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元旦晚会，由郭达、杨蕾、吴刚表演的小品《大米·红高粱》，因广泛流传小品中经典台词“换大米”而被人们熟记，“换大米”也就成了这个小品的另一名称。

而在70年代的青岛，大街小巷间也曾回荡着一声独特的吆喝：“换大米嘞——”这声音，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老青岛人记忆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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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铁幕笼罩的1970年代，中国大地上悄然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换大米”。这种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既非官方认可的市场行为，也不属于计划供应体系，却顽强地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国营单位家属区等灰色地带。当上海市民用积攒的工业券换取江苏农民的稻谷，当东北工人用棉袄换关内省份的大米，这些看似原始的交易背后，折射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民生需求的深层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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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青岛周边一些产粮地区，如大沽河沿岸的胶州李哥庄镇大窑村、即墨蓝村镇等地，凭借适宜的水土条件，种植出品质优良的大米。大窑村的沽河大米香甜可口，蓝村大米则以质朴清香闻名胶东半岛。这些地区的村民将大米运往青岛市区，与市民进行物物交换。据记载，一斤大米通常能换两三斤地瓜干或两斤左右的黑面。对村民而言，通过这种交换，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种类的粮食，丰富自家餐桌；而对城市居民来说，大米作为细粮，口感和营养优于粗粮，用多余的粗粮换取大米，提升了生活品质 。在当时，过年过节时，谁家能买上一袋蓝村大米，在青岛是很有面子的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米在居民心中的珍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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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青岛的清晨总是带着淡淡的海腥味，阳光还没完全洒满街道时，“换大米”的人就来了。他们大多骑着一辆旧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两个大箩筐，一边装着白花花的大米，另一边则是几个面口袋，里面装的是用来兑换的其他粮食。

我家就住在老城区的一条普通的街道上，邻里之间关系热络得很。听到“换大米”的吆喝，邻居王大妈就会从家里出来，端着一簸箕苞米，一边走一边喊：“换大米的，来，给俺称称，换点大米。”那换大米的商贩，便会停下自行车，熟练地接过簸箕，把苞米倒进秤盘，嘴里还念叨着：“您放心，俺这秤准着呢。”称好了，就开始给王大妈舀大米，一边舀还一边和周围凑过来的邻居们唠几句家常，问问最近海货的行情，或者说说哪家的孩子又出息了。

在那个物资不算充裕的年代，大米对于青岛的普通家庭来说，是有些稀罕的。平日里，大家多是吃苞米、地瓜这些粗粮，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那可是改善伙食了。所以，这“换大米”的买卖，就给了大家一个调剂口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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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外地的亲戚，母亲赶忙找出存着的一些绿豆，去换大米。当那白花花的大米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围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淘米、煮饭。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了大米饭特有的香气，那香味混合着柴火的味道，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到了后期，换大米的大多全部是换面粉了，有些有本事的商贩换的多，那时候换大米的商贩没有什么汽车运输之类的交通工具，他们用的几乎全部是自己改造且前后加重的大金鹿自行车运输，我记得我看到最多一次是，一个商贩一个人用一辆大金鹿运输了十袋面粉，今天回头想想简直不可想象，如果让现代的人去干这事，我想恐怕他们不太能一个人把十袋面粉装到自行车上，更别说用两只脚，推着大金鹿和十袋面粉，生生地从青岛走到即墨胶州等地了，现在想想我们的祖辈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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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大米”不仅是一种物资的交换，更是那个年代邻里情感交流的一个契机。大家借着这个由头，聚在一起，交流着生活里的点滴。如今，70年代已经远去，青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代替了老旧的平房，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再也听不到那声“换大米”的吆喝。但每当我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时，总会想起那些年，想起青岛老城区里那充满烟火气的“换大米”场景，它就像一首老歌。

作者：赵金华，1963年出生，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在国家级刊物和报刊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发表过近百篇的专业科技论文和其它文章，撰写电视剧本三个，拥有多项的专利发明，曾获得过山东省十大孝子的奖励，热爱生活，热心公益，爱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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