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税收制度不仅是财政工具，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猫鼠游戏。
税务当局和国会扮演“猫”的角色，意在收紧税网捕捉财富；纳税人，尤其是资本家，则化身“老鼠”，灵活钻营，巧妙规避。每一代人都在这场斗智斗勇中轮番上演。
在资本主义社会，游戏的规则似乎早已注定：资本老鼠总能占尽先机，劳工老鼠却往往在税网中苦苦挣扎。
第十六修正案，税网初张
1913年，美国通过第十六宪法修正案，税务当局首次正式张网收税：
“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无需按人口比例或州分配。”
这张网起初颇为宽松：所得税率从1%至7%，起征点为年收入3000美元（约当时1%人口需纳税）。社会一片安宁，普通民众认为税网遥不可及，未料这网日后越织越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入的增加，个人所得税的交税者已经从少部分的富人扩展到了广大的中产阶级或者劳工阶级。
不过所得税由于它的累进税率，自带一种税收正义性：多得的人多缴税，收入低的人少缴税或者不缴税。
税收政策倾斜在这时候就出现了分叉，为了鼓励资本再投资建立企业，美国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一直都不高，而另一方面，劳工的工资所得税税率却不断上升。
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照顾资本所得，而不照顾劳动所得的。
这时候所有的避税思路都是把劳动所得变成资本所得。当然只有雇得起会计师的富人们才有能力做这样的收入类别切换。
战争年代，税网骤然收紧
二战期间，当时的社会形成共识：“穷人前线打仗，富人此时要捐出所得，任何超量所得都是邪恶的！”
于是，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飙升至94%（1944-1945年，适用于年收入约20万美元以上，相当于今日数百万美元）。
然而，资本老鼠岂会束手就擒？他们聘请顶级会计师，挖掘无数规避路径：
1）保留利润：财富留在公司，减少工资和分红。
2）免税投资：购买市政债券，收益免税。
3）家族信托与慈善基金：转移资产，规避税负。
4）未实现资本利得免税：账面财富不兑现，无需纳税。
5）行业减免：利用石油、农业等专属税收优惠。
税网虽密，资本早已另辟地下通道，游刃有余。
至1980年代，税务当局意识到：高税率税网抓不住大鱼，反而催生更多逃税漏洞。
于是，里根政府重塑税网：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
降低税率的同时，税制简化，部分扣除取消，意在堵住前面那些漏洞。
国税局为了应对富人们用各种合法抵扣降低应税的收入，采用了二次平行计算方法，叫做AMT（Alternative Minimum Tax，替代性最低税）。取消各种看起来合法的税收抵扣、豁免，减免措施后，如果算出来的税更高，那就按这个数字缴税。
资本老鼠却迅速适应新网，挖掘新路径：
6）利润跨国转移：将收益转移至爱尔兰、百慕大等低税天堂。
7）股权激励与附带权益：高管通过股票期权或私募股权收益，将劳动收入转为税率较低的资本利得。
8）离岸信托与私人保险：财富在税收保护壳中滚雪球。
税务当局刚补好旧洞，资本已另起炉灶。
结果，资本家都跑了。AMT法律反而把那些硅谷拿股权激励创业公司员工都网住了，出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结果。
在科技创业公司，股权激励被视为劳工通往资本家的桥梁：“少拿工资，多拿股权，与公司共创辉煌，分享资本红利！”
这愿景看似美好：股权激励减少当期税负，待股价上涨，享受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同时，员工和公司互相锁定，着眼未来，激励创新。
然而，替代最低税（AMT）这张原本针对富人逃税的网，却误伤了普通创业员工：
股票行权时，账面增值需立即纳税，即使股票尚未变现。若股票锁定无法卖出，或股价暴跌，员工早交的税款血本无归。
例如：一位硅谷工程师，入职初创公司时拿到 10,000 股激励性股票期权，行权价 $1。几年后公司上市，股价 $50。他怀着憧憬行权，却迎来 AMT 的“税收劫数”：
行权触发 AMT，应税收入 = (50-1) * 10,000 = $490,000。AMT 税额逼近 $120,000，尽管他没卖出股票、没拿到现金，却必须筹钱缴税。
万一后来股价暴跌，已交税款的退税之路漫长且无助。他的股权梦变成了税负梦：想靠股权翻身的劳动者，被 AMT 当成了大富豪对待。
讽刺的是，大鱼早已逃脱，税网却勒住了小虾米。
资本家通过专业避税手段安然无恙，想通过持股变成资本家的劳工却无话语权，苦果只能自吞。
说到底，百年税制演变，猫鼠游戏从未停歇：税务当局织网，资本挖掘新洞。每轮税改，猫自以为胜券在握，老鼠却早已换道而行。
另外，尽管税收为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支持，但笑到最后的，往往仍是资本老鼠。劳工的悲凉，不仅在于税网的压迫，更在于这场游戏规则的天平，始终向资本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