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重组或重整中，债权应当优先于股权，但在房企庞杂的资产与债务体系中，债务重组往往被大股东(通常即房企老板)所把控。

从来没有让各方满意的债务重组方案，老板们往往背上“逃废债”骂名，力保第一大股东地位和优质资产。

债权人似乎也别无他法，从违约、展期、二次展期，到重组、二次重组、破产重整，只能一次次机械地点头同意。

反抗终于出现了。

6月3日下午，旭辉境外债务重组方案获得债权人会议批准，持有79.33亿美元债权中的92.66%债权人投了赞成票。

到了晚上11点，中金公司公告，由债券持有人浙江涞熙私募基金发起的持有人会议被取消，理由是投资者持有份额未达召集会议标准。

涞熙私募反对旭辉境内债务重组方案，希望向旭辉提出自己可接受的兑付方案，同时控诉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为投资者维权设置障碍。

这是债券持有人第一次采取公开行动，反对房企不公正的债务重组方案。

对比境内、境外两套债务重组方案，旭辉对境外债权人更加慷慨，削债比例更少，现金支持更大，转股条件更好。

就算与融创、龙光的境内债务重组方案相比，旭辉在现金支持和转股条件方面也稍显吝啬。

债券持有人还控诉，以董事长林中为首的旭辉管理层，在公司亏损年度照常领取高薪，以及对投资人采取漠视态度。

站在旭辉和林中的角度，境外重组涉及债务近80亿美元，而境内债务重组债务只有100亿元，方案似乎做不到绝对公平。

其实更为关键的是，过去两三年里，房企老板们的财富与信用，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坠落，债务重组就像是又一次“割肉”。

老板们拼命想要抓住一点什么。

首先想要保住第一大股东位置。

恒大许家印应该会一无所有，包括恒大物业、恒大汽车的股权会归零。金科破产重整中，黄红云也无奈让出第一大股东位置。

融创境外重组中，孙宏斌几乎将所有债权人，绑上融创中国和融创服务股票“大船”，股票稀释后孙宏斌持有融创股份不足30%。

孙宏斌的赌性与积极态度，让融创很好处理了境内外债务重组，但其仍然利用特殊条款，想要保住第一大股东位置。

碧桂园也想要保住第一大股东位置，但其给予债权人的转股价为2港元或10港元，而给予大股东杨老板转股价却低至0.6港元，引起了巨大非议。

杨氏家族仍然持有碧桂园超50%的股份，如此坚持不愿稀释股份，让其债务重组阻碍重重。

其次想要保住的是优质资产。

正式债务违约之前，杨老板将碧桂园服务20%股权，捐赠给自己小女儿控制的慈善基金。如今来看，这是一次保留优质资产的精明手段。

碧桂园境外债务重组中，银团贷款债权人与美元票据债权人发生利益冲突，起因为碧桂园向银团贷款人单独支付了1.78亿美元补偿款。

“同债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可能导致碧桂园境外债务重组失败，以及让即将开始的境内债务重组前景暗淡。

更不用说，杨老板以不确定性为由，想要将海外森林城市的股权剥离出上市公司，这是一次慷慨救助？还是又一次的精明掏空？时间会给出答案。

孙宏斌虽然将融创服务股权拿出来抵债，但持股仍接近50%。现金流稳定的物业板块，正成为越来越多房企最后依靠。

旭辉的林中，操作手法更加眼花缭乱和不择手段。

2022年底旭辉债务违约后，立刻将代建公司和商业运营公司剥离出上市公司体系，同时将几十家子公司变更为孙公司，以进行资产与风险隔离。

债权人对旭辉的愤怒，显然由来已久。

房企与债权人之间，债权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天平已经被打破，在“重组就是分果果”的大背景之下，一切只能从实力与利益出发。

恒大的部分债权人，利用抵押权寻求单独处理资产；龙光的境内债权人，用投票权迫使公司优化债务重组方案；金科债权人，为黄老板套上责任追溯“枷锁”。

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对未来保持信心。没有信心，一切都是破罐子破摔，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了信心，就不必纠结于眼前小利，未来是多方共赢。

如此来看，不得不佩服孙宏斌的炒股大法，某种程度上注入了盲目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