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您别说话了,医生说要多休息,省点力气!”

我哽咽着,想让他松开手。

他却猛地摇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亮和焦急。

枯瘦如柴的手,像一截干枯的树枝,紧紧攥着我,力气却出奇地大。

“不......不说......就来不及了......”

他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生命最后的油星,

“儿啊......记住......爹这辈子没出息......但看得清......以后......你,你有钱了,千万......”

01

我爹叫李建国,一个淹没在人海里,你回想起来连样貌都有些模糊的名字。

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平凡得掉在地上都砸不出一个坑来。

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副样子。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已磨破的蓝色工装,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机油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

他是一家老国营造纸厂的维修工,干了三十多年,直到工厂倒闭,他下岗,手里也没攒下几个钱。

他这辈子最大的官,就是车间的小组长,手底下管着三五个人,还都是些和他一样,在生活里扑腾不出多大水花的老师傅。

在我们那个大家族里,爹是公认的“没出息”。

这个标签,像一道无形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脊梁上,也压得我整个童年都有些抬不起头。

爹不抽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小酒,而且总是在晚上,一个人。

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二两散装的高度白酒,他能就着窗外的月光,坐上一个多钟头。

有时候他喝多了,话就格外多。

他会拉着我的手,满嘴酒气地跟我说:“儿子,做人要本分,不能走歪路。”

“咱家是穷,但咱的腰杆子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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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我,根本听不懂这些。

我只觉得,这些话像他身上的酒气一样,廉价又辛辣,除了让我感到一阵阵的窘迫,再无其他。

我的童年,是在亲戚们的白眼和客套里长大的。

每逢过年过节,去亲戚家拜年,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大伯家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

大伯李建军,是我爹的亲哥哥,靠着早些年脑子活络,在镇上开了家不大不小的杂货铺。

他是我家亲戚里,第一个“万元户”。

也因此,他成了家族里的权威,说话的声音永远是最大的。

每次我们一家三口踏进他家门槛,他总是坐在那张藤编的摇椅上,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眼皮撩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建国来了啊,坐。”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招呼一个远房的、不太熟的客人。

大伯母则会更“热情”一些。

她会从一堆给其他亲戚准备的丰盛礼品里,单独拿出几样,比如一袋苹果,两包饼干,塞到我妈手里。

嘴上说着:“弟妹,别嫌弃,自家兄弟,不讲究这些虚的。”

可那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施舍感,像一根细小的针,总能精准地刺痛我敏感的神经。

饭桌上,更是大伯的个人秀场。

“我跟你们说,前两天工商局的王科长还来我店里喝茶,说我这个店是咱们镇上的纳税标杆。”

“我那个儿子,期末考试又是全班第一,老师说了,将来肯定是上清华北大的料。”

他唾沫横飞地吹嘘着,我爹则在一旁闷头吃饭,偶尔附和地“嗯”一声。

那“嗯”的一声,在我听来,格外刺耳,充满了卑微。

吃完饭,堂哥会拿出他最新的遥控汽车,在宽敞的客厅里横冲直撞,引来大人们一片夸赞。

而我,只能默默地站在角落里,口袋里揣着父亲花两块钱给我买的铁皮青蛙。

那只青蛙,在遥控汽车的轰鸣声中,连叫一声的勇气都没有。

除了大伯,我们家还有一个“高不可攀”的亲戚,那就是我的二舅,我妈的亲弟弟。

二舅是亲戚中真正的“能人”。

九十年代初,他就辞了铁饭碗,南下闯荡,抓住了风口,做起了建材生意,没过几年就发了大财,在市里买了房,开了车。

二舅不像大伯那样咋咋呼呼,他总是西装革服,头发梳得油亮。

他对谁都客客气气,脸上永远挂着得体的微笑。

但他那种客气,却比大伯的轻视更让人感到疏远。

他会给我压岁钱,而且每次都比别人给的多,用一个崭新的红包封好,递到我手里时会说:“小亮,好好学习,将来要比你爸有出息。”

话是好话,但我总觉得,那话里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他是在用他的成功,来丈量我爹的失败。

我妈每次提起二舅,总是又骄傲又心酸。

骄傲的是自己的弟弟有本事,心酸的是自己家总要仰人鼻息。

有一年,我因为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家里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妈硬着头皮给二舅打了个电话。

二舅在电话那头沉吟了许久,才说:“姐,最近一批货款压着,手头确实紧,我先给你转两千块应急吧。”

我妈挂了电话,眼圈就红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二舅刚换了一辆三十多万的进口轿车。

这件事,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我爹的心里。

那天晚上,他又喝多了,没有像往常一样拉着我讲大道理,只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烟。

烟头的火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一明一灭,我看到,他的眼角,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

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他的“没出息”。

他的“没出息”,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那些弯弯绕绕的心眼。

他像一头老黄牛,只会低着头,默默地耕耘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懂得如何去讨好,更学不会如何去钻营。

他用自己的忠厚老实,为我们撑起了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安稳的家。

而代价,就是被那些所谓的“亲戚”,贴上“没出-息”的标签,轻视了一辈子。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离开那个让我感到压抑的小镇。

我发誓,我一定要混出个名堂,一定要让我爹妈在那些亲戚面前,挺直腰杆。

我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改变一切。

但我没想到,命运的转折,会以一种如此沉重和悲痛的方式,轰然降临。

而父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竟是在他生命的尽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的那句,让我日后想起来,依旧冷汗直流的告诫。

02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市打拼。

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跑业务,陪客户喝酒,睡过火车站,啃过冷馒头。

那些年,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赚钱。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多到可以让我爹妈不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钱都寄回家,电话里,爹总是那几句话:“别太累,注意身体,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我知道,他嘴上说的好,其实就是他和妈俩人省吃俭用,把我寄回去的钱又一分分地存了起来。

他说,那是给我将来娶媳妇用的。

日子就像一条平缓的河流,虽然不富裕,但总算有了些奔头。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瞬间将这条小河搅得天翻地覆。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跟一个重要的客户谈合同,接到了我妈打来的电话。

她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哭腔和颤抖:“小亮,你快回来吧,你爹......你爹他不行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爹常年待在潮湿闷热的车间,年轻时又总是不懂得爱惜身体,落下了严重的肺病。

这些年,一直靠药物维持着。

但他身体一向还算硬朗,怎么会突然就不行了?

我连夜坐火车赶回家,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了我的爹。

不过短短几个月没见,他已经瘦得脱了相,整个人陷在宽大的病号服里,脸上罩着氧气罩,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拼尽了全力。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是尘肺病晚期,并发了严重感染,已经回天乏术了。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能用的药我们都用了,现在只能是尽量维持,减轻病人的痛苦。你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吧。”

医生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走出办公室,看着走廊尽头,我妈蜷缩在椅子上,无声地抹着眼泪,那个瞬间,我感觉天塌下来了。

更大的问题,是医疗费。

爹没有医保,所有的费用都需要自费。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开销,就像流水一样,我们家那点微薄的积蓄,在ICU的账单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短短几天,我就花光了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

万般无奈之下,我想到了那些亲戚。

血浓于水,我想,在这样人命关天的时刻,他们总会伸出援手的吧?

我第一个找的,是大伯。

我提着水果,走进了他那个熟悉的杂货铺,还没开口,他就一脸夸张地迎了上来。

“哎哟,这不是小亮嘛!出息了,在大城市工作,可比我们这些守着小店的强多了!”

他热情地给我泡茶,又把店里最好的烟递给我。

当我说明来意,艰难地开口想借钱时,大伯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猛地一拍大腿,满脸懊悔地说:“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真不巧,前两天我刚进了一大批货,店里所有的活钱全都压进去了,现在是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他又“真诚”地拍着我的肩膀:“小亮啊,不是大伯不帮你,实在是周转不开。这样,我帮你问问别人,看看谁手头方便。”

我从大伯家出来,心里一阵冰凉。

他那句“我帮你问问”,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了二舅身上。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依旧是他那副温文尔雅、不疾不徐的腔调。

听完我的情况,他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他用一种非常理性的口吻对我说:“小亮,我很同情你和你父亲的遭遇。”

“但是你要明白,我手里的钱,也不是现金,它们都在各种投资项目和股票里。”

“现在这个行情,如果我强行撤出来,损失会非常惨重。”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也有我的家庭要负责。”

他接着说:“亲情归亲情,生意归生意。”

“这样吧,我个人先支援你五千块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其他的,我实在是爱莫能助了。”

挂掉电话,我握着手机,站在医院喧闹的走廊里,却感觉不到一丝声音。

全世界仿佛都变成了黑白色。

五千块。

对于动辄上万的医疗费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对我来说,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碎了我对亲情最后的一丝幻想。

我终于明白,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所谓的亲情,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我没有再求任何人。

我卖掉了准备在城里付首付的房子,又透支了所有信用卡,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把所有的一切都押了上去,只为能让父亲多留在人间一天。

但,人力终究拗不过天命。

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

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睁开眼,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他似乎是觉得,他这个当爹的,不仅没能给我留下什么,最后还拖累了我。

我总是强忍着泪水,笑着对他说:“爹,没事,等你好了,我带你去大城市享福。”

他只是缓缓地摇头,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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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个下午。

他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微弱,医生几次下了病危通知。

我和妈守在床边,握着他冰冷的手,泪水早已流干。

傍晚的时候,他忽然回光返照般地睁开了眼睛。

他挣扎着,似乎想说什么。

我赶紧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他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却又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容置疑的力量。

父亲喘着粗气,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明,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儿......儿子,记......记住,爹这辈子......没本事......但看得清。”

“以后......你......你有钱了,千万......千万别和两种亲戚......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