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纪念：不要放过那帮X卫兵，一个都不放过！|卫兵|抢劫|新凤霞|谋杀

文/胡二

我的祖父少璞公，山东东平人，梁山好汉的近邻，半生精彩。

所谓半生其实是大半生。祖父生于1902年，在1950年代之前都很精彩。从武干到了国民革命军少将，从政当过陕西省公路局长，论商能在西安城买下成亩的大宅子，论文能在落魄时卖字养家。

最神奇的是，祖父虽然正经学历只是私塾，但一副文人名士派头，呼朋引类，吟诗作文，吹拉弹唱，和另外三位名号里也带“少”字的名人并称“西京四少”。一米八五的个头在上世纪的中国走到哪都鹤立鸡群，那时的少璞公神采飞扬，我喜欢那个时代的那个祖父。

祖父不可能读过克尔凯廓尔和萨特，大约也不读胡适之，所以还是个封建家长。连打带踹地养大了八个子女，算不上自由派。除了这一点不同，他的基因是一点不拉地给了我：嗜烟好酒善食肉，好面子不求人不认错。最重要的，是一种“老子就是不屌你”的死活不服软的德性。身为中国人，这种德性意味着活得累，命不长。

我的半生精彩的祖父，他见过我，我没见过他。虽然我和他如此相似，但我肯定不会像他那样死去：死于一台缝纫机。

1949年，西安城归了党。那时祖父发现一个交往多年的商界朋友原来早就是党的人。该朋友拉祖父组建运输公司，帮浩浩荡荡的大军运送物资。生意人看到生意当然要做，先是大西北，然后大西南，随着18兵团由陕入川。无数西北腔的干部坐着少璞公的轱辘进了成都城，坐上各把交椅。

祖父干得不错，赚没赚钱不清楚，但当祖父在成都安下家时，已经赫然是西南军政委会贸易部储运处副处长，行政14级，差点就够上高干了。用多年以后的“重要理论”来讲，少璞公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被结合了。

又多年以后，少璞公的重孙子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毕业论文中提到了这段真实历史。指导老师批注道：“很生动”。

是很生动。但祖父的公司自然是没有了，在成都倒也置下了成亩的宅子，后来也没有了。

以现在的眼光看，一个体制内的14级，足抵千万家产了。但我觉得从此时起，少璞公的人生就不再精彩。当然，也是从此时起，精彩已是奢侈品，奢侈到全中国没人能拥有。

1966年的一天，一群x卫兵闯进已经退休的少璞公的家，把老两口拉到院中罚站、批斗以后，抄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存折和部分现金。几天后，来自同一学校的另一批x卫兵显然更有组织、更有条理、更为彻底地再次进行了洗劫。这次抄走了全部的家具器皿、书籍碑帖、衣物用具、现金首饰、房产契约，一大卡车满载而去，只给老两口留下了两张属于公家的架子床以及两床褥子，作为“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

作为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文字工作者”，我要为我们多年以来的“文字工作”点个赞：在谈到数不胜数的类似事件时，我们一直使用“抄”或“抄家”这样的字眼，这就成功地使得事实上的“抢劫”行为变得没那么刺眼了，因而也就避免了使人们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某种了不起的领导下，对合法财产的公开抢劫，是合法的。

第一次抢劫大约是“群众自发”的，也就是说，抢劫犯是以个人身份行动的，所以他们只挑了便于他们自己使用或变现的东西。第二次抢劫则显然是“组织行为”，也就是说，抢劫犯们代表着某个更为庞大的抢劫团伙。因此，那些不便处理的大件被拉到了官方设置的、合法的强盗藏宝窟，官方名称叫“抄家物资仓库”。

这种仓库在当时的中国大量存在，但即使如此也经常装不下。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那些物资中最值钱的部分，如文物、字画、善本书中的精品，被送去了首善之区。次一级的如精美家具、器皿等，则送到了各把交椅上革委会和军管会领导家。

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先锋的那些人按级别为“合理安置抄家物质、妥善解决库容量不足问题”作出大小不等的贡献之后，剩下的物资被送往寄卖行，让普通群众分享继续革命的红利。当然，群众不够先锋，所以需要给钱，但是相对便宜，所以群众还是很高兴，因为几千年以来，这个国家的群众的追求很简单：就是占便宜。

要知道，被抢劫的合法财产，在民间被成为“贼货”，买贼货是犯法的。但如果抢劫本身就不犯法，群众的追求当然也合法，这很合逻辑。多年以后有了一种理论，叫“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有了“也是”，就无需论证，所以说“抢劫也是生产力”，这也很合逻辑。而且事实无数次地证明，抢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生产力。

有一点需要提到：那些无偿获得了物资的各把交椅上的先锋队，有很大一部分在不同时期分别也遭到了查抄，原因各种各样，但没有一个是因为抢劫行为。因此那些物资从他们手里被抢走后又落入另一些先锋队手中。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抢劫犯在多年以后纷纷站出来，控诉他们遭受的迫害。

而与普通群众有关的寄卖行，则要了少璞公的命。

在被抄家之后，祖父被拉到大名鼎鼎的成都13中关押数天才放回，遭受了凌辱、折磨和毒打。后来x卫兵们在抄来的东西中发现了篆刻工具和石料，于是勒令祖父给他们刻章，他的待遇因此稍有改善。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个类似的传说：因为某位x卫兵喜欢启功先生的书法，所以他才没有在与我祖父类似的境况中被弄死。这些例子可能说明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能说明多学一门手艺关键时刻能救命。但不知道是我不正常还是我才正常，我认为这些例子只说明了一件事：最伟大的汉字是这三个：草泥马！

1969年，过新年的时候，祖父偶然路过一家寄卖行，看到了他的手摇缝纫机。那是祖父30年代买的，用了30多年，从西安到成都再到重庆再回成都，一直没有抛弃。祖父像旧友重逢般盯着那架缝纫机，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

在和祖母反复商量后，祖父明白，他必须放弃把老朋友买回家的打算。姑且不说当时他们连饭钱都成问题，即使有钱，买回来也是反攻倒算，向革命群众示威，稍微引申一下就是反革命了。

祖父陷入郁闷之中，经常一人枯坐，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两个月以后，他在家中突然倒下，从此再未起来。

我不知道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在想些什么：早年经历的枪林弹雨？西京四少的风流倜傥？还是被明火执仗抢劫的心有不甘？

我觉得那架缝纫机代表着少璞公人生的精彩，这种精彩被毫无道理地剥夺，一生不服软的祖父完全无力抗拒。世道变了，不管是不是英雄，是个人就会走上末路。

作家王小波讲过一件类似的事：他陪一个老爷子去逛寄卖行，结果老爷子看到了自己家的东西，好像是一架钢琴，当场就倒下没起来。

王小波说，他本可以用魔幻的方式来表述这件事，例如一个人在福尔马林瓶子里看见自己的内脏。但他觉得还是照实说出来比较好。

我也曾想过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写祖父之死，例如，我的小说《地震时期的爱情》中的胡振坤，在天堂看见自己在关西大地震中塌掉的大宅子，里面住着天使，后者告诉他：不弄场地震拆掉你们的房子，我们在天堂住什么？

但是我也和王小波一样，觉得还是照实写比较好。甚至我因此得出了一条理论，我认为这条理论代表了中国式文学理论的真正成就：魔幻现实主义不适合某些地方，因为会减损现实的魔幻性。

虽然那种抢劫在当时每天都在发生，但每一次的罪恶，都有具体的凶手。害死祖父的那两次抄家的策动者是他同院的两个邻居。

其中一个是当时的四川省商业厅某科长的老婆，一个十足的小市民，平时常向祖父借钱索物，往往有借无还。祖父有时会示以脸色，所以钱物是给了，怨还结下了。后来此人成了造反派，儿子在13中当x卫兵，两代人共同当了抢劫杀人犯。

另一个是因病休养的老x军，曾因小事与祖父冲突，从此搜集各种“问题”四处告密，终于给他赶上了好时候。

我不知道这几个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这里我先谈另外两件事。

一件是大约是在2016年，当年成都9中的x卫兵头目，前市长之子，后来的著名米姓电影导演，向9中表示，想对当年他打过的老师们当面道歉。学校请了几位当年挨打而还健在的老师征求意见，是年88岁的语文教师高老师作出了这样的表示：

能对自己当年野蛮暴行有所认识是好事情，但是不见，不接受道歉。要道歉先从大人物开始，你算老几！

另一件事就发生在2021年，一个专演丑女人的张姓老戏子死去时，人们想起了新凤霞之子、画家吴欢曾对她的指控：关于她当年对新凤霞一家所作所为。张否认她曾作为造反派头目带队抄家，但面对众多旁证，她提不出反驳，只是咬死不认。一番争议之后，吴欢表示：“过去的是非恩怨不必再提”，“天下事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这两件事中，高老师有对有错。

他说能认识自己的暴行是好事，这是对的；他不接受道歉，这也不错；他说道歉应该从大人物开始，这更是有理，但说小人物就不用道歉，这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每一次罪恶都有具体的凶手。二战的灾难希特勒固然难逃罪责，但却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死于希特勒之手。每一个杀人凶手都该受到惩罚，因为正是这些人使希特勒的罪恶得以实施。每一个罪恶的小人物都是希特勒罪恶的组成部分。

汉莎▪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但我始终觉得这个说法还欠缺一些什么。直到我在反思米导演和高老师的事件的时候，突然获得了答案：

平庸之恶的要点不在“平庸”，仍然在“恶”。有罪的平庸者尽管平庸，但却是罪恶不可缺少的一环：“恶的最后一公里”。

从某种意义上讲，罪恶的小人物和罪恶的大人物是同罪的，因为人物有大小，罪恶无分别。谋杀一亿人和谋杀一个人，都该判死刑。

以色列人不惜代价地追杀每一个纳粹凶手，果然是不能合理再多！

因此，在另一件事中，作为指控者，吴欢最后的态度则是彻底错误的。

如果说米导演主动提出道歉，还不失为自省的结果；那么张戏子则纯属“至死不认”的典型。吴欢说“不了了之”，纯属一厢情愿。你想“了之”，人家可未必。

没听说当年张戏子和新凤霞有什么宿仇，但一定有个最大的仇恨存在：新凤霞是美人，而张则是个丑鬼。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无法调和的仇恨，其实是同时期众多女星的根本死因：阿诗玛杨丽坤、七仙女严凤英，莫不如是——美人四周，恶人环伺。一有机会，这个庞大人群的恶就会像遇到合适气候的病毒一样爆发，一切美的、好的，都会在他们铺天盖地的罪恶中毁灭。

所以，张戏子不过是死早了，没等来昨日重现。否则，只要她还是那么丑，只要世上还有美女，她一样作恶给你看。吴欢说“过去的是非恩怨不必再提”，只要时机到了，你不提，人家可未必不提。

所以，吴欢的“大方”，其实是极不负责任。对张这种死不认账的丑鬼，就该追杀至死，死了也不要说什么“一路走好”，除非是让她赶赴地狱。

这两件事可以用一句话作总结：作恶者理当谢罪，受害者无权原谅。

今天是5.16，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理当知道这是什么日子。1966年的今天，有关方面发了一则通知，开始了一段曾经被称作“伟大”，后来被称作“浩劫”，再后来被称作“探索”，再再后来一提就风掉的历史。我用这个数字来指称那段历史。

当然，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今天其实不多了。年轻人大多没机会去熟悉，年长者则多半有意无意地忘掉了。

这就是我要在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在那段历史还不“民敢”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它会不会重来？

现在谁再跟我说这个，我就会抱以大笑。重来？有没有搞错？要讨论的不是重来，而是“从来”：它从来就没有结束。

5.16，不是一个事件，也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种许可。

一种作恶并且不会承担后果的许可。

抄了我祖父家的x卫兵是得到了这种许可，x卫兵米导演是得到了这种许可，张戏子和少璞公的那两位邻居，作为事实上的x卫兵，也得到了这种许可。

发出许可者固然有罪，获得许可者同样罪不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