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男子簪花可不是什么稀奇事，而是实打实的风尚潮流!如果你能得到皇帝御赐的花朵插在头上，那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身份象征和无上荣耀。

想想宋真宗时期的一件趣事：皇帝准备去泰山封禅前，任命了陈尧叟和马知节两位高官留守京城。任命仪式后，真宗特意留下他们饮宴庆祝。君臣三人头戴鲜艳牡丹，酒酣耳热之际，真宗竟然摘下自己头上最名贵的一朵，亲手为陈尧叟戴上。这份“御前簪花”的恩宠，让陈尧叟感动得难以言表。宴会结束，陈大人出宫时一阵风刮过，吹掉了一片花瓣!他立刻吩咐随从捡起来，小心地揣进怀里，还郑重其事地说：“这可是皇上赐的，万万丢不得!”这珍惜劲儿，足见一花如宝。

对于官府朝廷而言，簪花还远不止是个人喜好，它是一套重要的官方礼仪。无论是皇帝寿辰、立春朝贺、庆祝喜事，还是祭祀天地祖宗这类重大活动，官员们人人必戴宫花(宫廷特制的仿制花朵)。当时的规矩规定得很清楚：皇帝召集重要会议前，官员们必须先佩戴好花朵，肃立等候，甚至要“谢花”行礼——这簪花，可是上朝的必备环节呢!

宋代的花饰分为“生花”(应季鲜花)和“像生花”(用绸缎等材料做的假花)。这御赐的“宫花”就是精致华美的像生花。而且，簪花绝不是随便戴的!地位不同，能戴的花材和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等级森严，规矩分明。

让现代人想一下，一个壮汉头插鲜花招摇过市，估计会引人发笑吧?但北宋的男人们，却偏偏乐在其中。《水浒传》虽是小说，倒也很能反映这种独特的风气。你看那位牢头“病关索”杨雄，官差当得好好的，鬓角常常别着朵芙蓉花;常年在水上讨生活的阮小五，裹着破头巾也不忘插一朵石榴花，照样大摇大摆。可见当时男子簪花之风确实盛行。

宋朝男儿为何这般爱花?这就得追溯到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赵匡胤自己是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武将，所以他特别提防手握兵权的将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后，就定下了重用文人的治国基调。传说他还在宫中密室立了一块石碑，刻上遗训，只有新皇帝登基时才能进去拜读，这个秘密其他重臣都不知道。直到北宋末年京城被金兵攻破，皇宫遭劫掠，这块神秘石碑才被发现。

碑上到底刻了什么呢?史书记载，核心内容就两句话：后代皇帝必须立誓，
绝不可杀士大夫和上书提意见的读书人!
谁敢违背这誓言，老天必降下灾祸!(“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想想看，一位开国皇帝把“不杀文人”当作最核心的遗言留给子孙，分量何其重!大概在他看来，文人们耍耍嘴皮子，总比手握重兵的武将威胁要小得多。

无论如何，这道“护身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文人的地位大大提升，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这就造成整个宋代社会都向往成为文人。文人们追求什么呢?追求风雅精致，讲究品味情调，崇尚文学艺术。而头上簪花这种既雅致又彰显情趣的装饰方式，自然而然就流行开来，成为文雅风尚的一部分。

当然，簪花习俗的全面兴盛，还得归功于那些特别推崇文治、自己也身体力行的宋代皇帝们。比如大名鼎鼎的宋徽宗赵佶，他每次出游回宫，打扮通常是
头戴小帽，簪着花，骑着马。随从的官员、侍卫，也都一律获赐佩戴御花。他还特意规定，随身侍卫们必须穿上“宫花锦袄”(袄上缀着宫花)，才能自由出入皇宫大内。皇帝都这么带头，而且将簪花纳入规矩制度，民间的“效仿热”自然就水涨船高了。

这股簪花风潮，恰好伴随着北宋文化极盛的时代。
在这样崇尚文雅的大环境下，北宋的文学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词人辈出，宋词与唐诗齐名，成为文学史上的双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米芾这些名字，至今响当当。就连皇帝宋徽宗本人，也是书画巨匠。可以说，头上那一朵(或数朵)鲜花，无声地映照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人气质与雍容气象。宋朝男儿的这份“爱花”情结，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时代精神的某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