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6千人从瑞金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千人。

这意味着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

血色长征——牺牲人数的争议与真相

8万6千人出发，7千人到达，这个数字背后藏着什么？

中央红军的账本最清楚，瑞金出发时点名造册，8万6千人整齐列队，经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穿过松潘草地，最终在吴起镇集结时，能够应答点名的只有7千人。

减员率达到91.8%。

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同样惨烈，1935年6月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张国焘手下有8万人马，分兵后南下作战，到1936年10月三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只剩3万人。

5万人消失在川康边界的雪山草地间。

红二方面军相对幸运，贺龙、任弼时率领的这支队伍从湘西出发时有1万7千人，到达陕北时还有1万3千人，减员4千人。

贺龙的胡子在长征中全白了，他经常说：每减少一个人，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

红25军的数字最特殊，徐海东率领这支队伍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时只有2980人，到达陕北时竟然增加到3400人，沿途补充兵兵员700多人，实际牺牲2300余人，徐海东身上有17处枪伤，长征路上又添了3处。

四路红军总计牺牲12万到19万3千人，这个数字的差异来自统计口径不同，有人计算阵亡，有人计算失踪，有人计算掉队，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

湘江战役5昼夜，中央红军伤亡5万6千人，红34师6千人担任后卫，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扯断肠子自杀，年仅29岁。

全师除几十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陈树湘临死前说：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红5军团第34师政委程翠林在湘江边写下遗书：此次战斗，九死一生，如我阵亡，请告知家人，我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

非战斗减员占总减员的60%以上，疾病、饥饿、严寒、迷路、掉队，这些无声的杀手比子弹更致命。

生死之路——战斗与非战斗减员的双重绞杀

1934年11月27日凌晨，湘江边响起密集枪声。

国民党军调集30万兵力，在湘江一线布下口袋阵，红军必须在5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将被全歼。

红1师、红2师血战脚山铺，师长李天佑后来回忆：阵地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水将湘江水染红几里地。红3军团第4师在光华铺与桂军白崇禧部激战，全师2700人最后只剩300人。

红军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坦克，19岁的战士王良英怀里绑着6颗手榴弹，滚到敌人机枪阵地下引爆，炸死敌人一个班。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军平均每分钟死亡18人。

5天5夜后，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代价是从8万6千人锐减至3万人，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

1935年8月，红军进入松潘草地。

这片海拔3500米的高原沼泽地，方圆15000平方公里，无人烟，无道路，无食物，草地每天吞噬200名红军战士的生命。

草地的恐怖超出想象，表面看是草原，脚踩下去就是无底沼泽，掉进去的人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只剩一顶帽子浮在水面上。

彭德怀的警卫员小魏在草地里迷了路，3天后找到时，人已经疯了，见到彭德怀就哭：首长，我找不到部队了，彭德怀抱着小魏痛哭。

红军战士吃草根、啃树皮、煮皮带，18岁的小红军张思德把自己的干粮分给生病的战友，自己饿晕在草地上，醒来时发现身边坐着一个藏族老人，正在给他喂糌粑。

毒蘑菇成了草地杀手，饥饿的战士看到蘑菇就采来吃，结果中毒身亡。据统计，误食毒蘑菇死亡的人数达到战斗伤亡的三分之一。

疟疾在草地肆虐，红军缺乏奎宁等药物，感染疟疾的战士发高烧、打摆子，最后在昏迷中死去。仅疟疾就夺走1200名红军战士的生命。

红四方面军在草地的损失更惨重。张国焘坚持南下，违背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1935年9月后，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界与国民党军反复拉锯，兵力急剧消耗。

数字会说话：红军长征平均每300米牺牲1人，在草地每公里牺牲近100人。

蒋介石的困局——为何放弃追击？

1935年10月，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第六次"围剿"。

形势看起来对红军极其不利，7千人对50万人，力量对比悬殊。

蒋介石的部署井然有序：东北军6个师负责正面进攻，西北军4个师从侧翼包抄，中央军3个师作为总预备队。这是蒋介石剿共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华清池。

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这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张学良为什么要扣蒋？答案在他给蒋介石的信中：委员长，东北已经沦陷5年了，3千万父老乡亲在日寇铁蹄下呻吟，您还要我们打内战？

杨虎城的理由更直接：日本人都打到华北了，我们还在这里自相残杀？

蒋介石在华清池被软禁13天，这13天里，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轮番劝说张学良放人，共产党方面派周恩来到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蒋介石面临艰难选择：继续剿共还是一致抗日？

现实让蒋介石别无选择。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华北告急，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军在上海损失30万精锐，南京保卫战失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化，东北军、西北军对剿共消极应战，这些地方军阀心里清楚：打红军是替蒋介石卖命，抗日才是为国家民族。

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公开拒绝执行进攻命令，他对部下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打就打日本鬼子。

1937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3万多红军战士换上了国民党军的军服。

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蒋介石的50万围剿大军就这样不了了之。

长征精神与国共博弈的结局

7千人的种子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1937年8月，八路军3个师开赴华北前线，115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击毙日军1000余人，缴获汽车100多辆，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重庆《大公报》头版头条报道：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歼敌千余。这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军队，用胜利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

120师在雁门关设伏，炸毁日军运输车队20多辆，129师在娘子关阻击日军，掩护国民党军撤退。

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长征胜利，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

长征锻造出一批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将领，后来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数字再次说话：1945年日本投降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民兵260万人，从7千人到127万人，18倍的增长。

长征中牺牲的战士并非白白牺牲，他们的血肉铸就了一支钢铁军队的脊梁。

长征培养了一代革命干部，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总结长征经验，制定抗日方针，长征中的千锤百炼，让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句话后来被历史验证。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1984年重走长征路后写道：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真正的精神胜利。它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

长征的政治意义更加深远。它让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地方性政党成长为全国性政党，让红军从游击队成长为正规军，让根据地从边缘地区扩展到大半个中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台下站着的许多开国将帅都是长征的幸存者。

他们用15年时间走完了从瑞金到北京的路。

长征结束了，历史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