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十五万彩礼，你这是要娶媳妇还是买人？＂姑姑把搪瓷茶杯重重放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在褪色的桌布上洇出一片暗黄。

她眼里满是不屑，眉头紧皱，好像我犯了什么天大的错。

＂老侄子，那姑娘家里啥条件？不就一个农村出来的打工妹吗？你让她家狮子大开口，自己没出息就算了，还让人家骑在头上拿捏！＂

我低头不语，双手不自觉地揉搓着那条已经褪色的棉毛裤，这是小芳去年冬天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是1998年的冬天，东北小城的暖气房里，姑姑的话如刀子般刺痛我。

窗外雪花纷飞，北风呼啸，敲打着老旧的玻璃窗，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仿佛在配合姑姑的训斥。

屋内气氛凝固得像结了冰。

我叫刘建国，县城国企机修厂的技术员，月收入不过七百出头，在当时也算是体面工作了。

改革开放的浪潮虽然席卷全国，但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国企工人依然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我的父母早年因一场车祸双双离世，从小是姑姑把我拉扯大。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姑姑家也是勒紧腰带过日子，但她硬是供我念完了高中。

＂咱刘家的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姑姑常挂在嘴边的话。

与小芳相识在工友老张的婚宴上，她是酒店厨房的帮工，瘦瘦小小的身材，双手冻得通红还不忘给客人添茶水。

她有一双明亮而略带羞怯的眼睛，说话时总是低着头，声音轻柔得像春风拂过杨柳。

我被她那份朴实打动，一来二去便熟络起来。

常常下班后，我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载着她沿着县城的小路慢悠悠地转悠。

小芳坐在后座，双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隔着厚厚的棉袄，我却仿佛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

＂建国，你看那天上的星星，多亮啊。＂她时常这样仰望星空，眼里闪烁着比星星更明亮的光芒。

那段日子，虽然清贫，却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时光。

那时候，我们这儿的彩礼从几千涨到一两万，再到十几万，像坐了火箭一样蹭蹭往上冒。

＂现在城里女孩都不愿意嫁到农村去了，彩礼钱自然就涨起来咧。＂厂里的老刘头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脸的＂这有什么奇怪＂表情。

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物质条件开始成为衡量婚姻的重要标尺，这在曾经＂男耕女织＂的乡村是一种新鲜事物。

小芳家提出三十五万时，我愣住了，茶杯差点从手中滑落。

这笔钱，按我当时的工资，不吃不喝也得攒四十年！

她红着眼解释说家里困难，父亲患了重病，需要做大手术，却不肯多说。

我懂她的自尊，也知道这笔钱对我来说如同天文数字，却依然想要努力一试。

＂建国，我知道我家要价高，你要是觉得为难，咱就…就算了吧。＂她说这话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

我握住她的手，轻声说：＂我会想办法的，你等我。＂

姑姑从小看着我长大，在我心中有如第二个母亲。

父母早逝后，是她供我念完高中，让我躲过了下乡插队的命运，考入了县里最好的国企。

她一听这事，当即拍桌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一个月挣几个钱？三十五万，得攒到猴年马月？那女娃是真心还是图钱？＂

姑姑的话虽然刺耳，但我知道她是为我着想。

毕竟在那个年代，三十五万确实是一笔巨款，足够在县城买两套像样的房子了。

＂建国啊，姑不是心疼钱，是怕你被人家哄了去。＂姑姑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些，＂咱家条件有限，你要娶媳妇，姑能帮就帮，但这也太离谱了！＂

乡里人爱面子，这事很快传开了。

＂瞧人家刘建国，就这条件还想娶三十五万的媳妇＂，村口的大爷们摇头晃脑，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评头论足，仿佛我犯了天大的错。

＂小伙子长得是周正，可这彩礼钱，哪来的呀？难不成去抢银行？＂老李头的话引得一群人哈哈大笑。

这些闲言碎语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和小芳越缠越紧。

每次和小芳约会，总能感觉到路人投来的异样目光，仿佛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冬去春来，雪化了，柳绿了，我与小芳的关系却渐渐疏远。

她眼中的歉意我看在眼里，却无力改变什么。

有时候，我们坐在县城唯一的公园长椅上，沉默很久才能挤出几句话来。

那种感觉，像是两颗靠得很近却怎么也无法融合的星星，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

＂小芳，再等等，我一定会想办法的。＂我反复说着这句话，连自己都不知道底气从何而来。

＂建国，我…＂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轻轻握了握我的手。

那年春节，我照例去姑姑家吃团圆饭。

席间，姑父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建国啊，那个小芳家里要那么多彩礼，肯定是存心不想把女儿嫁给你。＂

＂就是，咱们刘家虽然不富裕，但也不是那种拿不出彩礼的人家。＂姑姑附和道，＂三十五万，简直是笑话！＂

我默默地吃着饭，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缠。

初七上班的那天，小芳没有出现在工厂。

厂门口的保安老王递给我一个信封：＂刘建国，这是小芳让我转交给你的。＂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建国，爹病重需手术，我不能耽误你。有缘再见。＂字迹被泪水洇湿，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

纸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是去年冬天我们在公园拍的合影，背面写着＂相见恨晚＂四个字。

我瘫坐在工厂门口，任凭寒风吹透单薄的工作服，心里却比寒风还要冷。

我把自己埋进工作，三班倒，技改项目，夜校学习，像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白天在车间，晚上跑运输，周末还接些修理电器的零活，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两半用。

厂里的师傅们都说我变了，不再是那个爱笑爱闹的刘建国，而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工作机器＂。

＂小刘这是怎么了？被情所伤？＂老师傅们私下议论。

＂别提了，那姑娘家要三十五万彩礼，人家嫌他穷呗！＂

我不辩解，只是默默地干活，仿佛只有在忙碌中才能短暂地忘却心中的疼痛。

县城不大，但我再也没见过小芳，好像她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存折上的数字在慢慢增加，但心中的空洞却越来越大。

三年时间，我从技术员升为车间主任，手头也有了些积蓄。

改革大潮下，不少同事下海经商，我却固执地守着这份＂铁饭碗＂，一方面是不敢冒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姑姑的养育之恩。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躺在厂里简陋的宿舍床上，我总会想起小芳，想起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想起她轻柔的话语。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父亲的病好了吗？她嫁人了吗？＂这些问题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我，却无人可以回答。

2001年夏天，骄陽似火，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

姑姑兴冲冲地跑来厂里，说表弟要结婚了，让我回老家参加婚礼。

＂你表弟找了个城里姑娘，人家是医院的护士，文化高，长得也俊！＂姑姑满脸喜色，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这次你得回去，这么大喜事，你不到场像什么话！＂

我本不想回去，对表弟没什么感情，小时候还经常被他欺负。

但看姑姑这么高兴，又想起她多年的養育之恩，只好点头答应。

老家在县城西南三十里的小山村，十里八村的人都来凑热闹。

宴席上，我目瞪口呆——彩礼一百五十万，新房新车，还有城里的商铺。

姑姑满脸红光，四处炫耀：＂我侄子有出息，他爹有煤矿股份，这点投资不算啥！再说了，人家姑娘是城里人，总不能亏待了不是？＂

那一刻，我如坠冰窟，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