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晋生：三十五年十万里取经路|和田市|地毯|楼兰|陆晋生

和田地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是新疆最古老的手工艺品之一。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和田地毯不仅是商品，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见证。和田地毯的整个制作过程完全依赖匠人的双手和经验，无法被机器完全替代，这正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浓烈而协调的色彩、饱满的构图，充分体现了新疆维吾尔族人热情、奔放、开朗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

陆晋生

北京人，中国地毯史研究学者、青海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重大出版项目《藏族美术集成·工艺美术·织毯卷 1· <藏族地毯简史> 》作者。陆晋生从 1988 年开始研究中国地毯史，那时他环绕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之后又独自完成了对西藏、青海、甘肃、陕西、陕西、云南等省区地毯史的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三十五年来，他从刚开始只是对地毯产生了纯粹的兴趣，到后来不断地实地研究与扩展，让他逐渐成为了国内地毯领域为数不多的学者、专家。

三十五年

十万里取经路

自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等纷纷进入中国西部进行文物探查与掠夺，他们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遗址中发掘到古代地毯残片。中国新疆古代出产栽绒地毯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

1959 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尼雅古城（精绝国）的汉代墓地中发掘出地毯残片；1984 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和田洛浦县山普拉遗址发掘出土了完整的汉代马鞍毯。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古代地毯残片还包括营盘、托库孜萨来、巴楚、尉犁、楼兰等地方。

陆晋生摄，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上世纪 90 年代初，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东侧的亮马河边上有一片临时搭建的平房，陆晋生在那里拍摄了这张古旧地毯的照片。这张地毯中的图案叫作博古图，图案中有一些符号的历史非常古老。比如左数第二个花盆上的黄、红、白、棕相间的彩色纹饰，早在东汉年间就在和田地区的马鞍毯上出现过。

时至今日，世人对于新疆地毯的认知依然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地毯是唐朝时期由中亚经新疆传播而来的；第二，人们普遍认为甘肃地毯、宁夏地毯、包头地毯是明清时期经新疆传播而形成的。但根据我的考证，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地毯产区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田地毯经陕西传来，然后传播到青藏高原，情况大致如此。

我自 1988 年以来十余次在和田地区考察了有关和田地毯的相关古迹，其中 1990 年夏天的考察最为深入与广泛。我与两位维吾尔族朋友相继走访了约特干遗址、山普拉遗址及诸多村庄，在考察民间的地毯作坊之后，又拜访了和田博物馆。参观和田博物馆时，我在一具汉代干尸的太阳穴处看到一个逆时针的螺纹刺青符号，这个刺青符号的出现成为我决意研究新疆地毯历史的起点。在那两位维吾尔族朋友的协助下，我们用 45 天的时间完成了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新疆地毯史的艰难旅行。

沿袭了 3,000 年的编织传统

在一张 20 世纪编织的和田地毯中，包含了许多仰韶文化的彩陶符号。我们首先关注该地毯的边饰，该地毯最外侧的大边是由五种颜色为一组颜色排列形成的，其排列的顺序为红、黑、白、黄、绿色，共五种。

其次我们关注到了一块马鞍毯，这块方形马鞍毯是在新疆和田市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发掘出土的。1990 年 7 月我曾拜访过这块马鞍毯出土地的山普拉遗址，两个月之后便在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的文物库中亲手触摸、翻看了这块编织于 2,000 年前的马鞍毯实物。新疆博物馆考古学家、考古队队长黄先生向我介绍了他主持发掘山普拉遗址墓葬的经过。

这张汉晋时期编织的马鞍毯，最外侧大边纹饰由连续排列的红、黑、白、绿四种颜色组成。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近现代和田的地毯匠人所编织地毯的大边所用的颜色，竟然与2,000 年前和田地毯匠人在马鞍毯大边上使用的颜色排列顺序几乎一致。

古今两张地毯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古人在编织第四个颜色时选用了绿色，而今人在编织第四个颜色时选用了黄色与绿色。毫无疑问，两者的差异小到几乎可以忽视的程度。对于这种现象，我不认为是巧合。因此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两张地毯大边色彩排序十分接近的现象，就曾在青铜时代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出现过。

陆晋生摄，1990 年

在 1990 年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察中，陆晋生发现了一张于20 世纪后半叶编织的和田古地毯。值得关注的是地毯的边饰，该地毯最外侧的大边是由五种颜色为一组颜色排列形成的，其排列的顺序为红、黑、白、黄、绿色，共五种，其中还包含了许多仰韶文化的符号。

“和静县察吾乎 IV 号墓地祭坛区共有 3 组 10 座祭坛区，全部修筑在地势高的东部、北部。在经过平整的地表垒成卵石圈，有单层和多层，再堆积土石成冢，顶端放红、白、黑、黄四色石块。祭坛和墓葬上的红、黑、白、黄四种石也应与祭祀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曾在他的著作《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中这样写到。

至此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出现的历史现象：约 3,000 年前，今新疆和静县祭坛和墓葬上石头颜色的排列顺序为红、黑、白、黄；约 2,000 年前今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马鞍毯边饰色彩排列顺序为红、黑、白、绿；约 60 年前和田地毯毯边饰色彩排列顺序为红、黑、白、黄、绿。由此可知，3,000年间发生的三个事件中存在着一些共性。

第一，在空间上这三个事件均发生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同一地理单元曾经活动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第二，历史上，和静县与洛浦县在汉代以及先周时期曾经活跃着羌系文化的人群；第三，研究认为，今人与古人对于颜色的选用以及排序的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认知。

虽然今人对于祖先地毯文化的认知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我相信今天的和田人在编织地毯边饰的色彩排序，是沿寻着前人的传统，进而折射出原始宗教的光芒。

和田地毯与仰韶文化

我们在一张拥有 60 年历史的和田地毯中，看到编织了四个长着翅膀的昆虫符号。今天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说这是蝴蝶符号。很遗憾，这个回答是错误的，实际上它们是蚕蛹蜕变成蛾的符号。

这四个蚕蛾的符号呈现出该地毯编织者与历史上蜀山氏的关系。或许该地毯的编织者并不了解和田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叫作蜀山氏的部落，甚至更不清楚自己与该部落之间存在着关联。但我们不难发现，在洛浦出土的马鞍毯上出现了蜀山氏的蚕符号以及仰韶文化的彩陶符号。

在马鞍毯第二层大边的纹饰中呈现出一个连续不断的“几”形符号。它的作用是将绿色桑叶作为边饰隔离出来，展示着人们在饲养野蚕的过程中，桑叶是被单独使用的。这些符号的意义，印证了古籍中关于“蜀”的记载的正确性。

西汉文学家杨雄曾在《方言》中写到：“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释山》中载：“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孔颖达疏：“虫者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所以，我国著名的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里说到：“野蚕性孤独，各据一叶，以保证其食叶充足。故蜀字亦引申为孤独之意（犬旁为后人所加）。”

人们除了为每只蚕单独提供桑叶之外，还使用专门的饲养器具，即图三中出现的菱形格子符号。这些格子符号所代表的是将每一只野蚕隔离开来的器物，以适应它们的天性。但是在菱形格子发现了有两只蚕共用一个器具的现象，这说明该地毯所表现的是蜀山氏向蚕丛氏过渡的初始阶段。

陆晋生摄，1990 年

和田是塔里木盆地最早出现地毯编织业的地方之一，在和田有很多年纪十几岁的孩子都是编织地毯的能手。当地人说，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家家户户都编织地毯。

蜀山氏是石器时代活动在今川西北高原的氐羌人。蜀山氏最早在林中发现野蚕，进而开创了野蚕饲养业，并在黄帝时代之前就已发明了缫丝工艺。至迟在公元前 7 世纪，蜀山氏的一支从川西北高原向西迁徙，曾在楼兰从事植桑与丝织业，而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继续西行，最终停滞在和田、叶城及帕米尔高原以西一带。

身为氐羌的蜀山氏，除了拥有强大的丝织业外，在迁徙和田之前就已掌握了地毯编织技术。所以，蜀山氏的抵达使得和田地毯中呈现出了蜀山氏地毯与“仰韶人”地毯融合的景象。这块马鞍毯中的“几”形符号及蚕符号，为和田历史上曾经活跃过“仰韶人”与蜀山氏提供了实证经验，而在地毯蓝底色的中出现的蚕蛾符号，则是对早期蜀山氏文化的继承。

陆晋生摄，1990 年

这张编织于 2,000 年前汉晋时期的方形马鞍毯，是在新疆和田市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发掘出土的。马鞍毯最外侧大边纹饰由红、黑、白、绿四种颜色组成。近现代和田的地毯匠人所编织地毯的大边所用的颜色，竟与 2,000 年前的古人在马鞍毯大边上使用的颜色几乎一致。

联珠纹符号早在 5000 余年前，就被绘制在马家窑彩陶之上了，而这张蓝底色地毯的第三层、第五层、第七层边饰就是由联珠纹符号组成的。我在研究中发现，联珠纹符号在汉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今山东省的地毯中，这说明在距今 2,000 余年前的仰韶文化符号就被今中国版图东部的地毯匠人所使用了。由此可知，仰韶文化不仅影响了东部地毯，也影响了西域塔里木盆地的地毯业。这进一步说明，今和田地毯中大量涌现的联珠纹符号是对古代文化的继承。

通过对两张和田地毯纹样符号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在狭小的空间中存在着如此密集的历史关系。大量的事实说明，今天的和田人在织造地毯的时所遵循的原则与汉晋时期的和田地毯匠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汉晋时期和田地毯匠人在织造地毯时所遵循的规则，与当时塔里木盆地周边浓郁的仰韶文化氛围相一致。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证实，在原始社会末期地毯业就已经出现在今甘青高原、川西北高原一带，此后逐渐向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的西部地区传播。今天和田地毯匠人织造地毯所使用的诸多远古文化符号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