妈真的尽力了。”葬礼没有大场面。没红毯、没追思会。

两个前夫都没来，就几个亲友和老影迷，她演了一辈子戏，到头来，送她的人不够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