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中，生产队时代是个让人既怀念又头疼的时期。那时候，土地是集体的，干活靠工分，吃饭靠分配，听起来挺公平，但实际上漏洞多得像筛子。有些人使劲干活却吃不饱，有些人啥也不干照样拿高分。说到谁最怀念那段日子，答案很清楚——不是老老实实下地的农民，而是那些靠滑头混工分、奸懒馋滑过日子的人。

生产队是1958年，农村搞人民公社时弄出来的一个组织形式。到了60年代，基本上全国农村都按这个模式走。简单说，就是把村里的地、牲口、农具全收到一块儿，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按工分分粮食和钱。工分这东西，本来是想体现“多劳多得”，但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为啥呢？因为工分怎么算，全看队长一支笔。干一天活儿，可能是10分，也可能是5分，甚至啥也不干也能混到分。队长高兴了，多给你记点；不高兴了，少记点也正常。更别提有些活儿看着累，其实工分少，比如挑粪、割稻子；而有些活儿轻松得要命，比如看场院、开会，工分却一点不少。这种制度漏洞，让不少人钻了空子，也让这些空子成了他们怀念的理由。

生产队里，总有那么一群人，干活不出力，工分不少拿，这种人村里人叫他们“滑头”。他们不傻，知道制度有缝儿可钻，靠着拍马屁、送点小礼，就能换来好日子。比如，有些人专门跟队长套近乎，逢年过节送点自家种的菜，农忙时就被安排去看场院或者记工分。这活儿不累，站那儿吹吹风，晒晒太阳，工分就到手了。

历史资料里，这种现象不是个别例子。1970年代的农村调查显示，有些生产队里，工分分配跟实际劳动量脱节严重。队长往往凭印象或者人情给分，导致真正下地干活的人拿不到应得的回报，而会来事儿的滑头反而日子过得滋润。安徽某个公社的记录里提到，有个社员一年干活不到50天，但工分比平均水平高20%，就因为他跟队长关系好，经常被安排去“开会”或者“监督生产”。

这些滑头为啥怀念生产队？因为那时候只要搞定几个人，日子就能过得轻松。换到后来分田到户，靠嘴皮子和关系没用了，地里活儿得自己干，他们就抓瞎了。

除了滑头，还有一类人更离谱，就是那种奸懒馋滑的家伙。他们不光懒，还特别会找借口，能偷懒就偷懒，能多吃就多吃。生产队里，这种人最常见的手法是装病或者拿家里事当挡箭牌。比如夏天插秧，别人都在田里泡着，他们就说自己头晕、腰疼，或者家里孩子没人看，硬是躲过去。队长有时候也没辙，只能让他们干点轻活儿，或者干脆啥也不干。

有数据能佐证这种现象。1976年，华北某个生产队的统计显示，全队200多个劳动力里，有10%的人一年出勤不到100天，但工分照拿不误。这些人要么是队里的“关系户”，要么就是嘴皮子厉害，能把队长忽悠住。结果呢？年底分粮的时候，他们照样有份儿，甚至比老实干活的人拿得还多。

这种人怀念生产队，太好理解了。那时候干不干活都有饭吃，只要会耍点小聪明，就能混下去。后来政策变了，粮食得靠自己种，他们这种懒习惯了的人，根本适应不了。

生产队的工分制度，表面上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漏洞百出。工分多少不完全看你干了多少活儿，还得看你干的是啥活儿、跟谁关系好。举个例子，1975年南方某村的记录里提到，割稻子一天8分，看场院一天10分，开会一次也能拿5分。你说这公平吗？割稻子累死累活，腰都直不起来，看场院站那儿抽根烟就行，工分还更高。

再加上队长的权力太大，工分分配基本是他说了算。有些队长讲良心，会尽量公平点；但也有些队长偏心眼儿，谁送礼送得多、谁会说话，就给谁多记分。历史学家研究过，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种不公在农村特别普遍，尤其在经济差的地方，大家都盯着那点粮食，关系和手段就成了关键。

滑头和奸懒馋滑的人，就是靠着这些漏洞活得舒服。他们不需要真出力，只要摸准了队长的脾气，或者会点小伎俩，就能混得下去。所以到了后来，生产队散了，他们反而不适应了。

1978年，安徽小岗村搞了个大包干，土地分到户，干多干少自己说了算。到1980年代初，这政策全国铺开了，生产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新政策一出来，老实干活的人乐了，靠关系混日子的人慌了。

为啥慌？因为以前靠队长罩着，能偷懒还能拿工分，现在土地是自己的，偷懒就等于饿肚子。统计数据挺有意思，1983年全国农村调查显示，分田到户第一年，粮食产量涨了15%，人均收入也翻了番。勤劳的人靠力气吃饭，日子越过越好；而那些滑头和懒汉，没了制度漏洞可钻，种地又没技术，收成差得要命。

有个例子，华东某村有个懒汉，生产队时靠装病混工分，分田到户后，他家几亩地荒了一半，1982年秋收，全家粮食不够吃，只能靠借粮过日子。他逢人就抱怨：“还是生产队好啊，那时候不干活也有饭吃。”村里人听了就冷笑，谁搭理他啊。

分田到户后，农村的面貌真变了。以前在生产队里埋头苦干的人，终于有了回报。1980年代初，河南某县的调查显示，勤劳农户的收入比懒散农户高出50%以上。种地好手靠着经验和技术，把自家的地收拾得妥妥当当，粮食多得吃不完，还能卖点钱盖房、供孩子读书。

反过来，那些滑头和奸懒馋滑的人，日子就难过了。他们没啥劳动习惯，也没真本事，地分到手里也不知道咋弄。有些人试着种点庄稼，但不懂施肥、除草，收成差得没法看。还有人想做点小买卖，但没资本也没门路，最后只能坐吃山空。到1985年，农村里这种人的比例明显下降，因为混不下去的，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就得硬着头皮学着干活。

生产队对那些滑头和懒汉来说，简直是天堂。那时候制度松散，有空子可钻，只要会点手段，就能不干活还吃饱。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上来，彻底堵死了这条路。干多少得多少，再也没人罩着你，也没地方偷懒了。他们怀念的不是劳动的光荣，而是那个能混日子的环境。

历史数据也说明问题。198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让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涨到1984年的4亿吨，农民收入翻倍。这背后是勤劳的人得了实惠，而那些靠耍滑头过日子的人，被现实狠狠教育了一顿。

生产队这档子事儿，留下的教训挺深刻。制度要是漏洞太多，总会有人钻空子，而老实人就得吃亏。滑头和奸懒馋滑的人怀念那时候，不是因为那日子多好，而是因为他们能占便宜。到了分田到户，公平回来了，靠劳动吃饭成了正道，这些人自然就没了市场。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告诉咱们，不管啥时候，制度得讲公平，得让出力的人有回报。不然的话，那些不想干活还想吃饱的人，永远都会有理由怀念过去。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