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3 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第二法庭迎来一场特殊的庭审 —— 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的劳动争议纠纷审理。这一天，恰好是受害人崔丽丽遭遇侵害两周年的日子，也是她停工留薪期的截止日期。清晨 8 时 50 分，崔丽丽在丈夫的陪同下抵达法庭，随后换上了一套特殊的衣物 —— 两年前遭受性侵当天所穿的衣服和鞋子，她以坚定的姿态，一步步走进庭审现场。

“2 年前，它见证了我的耻辱；今天，它是我的战袍。” 崔丽丽轻声诉说着这套衣物的意义。据她回忆，遭遇侵害当晚，她在混乱与恐惧中光着脚仓皇跑回自己的房间，那双鞋遗落在事发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黑暗中寻找这双鞋” 成为她反复出现的噩梦。事发一个多月后，酒店工作人员才将洗净的鞋子寄回，她收到后便将其压在衣柜最底层，连多看一眼都觉得心惊，直到开庭前一晚，她才颤抖着将衣物取出熨烫平整，“穿上它，就意味着我不再害怕面对过去，要带着所有经历，捍卫自己的尊严”。

时间回到 2023 年 9 月 22 日，时任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已在这家企业深耕 17 年，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成为核心骨干。彼时，她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对接重要商务合作，一场本为推进工作的宴请，却成了噩梦的开端。因席间需陪同客户饮酒，她陷入醉酒状态，失去部分意识，最终遭到公司实控人王某的性侵。

最初的日子里，崔丽丽陷入了痛苦的自我拉扯，羞耻感更像枷锁般困住她。直到当年 10 月 3 日，她在家人的默默支持下，独自前往事发酒店尝试调取监控。在与值班经理、前台工作人员逐一沟通时，她一点点唤醒模糊的记忆 —— 比如自己被王某搀扶回房时的抗拒、房间门被反复开关的声响，这些细节与王某 “仅送其回房便离开” 的说法彻底相悖。

2024 年 4 月 2 日，法院经审理认定王某强奸罪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赔偿崔丽丽 3000 元。

然而，法律对施暴者的惩处并未终结崔丽丽的困境。遭遇侵害后，她频繁出现失眠、心悸、场景闪回等症状，经心理科医生诊断，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可就在她遵医嘱居家治疗、向公司提交病假证明时，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却以 “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 为由，向她出具了强制开除通知书。这份冰冷的文书，让崔丽丽下定决心，既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也要为同样可能遭遇职场侵害的人开辟一条维权路径。

2024 年 12 月 3 日，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经过详细调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 “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的规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明确将崔丽丽因性侵引发的 PTSD 认定为工伤 —— 这一结果，填补了国内职场性侵与工伤认定衔接的空白，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司法先例。但公司始终拒绝认可，于 2025 年 1 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试图推翻工伤认定。历经半年审理，2025 年 7 月 16 日，法院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结果。

事实上，在工伤认定程序推进的同时，劳动争议仲裁也在同步进行。2025 年 3 月 24 日，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德科智控以 “旷工” 为由开除崔丽丽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崔丽丽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1 月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2022-2023 年度周六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等共计 113 万元。但裁决生效后，公司仅支付 2 万元便以 “金额过高、事实不符” 为由提起上诉；而崔丽丽因仲裁未支持其来回杭州取证的交通费、住宿费（共计约 1.2 万元），也同步提出上诉，双方的争议就此进入诉讼阶段。

此次庭审的核心焦点，除了对此前仲裁结果的争议，更在于崔丽丽新增的 50 万元诉求。据崔丽丽的代理律师介绍，由于她的 PTSD 症状持续未缓解，2025 年 1 月停工留薪期到期前，经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评估，医生出具《延长停工留薪期建议》，明确其仍需继续治疗休养，停工留薪期可延长至 2025 年 9 月 22 日（即庭审前一天）。基于此，崔丽丽在庭审中正式追加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9 月 22 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诉求，按照其受伤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约 6.25 万元 / 月）计算，共计约 50 万元。这一追加诉求，让总索赔金额从 113 万元提升至 163 万至 200 万元（具体金额需结合工资明细进一步核算）。

为支撑全部诉求，崔丽丽与律师团队耗时三个月，整理出多达 258 页的证据材料，分为 “工伤认定类”“工资薪酬类”“公司违法解除类”“心理治疗类” 四大模块：其中，既有医院出具的 PTSD 诊断书、心理治疗记录（累计治疗 68 次）、延长停工留薪期医学证明，也有近三年的工资条、考勤记录（标注 127 个周六加班日）、未休年假申请驳回邮件，还有事发时的报警回执、酒店证人证言、与公司 HR 的沟通录音 —— 每一页证据背后，都是她两年来维权的印记。

两年来，性侵带来的创伤如同阴影，始终笼罩着崔丽丽的家庭。她坚持每周三次心理治疗，却仍会因细微刺激触发应激反应：“有时候老公想拉我的手，我会条件反射地躲开；看到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性，会瞬间想起王某的样子，浑身发冷。” 为避免相互影响，她与丈夫已分房居住近两年，“他夜里总听见我做噩梦哭喊，却不敢叫醒我，只能在门外等着，我特别愧疚”。崔丽丽的丈夫在庭审间隙接受采访时，红着眼眶说：“这两年像过了几十年，总觉得在黑水河的淤泥里蹚着走，看不到头。她发的维权视频我不敢看，刷到了立刻划走，怕想起她当初哭着说‘不想活了’的样子；有时候做梦，会梦见她在杭州的酒店走廊里跑，我怎么追都追不上。” 此前，曾有网友在评论区劝其 “离婚止损”，他当即回复：“99.99% 的人都会陪着受委屈的家人，劝离婚的人是把别人的痛苦当笑话看。要是你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你会丢下他吗？我老婆在跟不公对抗，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扛。”

庭审当天，崔丽丽的丈夫不仅是陪伴者，更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坐在她身旁，两人每次交换证据材料时，都会悄悄握一下对方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成为这场严肃庭审中温暖的注脚。

目前，该案的庭审已顺利结束，法院未当庭宣判，最终结果将在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