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国家的安全，有时需要忍受孤独，保守秘密。

1986年6月，身体已极度虚弱的邓稼先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他转头问身旁的人：

你觉得，三十年后，人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一旁的警卫早已泪流满面，他多想给邓稼先一个肯定的回答，可他又不敢轻易承诺。毕竟在那个年代，邓稼先以及众多功勋的身份都被严格保密，他们的事迹何时能被公开、甚至是否会被公开，都还是未知数。

一个月后，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六十二岁！

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要如此严格地隐姓埋名？他们几十年不能与家人联系，这样的牺牲是不是太过分了？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惨烈事件给出了答案！

就在今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军队发动了对伊朗的空袭，目标直指伊朗的核设施和顶尖核科学家。

按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这次打击针对的是伊朗纳坦兹地区的主要浓缩铀设施，以及相关的核科学家和弹道导弹设计中心。而且这场攻击预计将持续数日。

袭击当晚，伊朗核科学家穆罕默德·马赫迪·塔赫兰奇和法里顿·阿巴斯不幸遇难。

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对伊朗顶尖核物理专家采取暗杀行动。

对于像伊朗这样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培养一名合格的核专家极其不易，这些人才必定受到严密保护。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难逃以色列的猎杀！

例如，2020年，伊朗国宝级核武器专家、国防部副部长兼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在重重保护下，于首都德黑兰的街道上被当众杀害。

当时，法克里扎德正与妻子乘坐保镖车队从伊朗北部返回途中。一辆护送车离开车队检查目的地安全时，他的座驾突然遭到枪击。

几乎同时，150米外的一辆尼桑汽车上的遥控机枪开始扫射，三发子弹击中法克里扎德。

片刻之后，那辆尼桑汽车发生爆炸。法克里扎德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后来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暗杀是由以色列情报局和特情局精心策划的行动。

而这并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谋害伊朗核物理学家。

早在2007年，伊朗著名物理学家阿德希尔·侯赛因普尔教授就在设拉子的重要军工基地遭毒气暗杀。

2010年1月12日，德黑兰街头，伊朗粒子物理学专家马苏德·阿里·穆罕默迪教授在家门口附近被一辆装有远程遥控炸弹的摩托车炸死。

同年11月29日，伊朗原子核物理学家费雷登·阿巴西教授在德黑兰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幸运的是他幸免于难。

但同一天，另一位伊朗核工程学家马吉德·沙赫里亚里却没能逃脱厄运，在另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中丧生。

2012年1月，负责监督纳坦兹市主要铀浓缩设施的伊朗核科学家穆斯塔法-艾哈迈迪-罗尚在回家路上，被一辆冲来的摩托车向车内投掷炸弹，当场被炸死。

类似悲剧还有很多，这些人都是伊朗不可多得的瑰宝，却都难逃暗杀的命运。

回顾中国当年研发核武的历程，面临的挑战同样艰巨。那时的中国不仅面对着美国的压力，还要应对苏联这个曾经的盟友。

当时的中国科研基础薄弱，在被美西方联合封锁的情况下，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于敏、邓稼先、郭永怀、程开甲等等科学家，毅然决然地告别亲人和孩子，投身到茫茫戈壁滩中，一待就是几十年。

他们中有放弃诺贝尔奖机会的，有舍弃名利的，还有献出生命的。

王淦昌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曾是国际瞩目的科研明星。为了新中国研制核武器，他隐姓埋名十七年，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59年，年轻的王淦昌带领团队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震惊世界。所有人都认为，诺贝尔奖已是囊中之物，只要他获奖，就会成为中国的首位诺贝尔奖得主。

然而谁也没料到，这一等竟是永远。从此，王淦昌仿佛从物理学界消失了，无论谁也找不到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满头白发。

原来在1960年，王淦昌接到了回国秘密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任务。面对唾手可得的诺贝尔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研究中。

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熟悉且热爱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国家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并隐姓埋名，断绝所有海外联系，减少人际交往。

面对这一重大选择，王淦昌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写下“王京”二字，坚定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科学家王淦昌“人间蒸发”，大漠深处多了一位名叫“王京”的研究员，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

在那个时期，研究核武器可谓困难重重，尤其是爆轰实验技术，这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关键基础，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一片空白。

凭借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王淦昌迅速投入工作。

他经常不顾危险，亲自动手操作危险部件。由于炸药配方和工艺尚在摸索阶段，实验环境恶劣，操作者不仅要吸入TNT等有毒气体，还要面对萘、卤蜡等其他有害物质的威胁。

但王淦昌毫不退缩，带领团队不断改进实验方法，提出了“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等创新技术，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工艺难题。

工作中，王淦昌常常是一个馒头一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从1961年到1963年，王淦昌领导进行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药爆轰试验。

特别是在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起爆前的紧张时刻，王淦昌每天都在各作业分队间奔波，检查指导工作。

从试验方案的设计，到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再到实验场每根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王淦昌随着欢呼的人群从掩体跑出来，激动地挥舞双臂，热泪盈眶地喊道：“成功啦！我们成功啦！”

这一刻，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重大突破。

随后，王淦昌又秘密参与了氢弹的研制工作，与同事们一起制定了氢弹的爆轰模拟实验方案，顺利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关键问题。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

之后，王淦昌再次被秘密调往地下核试验相关研究。

此后，他在技术上全面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核心技术。

直到1978年，王淦昌结束了长达十七年的隐身生活，恢复本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此时的他早已满头银发。没人知道他曾做过什么，也没人清楚他这十七年到底干了些什么，人们只知道，“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科学家！”

而他却把国家奖励给他的三千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家乡的小学和中学。

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个人荣誉和利益，隐姓埋名，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

他用十七年的默默奉献，为新中国铸就了坚实的核盾牌，让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挺起了脊梁。

直到1999年，王淦昌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功勋奖章，可惜他未能亲手接过这份荣誉。

因为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已经离世。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这就是我们的两弹一星功勋。

如果不是他们的默默付出，今天的伊朗困境可能早已降临到我们头上。

当邓稼先站在天安门前，问身边人，三十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他们？

我们的回答是：记得。

别说三十年，就算一百年，我们都不能忘，也不敢忘，我们会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