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
就在延安方面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新四军时，老蒋那边也是步步紧逼。
1940年3月22日，在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军令部制订下达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不要看方案名字这么长，简单说就是准备要对新四军下手，包括来华中增援的八路军，也要一道解决。
但老蒋自己对这个计划并不抱什么希望，“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
谁说蒋委员长的口号是“优势在我”，人家明明就是谨慎型选手。
坐镇延安的教员对国军的部署，看得很明白，立马向新四军和中原局发出警告，并做出如下部署：
“华中之皖北、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 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
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
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 向苏南陈支队靠拢， 再向苏北转移。”
延安让陈毅的苏南部队，往江北发展 ，让项英的皖南大部队往苏南发展。
出乎一号首长预料，对于新四军整体往北移的命令，不管是陈毅还是项英，都提出了不同意见。
01
先是项英提出意见， 4月14日， 身处皖南的项英致电延安: “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是否目前可允许江北部队南调。”
16 日， 项英致电延安提出: “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可避免， 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 飞) 、张( 道庸) 两团全部急返江南， 以应大事变。”“为便于争取苏北， 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
项英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接下来的形势要大变，新四军待在江南可能有大作用，这里的大作用也是着眼于未来的国共竞争，要将新四军作为以后向南方发展的桥头堡。
4 月21日， 身处苏南的陈毅与粟裕等人联名致电延安， 称“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部队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
陈毅建议延安“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并将叶飞、张道庸的部队调回江南以加强苏南。
陈毅的意思也很明白，新四军本来就弱，几部分还如此分散，不如合到一起，在苏南这个退可往南，前可往华中的地方好好发展。
从陈毅和项英的回电来看，他们俩都不同意立即向江北发展，反而都建议先加强江南的力量，要把叶飞和张道庸调回江南，而且这两个人都有以后往南发展的想法。
陈毅和项英这两个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搭档，对新四军未来的发展大方向是有共识的，都有未来在南方打出一片天的想法，所以要在江南留下一个有力支点。
只不过一个认为应把重心放在皖南，一个则认为应把重心放在苏南。
陈毅、项英、延安之间的沟通，到这一步都还是正常的交流。
通常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地方和中央都要经过多番交流，以求达成共识，双方敞开想法谈，发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
中央是给方向的，具体执行还要看地方军政大员，上下一旦达不成共识，执行时就会出现大问题。
人类社会就是靠着各种各样的共识在维系，没有借助共识的力量，你是干不成事的。
然而，在新四军怎么发展这件事上，不仅新四军没能跟延安达成共识，就连新四军内部也没有达成共识。
02
陈毅那边说皖南和苏南要合在一起才能有力量，项英立马唱反调：
“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
项英这话就好似在说，陈毅在苏南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管不着也不想管，把叶飞和张道庸两个团调给我，咱们各干各的。
后来叶飞在回忆里讲，项英和陈毅都给自己打了很多封电报，让他带队伍过去。还把项英发来的很多电报都贴了出来，但考虑到影响，没有贴陈毅的电报。
经过一番沟通后，延安觉得陈毅说的有道理，可以在苏南先试上一试。
加强苏南的力量的确是一步好棋。
皖南新四军移至苏南后， 既可以和苏南的新四军形成集中性的力量，增加坚守江南的成功可能性，又可以使皖南新四军跳出国民党军队在皖南精心营造的包围圈，将来再需要北移时会容易些。
4月26日，延安致电皖南、苏南表示: “陈毅对苏南的布置都是对的， 望坚决执行。苏北部队……可酌情抽调一部分加强苏南。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易。”
为什么延安赞同陈毅的意见，却没有赞同项英的意见呢？
并不是针对项英，实在是项英在皖南作为往南发展重心的思路，不怎么靠谱，太过被动。
新四军在成立之日起就被国军围着，始终没有脱离险境，而且一年前，周恩来就提点过项英。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离开重庆后，又专门去了一趟新四军军部驻地，向项英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会议精神，顺带解决一下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
这次会议新四军的军政要员基本都参加了，前线的粟裕都回到了军部。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项英原本是在的，结果开会开到一半，叶挺那边闹辞职，项英就提前返回皖南了，因而错过了一号首长的报告和最后的决议。
全会在有关新四军发展问题方面，给了大方向，向北发展，向东前进。
在白艾整理粟裕回忆录时留下的材料《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村时，看到村里有一块大石头，非常像大簸箕，开口指向村口，袁国平跟周恩来说：“云岭村的富商地主多，迷信说全靠大簸箕的风水好，向里扒。”
周恩来却说：“你们新四军军部的风水可不好，三面是国民党的军队，住在国民党的大簸箕里。”
陈毅：“弹丸之地。”
项英：“就这人家还不想给。”
周恩来这个住在大簸箕里的比喻实在很形象。
新四军军部的开口在北面，正对着长江沿岸的繁昌、铜陵一带，这是日伪军的核心占领区，南面则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司令部驻地，东西两侧有大量国民党军布防。
整个皖南的新四军，就好似住在国军围成的大簸箕里，开口指向日伪军，只能在横宽约百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区域活动，四面受敌。
说句不好听的，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是给第三战区守大门的，其他三面都给你堵上了，出门就要跟日伪军干仗。
而新四军的遭遇，也是老蒋当年改编新四军时，就做好的布置。
所以陈毅才说军部是弹丸之地，多次劝项英找机会早点离开皖南。
但项英显然也对局势有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央让自己带部队去苏南的命令，项英并不想执行，用各种借口拖延，就是不挪窝。
项英跟中央反映说，长江以南不比黄河以北，有其特殊性，周围都是敌人，一动就容易引起怀疑。
此外，项英也说了第三战区一直扣押自己的粮饷军服等，导致新四军物资比较紧缺，撑不起来局面，力量比较弱。
当一个人不愿意干一件事时，可以找出一万个不能干的理由。
说到底，不是不能干，是没有达成共识。
归根到底还是思想和组织纪律的问题。
03
一开始，一号首长对项英还采取包容沟通态度。
但三番五次让皖南部队北移，项英就是不执行，再加上项英处理不好跟叶挺的关系，搞得叶挺三番两次闹辞职，这一次因为高敬亭的事，双方的矛盾又开始激化，弄得延安在重庆那边很被动。
是可忍，孰不可忍。
被逼无奈，1940年5月4日，一号首长起草了一封近3000字的发给全员的指示信，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一个，用大白话讲明当前的局势：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的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各地区虽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既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在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
“不要委托，不要饷，独立自主放手地扩大军队。”
“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一年内扩大十万人抢。”
如果说以前中央还是主要给方向，但这次的五四指示是给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包括战前动员，战术讲解，思路讲解，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就连KPI都制定好了，一年部队规模翻五倍，这是底线。
最后还不点名的批评了某人一句：“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其他的话都不要再说了，你执行就行了。
而且中央在发布全员指示信后，特意点名项英，皖南部队的指示精神传达工作，由你亲自做。
项英一听这安排，再一看指示信的内容，气得小手一摆，把信直接丢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了，让袁国平去传达。
回去后，项英越想越气，奋笔疾书开始写辞职信：
“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责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叶挺会用辞职罢工这一套，我项英也会用。
随后，项英给自己的下属开会，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以后不干了，自己会跟中央再次提辞职的。
事后有人说，此时项英已经提辞职了，是延安方面没有及时调整新四军组织关系，故此才造成了日后的皖南事变。
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实际上，从新四军筹建以来，项英就跟延安方面有过多次意见碰撞，也被延安多次批评，刚筹建时，项英认为在游击队集中等问题上应该听从国民党的指令，被延安指责为“上了国民党的当。”
1939年12月底，项英因为跟第三战区的指挥部沟通过多，汇报太多，也被延安批评向战区作报告、请示“过多”。
1940年5月，因为项英一直提江南的特殊性，又被延安发来的五四指示不点名批评了。
既然延安多次批评项英，为啥不一早就将项英调离新四军呢？
其实一开始博古等人在新四军成立时，就建议过将项英调回延安工作，但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延安方面还是选择了项英当这个领导人。
原因也不复杂，因为找不到比项英还要合适的人来领导新四军。
新四军建立时因为谁当军长的问题，国共双方就吵了又吵，老蒋是想要弱化延安对新四军的领导，而延安是想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
新四军是项英一手带出来的，他在能更好的团结各级干部，防止国民党拉拢分化，对新四军的团结稳定有很大用处。
其次延安对新四军的处境是了解的，新四军的处境的确要更复杂、生存环境相比八路军也更为恶劣，故此每次来指示时，都会给予项英一定的灵活行动空间。
故此双方沟通时，经常有不同意见。
这次面对项英三番五次的辞职威胁，延安能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讲和呗。
04
5月23日，一号首长起草了一封回电，没有直接提项英辞职的事，讲了项英革命以来的功绩，肯定了项英的成绩。
生气归生气，干事归干事，一号首长要是连情绪都控制不了，也无法带领八路军走到这一步。
这个时候，新四军内部在争吵，而国军的包围圈却在进一步缩进。
留给新四军的时间不多了。
陈毅也不想跟项英吵了，在五四指示发布后，陈毅也看明白了，还是学习华北根据地，抓紧带队伍去华中壮大队伍才是正经事。
陈毅给项英写信，说明时局的紧迫：“建议军部率皖南全部主力东进苏南，我们全部挺进苏北，和南下八路军打成一片。
第二步，军部到苏北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不是背靠国民党，而是背靠八路军，然后再南下浙江、江西、福建，则有恃无恐，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可以看出，经过几次沟通后，陈毅已经跟中央达成了共识，也更改了自己原先的想法，但项英还是老样子，扎根皖南的念头依旧很强。
陈毅、粟裕等为了接应皖南军部，专门做了布置，也跟项英交了底。
５月2６日，中央指示 “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结果项英再次拒绝。
就连一向不爱做评论的粟裕都痛心疾首地说：“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 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犹豫起来....”
这一次是皖南部队北移的最后良机了，因为此时老蒋在江北安排的围剿部队，就快要合围了。
一旦合围成功，新四军和八路军就要被断开，新四军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三股部队，都要被吞下。
犹如蛇之七寸，一旦被敌人击中，全国的局势都要为之改变。对未来的发展十分不利。
而陈毅、粟裕看到如此情况，再加上对五四指示的贯彻，决定要抓紧时间转移到江北地区。
但项英依然拿不定主意，错过了最后窗口期。
实际上，皖南事变从这里开始，就从战略问题坍缩成战术问题了。
05
事后来看，1940年5月是皖南部队北移的最佳时间。
到了6月之后，国军已经形成合围，皖南部队的东面已经有了两道封锁线，皖南部队向东到苏南根据地的风险极大增强了。
南面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看似没有什么布置，实际上南面才是真正的铁桶。西面没有路，而北面是长江，被日伪军和日军舰严密封锁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游戏玩法变了，以前是想不想北移，现在是能不能北移了。
项英这个时候把情绪当成自己的判断，将他人的劝告看作向自己的进攻和羞辱。
对于形势变化，项英其实看得很明白，6月12日，他自己就给中央发电：
“彼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不外以军事力量来各个击破皖南与江南之企图。”
“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才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
项英看得明白，但这些事实在他眼中，已经变形了，不仅不会帮助他得出正确的判断，反而会让他越走越偏，偏见一旦形成，既顽且固，再难回头。
辱不灭人，灭于纵怒。
在关键问题上一个疏忽，整个局势就会发生变化。犹豫就会败北。
6 月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 “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 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陈毅要撤了，苏南的部队也留给你项英安排指挥了，在江南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个时候局势，对于项英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主动权了，越陷越深，对苏南的地盘，也不太感兴趣，没办法，七月份中央给项英发电：
“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薄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护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事情发展到这里，就能看出来项英和陈毅之间的差距了，原本他们俩都有在江南发展的想法。
陈毅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一旦做出决定，就能快速行动。
项英却在关键问题上，先固执己见，随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后，又开始犹豫不决，左右横跳，一直下不了决心。
正应了那句话，能改变自己的才是神，企图改变他人的都是...
06
让项英坚持留在皖南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一号首长发布五四指示之后，项英并不认可教员的想法。
项英：“什么西起南京，南到杭州？那是蒋的老窝，去一、二个支队犹可，军部去，大闹天宫，鸡也飞了，蛋也打了。”（白艾《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
皖南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一旦形势突变，将成为我军在南方发展的有力支点。
特殊在哪呢？
特殊就特殊在，皖南这个地方，南边都是大山，有黄山、天目山等山脉，当年项英就是靠着这些山脉才在南方八省混得风生水起。
而中央一直让项英往北发展，北边有很多是平原地带，安全性自然比不上山区。
此外，日伪军和国军都对江北志在必得，是日伪政府和国民政府争夺的焦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
这就是项英为什么说去了就是“鸡飞蛋打”的原因。
江南这片地方，是项英以前赖以吃饭的地方，项英在这里待了很多年，有很多布置，有群众基础，对环境也熟悉。
说穿了就是，让他放弃这块江南的基础和有利地形，项英舍不得。
让他去江北发展，他又觉得太难，风险跟收入不成正比，他看不到前景。
在两个选项之间，项英十分犹豫。
但现在国共合作了，项英不能带部队进入这些地方打游击发展根据地，因为这些地方还不是沦陷区，是国军的活动区。
项英窝在皖南不动的根本思路，不是他真想跟中央对抗，是因为他一直想等个机会，等个什么机会呢？
待日军打通浙赣线后，国民党第三战区撤走，新四军军部就可以在皖南之南大力发展。在黄山、天目山、武夷山等地发展根据地，在南方打出一片天。
再加上项英对江北的困难估计过大，对在敌后开展各项工作有诸多顾虑。
两者相加，就是项英一直不愿意带军部离开皖南的核心思想。
07
项英心里的那点小九九，其实陈毅、刘少奇这些人都看得很明白。
一号首长很早之前就点出了：“你们的主要出路在江北。困守皖南，是守株待兔的战术 , 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1940年1月初，一号首长再次致电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皖南事变发生后，陈毅说：“项英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坚持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
后来刘少奇说：“项英在皖南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待着兔，待出一只老虎来，结果把自己吃掉了。”
（通过项英的对比，就能明白当年刘少奇在华北的成绩有多夸张，就能明白当年的刘少奇跟一号首长的思路有多一致）
不是说皖南这个支点不好，实际上就连一号首长也同意，如果能在江南尤其是在皖南这个地方，留下一股坚定的力量，对以后扰乱国军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
重要是重要，但这并不等于说，就要把整个新四军的主力和军部放在皖南。
让你带军部撤走，又不是完全放弃皖南，留一小部分力量在皖南，教员也是很支持的。
未来和现实要兼顾，风险和收入也要综合考量 。
此后形势已经很危险了，项英终于开始考虑率领军部北移，但项英明白的太晚，转变的太晚，时机已经在犹豫和他与延安的争吵中错过了。
皖南事变内因的关键点，说穿了就是这件事。
中央从始至终都坚定的让项英将新四军的发展重心，转移到江北，往北边发展。
而项英一开始坚守皖南，守株待兔的想法很坚定，只愿意放一部分兵力去江北发展。
注意，项英和中央之间的争论，从始至终争的都是发展战略重心究竟放在哪。
不是说，中央让去江北发展，就认为皖南可以完全丢掉，项英不愿意带军部去江北，也不意味着项英不愿意放一兵一卒去江北。
要是看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看懂六月之后，项英与中央之间的电报信息了。
08
天平开始倾斜。
1939年9月，老蒋发出命令，让江北的新四军都回到江南，想要来一个一网打尽。
当事情发展到1940年7月，局面有了很大变动，白崇禧建议老蒋，不要让新四军往南了，干脆发一道命令，让整个华中、华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旧黄河以北，也就是察省以北。
这道命令的含义很明白，白崇禧和老蒋根本不指望八路军主动转移，他们要的就是一个大义，一个剿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
说明，新四军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了，老蒋要从全局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动手了。
根据白崇禧这一建议，形成了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于1940年 7 月间送交中共方面 。
老蒋这一前一后两道相反的调令，并没有让项英下定决心放手北移，反而直接加剧了皖南事变的复杂程度。
具体怎么个复杂，我们稍后再讲。
陈毅和粟裕率领新四军7000余人，6月中旬过江，7月份成功杀到苏北，随后，敌人的大军就围上来了。
1940年9月初，国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自诩拥兵10万，视新四军苏北部队为心腹之患，要解决陈毅等。
另一边，中央方面也截获了国军的电报，通知项英等：“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陈毅那边已经做足了准备，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八路军第五纵队也已经按照命令，赶到既定位置，虽然敌人有几万之众，但陈毅也不虚。
反观皖南则依旧是老样，从年初就一直趴在云岭村不动，所以中央点名要让皖南小心一点。
韩德勤以为优势在我，想在蒋委员长面前夺得头功，主动向苏北的新四军进攻，结果又中了分而歼之，诱敌深入的计谋。
韩德勤部在黄桥战役中损失1.1万人，剩下的几万部队被围困在曹甸、车桥、平桥一带。
黄桥战役，粟裕一战成名。
黄桥战役之后，国共双方大江南北达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在江北，一众国军将项英部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而在黄桥战役之后，围困皖南的国军，也摆出了进攻姿态，随时有可能发起进攻。
在江南，韩德勤的数万部队被八路军和新四军围着，陈毅、刘少奇等人，也摆出了一副进攻姿态。
双方各有一支孤立部队在对方的包围圈，就如同敌我双方手里都有人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09
在此危急情况，如果配合得当，利用暂时的大江南北的微妙平衡。
皖南的部队还是有很大机会走出来的，但这个项英又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
10月8日，一号首长致电叶挺和项英：“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
一号首长的意思是，你们军部的所在地实在太危险了，还是赶紧转移到战斗部队的保护圈之中，实在不行的话，就从北面敌占区渡过长江，不要从东边走了，太危险。
东边的路线，是之前皖南地区和苏南地区沟通的路线，走过很多次，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走起来比较安全。
但两方在黄桥真刀真枪打了一场后，国军害怕皖南的部队从苏南过江支援苏北陈毅的部队，担心两支队伍汇合后吃掉韩德勤的部队，就开始在东边布置了多道封锁线。
10月11日，项英回电: “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三支区域( 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 ，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 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对于项英的回电，一号首长估计比较生气，再次强调，让项英抓紧转移。
10 月12 日，一号首长指示项英: “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一号首长说，可以留一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的指示中，也证实了我们前面说的，不是说皖南不重要，是当前的战略发展重心要北移。
就在项英纠结究竟是北移，还是待在原地跟敌人拼一拼的时候，国军这边已经准备差不多了，针对皖南的军事包围圈，差不多要合围了。
10月1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发出：“发出皓电，要求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撤退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令部也开始制定详细的计划。
项英现在出路只有两条，要么顺着国民党的意思，按照国民党制定的路线往北转移；要么留在皖南，准备做好独立斗争的准备。
两条路都险路，但没办法，这是项英自己选择的。
在皖南事变中，项英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形势，没有在窗口期即将关闭前，做出向北发展的战略决定。
这一错误是全局性的，正是这一错误，才导致了日后皖南部队的艰难处境。
随后，项英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10
一开始国军让新四军往南调，现在又让新四军往北走。
皖南部队往北移的决策，以前是违背国军的命令，现在反倒成了遵守命令。
事有反常必有妖，国军先后的两种命令，让项英和延安都开始重新审视当前的局势。
一号首长经过一番思索后，给项英发电：“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一号首长说：“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本来我很着急，但现在你让我快点走，我反而要磨蹭一下，看看到底你想干什么。
这一个大转弯，立马就把很多读者绕糊涂了，也加剧了皖南事变的复杂度。
因为项英为什么要拖延北移时间是皖南事变的一个关键点。教员的这一指示，很多人就说，拖延责任不在项英，在于延安的指示。
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现在，在我看来依旧是思想问题。
项英对新四军对在敌后开战工作的困难度，以及对全国局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他与延安始终对不上频道，达不成共识。
就拿一号首长让项英可以拖延一下的指示来说，每次都会在结尾强调，我们要认真准备北移的各项工作，但在姿态上要表现出拖一拖。
项英就拖一拖的问题，向延安方面做了沟通，双方都做了确认。
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目前局势有拖下之必要，也请指示，以作应付。急盼复。”
11 月 21 日, 中共明确指示项英: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 要开拔费, 要停止江北进攻) ，但须认真准备北移。”
一号首长的意思是让项英可以视条件拖一拖，借口都给你找好， 跟顾祝同扯皮要钱、要物资，要签字费。
看看老蒋的葫芦里究竟卖得是什么药，为何一会让回江南，一会又让到黄河以北，但一号首长再次强调，要认真准备北移。
咱们是要真走的，不要误了车程，耽误正事。
简单说就是，先把行李都收拾好，不着急出门，先看看隔离老王在干什么，为啥先后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到底什么时候走，项英完全是能做主的。
因为北移是中央从年初就开始定下的战略方向，六月份陈毅从苏南转移到苏北的时候，就是如此，陈毅和粟裕看情况不对，立马就带人跑路了。
但是一号首长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中央喊了一年的北移，让项英准备北移工作，从10月份国军给出最后通牒后，也一再强调，让项英赶紧开始做北移的各种工作。
结果项英这老小子是能拖就拖，顺坡下驴，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北移。
注意我说的是没有认真准备，不是没有准备，老蒋下调令往黄河以北转移后，皖南新四军就有两千左右的非战斗员开始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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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一号首长让项英可以视情况拖一拖，然而一晚上情况就发生了巨变。
11月22日，刘少奇和陈毅那边的情况有变，韩德勤不老实，周边的几支国军也开始变动阵型，江北的部队很危险。
而此时黄克诚带着八路军部队也赶到了华中跟新四军成功汇合了，刘少奇和陈毅就决定，要对被围困在曹甸的韩德勤部队动手。
刘少奇这边的报告刚递交到中央，教员看到后，赶忙就给项英发电：“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况如何, 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项英一听到这话，人也傻了，江北要开始撕票了，而江南自己这个“人质”，恐怕也要完蛋。
这下是纸不包住火了，老实回复：“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数月来均是积极进行坚持作战之动员与布置，亦非数日所能改变。”
这就是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北移的工作，几个月来都在积极进行坚持作战的动员和布置。
还真印证了那句话，只有当潮水褪去，才能知道谁在裸泳。
但整个大江南北的局势，不可能都围绕项英转，江北一旦有危险，就不是一个皖南部队的事，这涉及到大局的问题。
刘少奇、陈毅那边迫不得已，要开始动韩德勤这个“人质”，让项英的压力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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