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资江邵阳段汛期

1968年的邵阳

我生长于革命之乡——湖南，自幼一直接受的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对革命充满了崇拜和憧憬，对“文化革命”的到来，也以一个孩子的纯洁热情欢迎。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1968年。那一年湖南省道县、邵阳事件相继发生，我对文革才算是有了认识。

1968年，“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12岁。“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的幼稚的心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5月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在街上观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屠杀》，传单作者列举了1968年4至5月发生在湖南道县的一连串集体杀戮事件。传单的作者陈述说：1968年4月以来，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21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即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匪等，还有另外十一种是什么已记不清了，意指他们想杀害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的革命组织将打击“黑杀队”队员视为革命表现，“21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写的：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估计多达上千具，一些尸体已生蛆虫……。这样被冠以“黑杀队员”名目的人，基本上都是无辜者，因此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贴出了这个大字报。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道县事件在邵阳的复制，我对这张传单的印象就不会如此深刻，充其量只会觉得这是群众组织的械斗。

道县的血腥味很快就在湖南省上空弥漫。

邵阳市管辖的邵阳县很快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对“21种人”及其家属进行杀戮。为了斩草除根，还将这些人在外地工作的子弟抓回来一并杀掉。邻近邵阳县的邵阳市有不少这类人的子弟，邵阳市委因此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常常传来砰砰啪啪的打斗声，女人孩子的哭喊声和抓人者的喝骂声，“21种人”的家庭惶惶然不可终日，唯恐不测落到自己头上。

白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块，交流着各种信息：某人家里又被抄了一次；某人又被老家来的农民抓了去；某人被抓去好多天，家属交了赎金，单位去领人，却没见到人的踪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这般，尽是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20余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那几位农民打死在江堤上。同院的一位水利局干部被抓，其妻趁农民不防，放走丈夫，农民们抓不到这位丈夫，就将这位30不到的女子双腿打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21种人”及其家属中如战战兢兢，恐惧至极。

邵阳县农民的“革命行动”也终于让人们看到了结果。

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太多，处理尸体成了一大麻烦事，靠近河流的村庄便将尸体弃置于河流中，实行“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和邵阳市，于是位于资江和下端的邵阳市境内的河面上，每天便有数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资江河两岸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等待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民政动了恻隐之心，邵阳市∗∗处理流经河面的尸体，招募邵阳市郊的农民打捞，每捞一具发一床草席就近掩埋，支付10元人民币作报酬，当时工人月工资在36元上下。正值行洪期，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邵阳市郊北塔公社的一家三弟兄一齐出动，据说用挣下的钱，盖了一幢瓦房。

我当时10多岁，曾随大人前去观看过两次，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那些尸体的死状千奇百怪，充分体现了革命者的“创造性”：有用绳索绑成粽子状的，有捆成攒蹄式的，有脖子上勒着绳索的，有血肉模糊已难分清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串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5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者，一个小孩3个壮年人，估计是一家人。另一串是一位30多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估计是两母子，二人的手掌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赤裸有切割伤。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不少围观者掉了眼泪。这惨不忍睹的影像，让我一连几天都做噩梦，再不敢去资江河看。

尸体大规模漂流延续了将近半个月，邵阳市的市民已经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天天挤满了提水的人。到了6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渐减少，提水的人才随之少见。

邵阳县屠杀的背景渐渐具体起来。

我曾听一位亲眼看到杀人场面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男人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杀所谓的“黑杀队员”似乎是有命令的，但是由谁下达则已无从查考。具体的杀人行动是由大队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好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有活埋的，也有把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还都比较“文明”。杀到后来，普通方式已激不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穿铁丝，还有人将铁饭锅烧红∗∗∗∗∗∗∗∗∗。女人们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各种凌辱。一个女学生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已浑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一口气了。我问那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像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的，不杀了才怪。哪敢去劝阻！

一些迟迟未动手的生产队被视为“不革命”的白旗，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的所有动产和生产队公有的谷物、猪等。到后来，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魔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折磨，便全家自杀了断。叙述者叙述此事时脸色发青犹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嘴乌。

事隔多年，全国范围拨乱反正。

“道县事件”在中央领导指示下做出了处理，而同年的“邵阳事件”仿佛没有发生一样，始终没有任何部门组织人进行调查。此案难查的原因一是牵涉面太广，参与杀人的人太多，从当时县武装部到大队、大队民兵营均有关系，如追查此事，牵连太多。二是被害者多是斩草除根，少数幸存的子弟也是惊弓之鸟，没有杨三姐、秋菊之类血性之人代为申冤。自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