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期
上篇：我眼中的黄曼
第一次听到黄曼这个名字，是从国际知名神经生物学家鲁白教授的口里。
四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鲁白教授，知道我在寻访记录中国警察的故事，他说：“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四川那位受伤十七年的女警，黄曼。她身上有种东西，一种倔强的生命力，非常勇敢，令人敬佩。”
鲁白教授是在中央台一档节目中认识黄曼的。当时节目招募人体外骨骼机实验志愿者，截瘫女警黄曼顺利入选，而鲁白教授担任现场专家评委。
在节目开始前，黄曼在适应训练中一直没有成功过。节目现场，在所有观众的加油声中，这个穿着制服的截瘫女警，艰难地用意念指挥，穿着沉重的外骨骼一点点站了起来。
这一幕让所有在场人员动容落泪，包括鲁白教授自己。
（节目现场）
自从鲁白教授第一次跟我描述他当年见到的那一幕，冥冥中便有种力量牵引着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女警身上，藏着一种独特又强烈的特质，让我不由自主地对她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通过鲁白教授介绍，我微信联系了她。没想到，第一次发出问候，得到的回复却带着巨大的悲恸——那天，正是她父亲离世的第二天，她正在为父亲守灵。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命运又一次将她推入深渊。
我们的见面，推迟到第二年的秋天。
当时，真水无香公益已成立五年。关注公安昔日战友，为他们做点什么，让他们知道“我们依然记得你”，是我们的初心。我想去见见黄曼，既有对昔日战友的深切关注，也带着一份同为女性的欣赏与探寻。
2023年9月，飞机降落在绵阳南郊机场，秋日的风带着蜀地的温润与一丝凉意。
黄曼的家在城中，小区周边烟火气十足。乘梯抵达 16 楼，推门而入时，屋内窗明几净的清爽扑面而来——阳光斜斜淌入，不偏不倚落在坐着轮椅上的她身上。
（黄曼温馨的家布满绿植。黄蓉 摄）
看到我，她脸上绽开一个明朗的笑容，声音洪亮地招呼：“黄蓉来吧，快来坐！路上辛苦了吧！”她的热情像一团火，瞬间冲淡了初次见面的生疏，也奇异地冲淡了房间内因长期病痛而可能存在的沉闷气息。
这就是黄曼。如果不是那架轮椅明确无误地宣告着主人的处境，你很难将眼前这位眼神明亮、声线铿锵的女子，和“高位截瘫十七年”这般沉重的标签画上等号。她的活力如此饱满，几乎要溢出身体。
在客厅和厨房，她的高中同学、闺蜜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空气中飘荡着川菜特有的麻辣香味。
“实在太漫长了，十七年，发生太多事情了。”寒暄过后，黄曼轻叹一声，语气里没有自怜，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历经千帆、涉过水火后的平静。她脖子上挂着手机，用右手仅有的两根能灵动的手指打字，手臂动作明显看出僵硬和抬伸的不易。
（忙碌的同学们。黄蓉 摄）
她热情地邀请我住在家里，她老公这几天正好有事在外地。我也不见外，决定住下来，用几日短暂的陪伴，去丈量她十七年的轮椅岁月中，那份沉甸甸的生命密度。
夜深了，同学们回家了，照顾他的阿姨严姐帮她洗漱好也下班了，家里只剩我和她两个人。说来奇怪，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在这一刻就像久处的家人和谐自在。
夜里下起了雨，雨滴打在落水管上，滴滴答答的声音回荡在房间。我俩靠在她的床头，话题打开就再也收不住。
她会毫不避讳地向我展开自己的喜怒哀乐，吐槽康复训练的艰辛，甚至调侃自己身上的种种伤疤。这份全然坦荡、毫无伪装的真实，瞬间剥开了通常笼罩在巨大苦难之上的悲情。
我看到的，不是被灾难摧毁后的女性脆弱，不是需要被怜悯的对象，而是一种即使生命在废墟之上，依然带着野草般幽默与生长的坚韧。
（绵阳街头。陈华 摄）
此后的几天，黄曼极尽地主之谊，带我在绵阳街头“闲逛”。她的电动轮椅稳稳碾过路面上的各式凹凸，她指着路边的店铺，如数家珍地说着它们十几年前的模样。街巷里的店主大多和她相熟，见她过来，总会热情招呼。
她把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细细介绍给我认识，老战友们都习惯叫她“曼哥”，这个充满力量感的称呼，在她身上，恰如其分。
我也去了她父母亲的老家，窗台上父亲留下兰花依然长势良好，墙上挂着他父亲写下的有力书法。
黄曼的童年，是在她充满画面感的描述中，徐徐铺展在我面前的。那是一片近乎透明的川西高原蓝天，衬着沉甸甸、仿佛触手可及的白云，背景是沉默而磅礴的、如同巨大幕布的青山。
（黄曼的父亲和母亲）
“我爸是林业公安，我们从小就在大山里跑，房子小，全家七口人挤在一起。”黄曼的记忆里，处处浸着温暖。川西高原的冬天寒风凛冽，妈妈却总能让家里的炉子燃着、热水沸着，氤氲的热气持续萦绕在屋间。在她童年的认知里，那不断升腾的暖意，就是家最具体、最安心的模样。
黄曼的姐姐其实是她的堂姐。5岁时，因为她的生父去世，母亲改嫁，黄曼的爸爸就毅然收养了她。
“家里三兄妹一起长大，紧巴巴地穷，冬天，大人买了苹果，自己舍不得吃，又怕我们三个孩子偷偷把苹果吃光，就把苹果锁进了箱子。每天，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我们兄妹三人分着吃。当苹果由青变黄变红的时候，香味从箱子里蹿出来，勾得我们口水直流。”她深吸一口气，仿佛那香气穿越了时空。
（小时候的黄曼，和父母哥哥在一起。）
一件小事，让她早早读懂了爱与家教的重量。“小时候，有次因为一块带点肉的骨头，我和哥哥吵得不可开交，争来吵去间，碗里的汤被打翻，骨头也掉在了地上。妈妈打了我们一顿，不是因为我们争吵，而是因为我们俩都没想到把骨头留给奶奶吃。”她顿了顿，认真地说，“爱或许是本能，而懂得将爱意排序，把最好的、最珍贵的东西毫不犹豫地留给长辈，这是家教。”
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但只要他回来时，那只粗糙得布满老茧的手掌，会从身后变魔术般拿出一束束山野的馈赠——紫色的鸢尾，红色的木棉，或是其他叫不出名字的野花。这个平日里话语不多、威严如山的汉子，就是用这种不经意却又无比浪漫的方式，将大自然的斑斓色彩与勃勃生机，悄然移植到了女儿的心田。
（回到大山就像回到家里。）
夜晚，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忠诚的狗、狡猾的狼、高飞的鹰、纯朴的人……“父亲的故事，像最原始的寓言，伴随着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一点点构筑起她最初的世界观。
“我想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顶天立地，守护一方。”那颗想成为警察的种子，在阿坝州松潘县的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之间，悄然生根，破土而出。
高中毕业后，黄曼如愿考入泸州警校（现四川警官学院）。1999年，22岁的黄曼，带着山野赋予她的强健体魄，和父亲传承的正义信念，成了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局花园刑侦中队的一员。
（她总是一群人中的开心果）
“我所做的正是我所爱的，我非常爱自己所做的。”说起刑警生涯，她的语气里充满自豪和热爱。
花园刑警中队从1998年成立，辖区管理面积大，特别是火车站人流量大，区域复杂，案件众多。“我1999年7月上班的时候就被分配到了这里，成了唯一的女侦查员。”黄曼回忆道，“值班、备勤、出现场，样样都不会缺席。”
内勤工作上，她收集所有侦查员手中积累的案件，全部整理在册，编成统一档案，方便查阅浏览、串案并案。外勤出现场，她也从不退缩。
（花园中队的每日早集合，黄曼是其中唯一的女警。）
“才到刑警中队不久，盛夏的一天我值班，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是花园辖区一个出租房东打过来的。”黄曼回忆道， “从他颤抖的语音中了解到，天气炎热，他在家里始终闻到有一股很强烈的腐臭味。”
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凶案现场，还在楼下，那臭味先于视觉抵达，胃里立刻翻江倒海。她下意识地用手死死捂住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然而，身边忙碌的战友，还有法医们镇定锁定现场的身影，又时刻在提醒她，“我是一名刑警，我不能胆怯，这是我的职责。”
最终这个案件在刑侦大队帮助下得以侦破，但这第一次出现场的画面却经常冲击着她的内心。她坦言，那是职业生涯最初的洗礼。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曼在工作中迅速成长，这样的场面在她眼中已经不算什么事了。
她的细心和敏锐，有时候在案件中能发挥关键作用。
（中队的档案卷宗被黄曼整理得井井有条）
2001年夏天，在整理成堆的报案材料时，黄曼像一个耐心的淘金者，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信息：很多受害人笔录中，都提到了一个特征相似的犯罪嫌疑人——瘦高个，皮肤白，头发染成黄色，左耳戴一个耳钉，十八九岁的样子。
她立刻联系办案的侦查员，建议这些案件可以并案侦查。
说来也巧，一天下班路上，黄曼经过火车站地下通道时，职业的敏感让她注意到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黄毛，瘦高个，戴耳钉，和笔录中描述的嫌疑人形象高度吻合。她的心猛地一跳，但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悄悄跟了上去，同时冷静地打电话回派出所。
同事随后赶到，他们一起把人抓了个正着，正是系列抢劫案成员之一。黄曼和同事又一起顺藤摸瓜，抓获其他成员。中队同事们不由对队里这位唯一的女警刮目相看，夸她心思缜密，是天生的刑警。
（刑警岁月）
2000年，公安机关在全国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因为涉及妇女儿童的解救，黄曼作为女刑警，成了参与行动的不二人选。分局组成了专项行动小组，远赴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地开展工作。
“当时，通讯还很不便，行动小组靠的就是按图索骥、实地走访。”黄曼说：“所到之处，被狗撵过，被人拿锄头追过。”但在山村的漫长蹲守中，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他们成功解救了10名妇女儿童回家。案件办理中，她负责制作了40多份扎实的调查笔录，让不法之徒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那次专项行动中，在河南林州的经历尤其让黄曼刻骨铭心。有位被拐卖的四川谢姓妇女, 她在被拐卖的第九年，才终于获得买家的些微信任，逐渐放松警惕。她找机会去到邮局，给父亲写了求救信，告知在这里被控制、被关押、被打骂的生不如死的生活，还被强迫生了两个孩子。
“当她爸爸满含热泪寻求我们公安帮助的时候，作为一名女性，我真是感到痛彻心扉。她在信中强烈想要回到她期盼的家乡，她说我们四川到处都是绿色的，天蓝水美，她想回家。”
警方获取这个信息后立即行动。怎料当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明显，首次接触便遭买家以谢姓女子不在为由搪塞。
（2000年，黄曼在打拐行动出差途中）
于是，黄曼扮成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当地小学任教老师，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去到村上，她借着和村口老人闲聊攀谈的机会摸清关键信息，最终在午饭时段找准时机控制住买家，随后将谢姓女子成功带上面包车，顺利带回派出所。
可没多久，买家纠结了很多亲戚乡里，带着锄头棍棒跟到派出所，并且拿两个孩子要挟谢姓女子。场面一度十分紧张危急。黄曼和同事们给他们苦口婆心地讲法律，讲道理，讲人情。最终，在情理与法理的双重压力下，买家终于松口同意放人。
在送谢姓女子回家启程的火车站，她“扑通”一声跪在专案组成员面前，泪流满面地说：“感谢你们给了我回家的希望，给了我再一次团聚的希望！”
（出差途中）
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危险都化为乌有，黄曼深深感受到了警察这份职业的神圣、沉重与无上荣光。
论拼命，黄曼从不输男队员。中队曾抓了几个诈骗嫌疑人回来，没想到，趁看守民警上厕所的间隙，其中一个气力很大的嫌疑人竟掰弯了窗户的铁栏杆，一个箭步跳出窗户冲了出去！黄曼听到了动静，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了出来。
从小在山里练出来的体力和耐力派上了用场，她冲在最前面，连追好几条街紧咬不放，最终嫌疑人跑不动了，被她和随后赶来的同事一把拿下。
“我在分局立功就是参加省公安厅的大练兵，跑1000米，第一名，100米、200米、400米，短跑长跑第一名全是我。”她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往日的豪迈。
（警营健将曼哥）
7年的刑侦生涯，磨砺了她敢打敢拼过硬的工作作风。她曾两次参加全国刑侦比武和公安部大练兵考核，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大山里长大的黄曼对大自然有一种归属感。参加工作之后只要有空，就是和所有的驴友们徒步，翻山越岭，只有回到大山，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她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
那时候，青春在她脚下，是一条可以无限奔跑、充满光明的征途。同时，她也收获了爱情的甜蜜，准备在2006年10月举行自己的婚礼。
（和驴友徒步山里）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6年9月。
得知公安部将要举办“重走长征路”的活动，黄曼和未婚夫商议后，怀着对历史的敬仰，决定推迟即将举行的婚礼，报名参加这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因为表现优异，经过层层选拔，她从全国万余名警察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32名长征队员之一。
“事实上，我参加‘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活动，并没有把它看成‘说文解字’的长征。一路走过，我没有给涪城警察丢脸，我表演查缉战术，捡拾污染环境的垃圾，访贫问苦，捐资助学，我每一天都感动着，流了好多好多能扣响心门的泪。”
（长征路上）
“重走长征路”组委会得知她推迟婚期的事后，深受感动，当即决定在路过她家乡时为她举办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婚礼。
2006年10月1日上午，在红军当年经过的红原草地上，一场简朴的婚礼仪式在这举行。 “我当时没有化妆，也没有穿婚纱，但是成百上千条飞舞的哈达，就像美丽的婚纱一样包裹着我。”回忆那一刻，黄曼的眼中依然有光，“那是我人生中最美丽、最快乐的一天。”
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如同琴弦骤断，“但也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天。未曾想象过那一天成为我命运的分割线。那一天，短短几个小时之中，我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变。”
简单的婚礼仪式后，黄曼带着幸福的感受告别新郎，在傍晚时分随队出发，沿着红军当年北上的路线继续前进。然而出发仅数小时，意外骤然发生——她乘坐的越野车途中侧翻，沉重的车身将她挤压在车内，造成重伤。战友们第一时间展开救援，火速将她送往成都华西医院抢救。
（长征路上）
去医院的途中，黄曼曾短暂醒来，还问其他队员怎么样了，那一刻，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和脚。
在成都华西医院的病房里，黄曼从昏迷中醒来，她发现自己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而她为了准备婚礼特地留了许久珍视无比的长发，已被剃光了。
医生来查房，用手摸摸她的脚，问她：“有没有感觉？”
黄曼努力地感知，却只能茫然地回答：“没有。”但她却强撑着跟医生开了个玩笑：“我的脚爱睡懒觉，不想起床。”她以为这种没有感觉只是暂时的，像一场重感冒，住几天院就能恢复如初。她甚至问医生：“做完手术可以吃火锅吗？”医生看着她年轻而充满期盼的脸，不忍打击，笑着回答：“可以可以，你吃什么都可以。”
现实，是冰冷彻骨残酷无比的。诊断书像一道判决：颈椎骨折脱位伴完全性高位截瘫，伤势严重。1998年7月，17岁的体操运动员桑兰在跳马比赛中，因头部着地导致颈椎骨折，造成胸部以下高位截瘫。黄曼的情况和桑兰相似。
（诊断书就像一道判决）
第一次手术后，对她而言，更像一场穿越回古代的没有尽头的酷刑。头被冰冷的颅骨牵引钳死死地悬吊牵引着，挂上了30多斤的铅块。颈部套着坚硬的颈托，全身除了头部，动弹不得。浑身插满了生命体征监护仪器，大小便失禁，挂着导尿袋，两只手输送着不同的液体。
她躺在病床上，拼命地想动一动那近在咫尺的手指，哪怕只是传达一个微小的、蜷缩的指令，然而，大脑发出的信号如同石沉大海。
“那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日子，亲朋好友的看望、问候、流泪、祈祷都不能抚平我心中的痛，那一刻，我感到了被命运抛弃的凄苦和孤独，我甚至不能感知生命最原始的疼。”
这个结果对正处芳华、人生刚刚展开无限可能的黄曼来说是残忍的。而更残忍的是，她刚刚开始的婚姻生活也就此沉入无尽的深渊。事故发生后，她再没见过她的新婚丈夫。她心中明镜似的知道，这段婚姻没有了将来。虽然预见了结果，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他放手得太快了。
（回忆总是痛苦的）
她想死。死亡似乎成了唯一能摆脱这无边痛苦和屈辱的出路。
“有一天，趁妈妈去打开水，看着打开的窗户，很想纵身跳下去。”黄曼的目光投向远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绝望的瞬间，“可是我连爬都不行，又能如何去跳？”求死不能，这是何等残酷的讽刺。她的目光又落在桌上的水果刀上，拼命往桌边挪动笨重的身体.，结果连人带桌子，重重跌倒在地上。
母亲提着热水瓶回来，看见女儿像一尊被推倒的石像，直挺挺躺在地上，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她跪倒在地紧紧抱住女儿，失声痛哭：“你这是干什么？你以为你死了我和你爸就好受了？你不能那么自私啊！”
黄曼闭上了眼睛，泪水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母女俩的哭声，在寂静的病房里交织着。
晚上，医院里静得出奇，白天的喧嚣沉淀下来，只剩下生命监测仪器滴答声，规律而清晰。黄曼躺在床上，盯着雪白的天花板，想着白天的事情。一个声音从心底最深处响起，清晰而冷静：“你到底在惧怕什么？”
她想：“是啊？我到底在惧怕什么？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惧怕活？”
那一刻，如同黑暗中划过一道闪电，一个念头无比清晰：“我要活！就算不能再走路不能再奔跑，我也要活得像我自己。哪怕上天再给我一次更为艰难的‘长征’，我一步步挪动着，也要走完它。”这个山里孩子心底的倔强再次涌起。
（曾经的意气风发）
活着，意味着要直面比死亡更漫长、更琐碎的痛苦。转到康复科后，她只能平躺，望着天花板，灵魂仿佛被禁锢在这方寸之间。
黄曼每天望着天花板，数着天花板的格子，几格天花板转第一个弯，几格后又要转第二个弯，几格后自己要进电梯了，几格到康复室，她都记得很清楚。
医生建议家人给她买个量身定做的轮椅，她很抗拒。在她眼里，老年人才坐轮椅。但其实对当时的她来说，连坐轮椅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高位截瘫患者，因为脊髓损伤，导致胸部以下感觉、运动功能完全丧失，无法自行调节坐姿。同时，由于肋间肌瘫痪，也影响到呼吸，患者坐着时还容易出现呼吸困难、缺氧等症状。
（手术之后，连坐起来都是奢侈的）
医护通过调整站立床的体位来训练她，这是一个极其缓慢而艰难的过程。站立床调整到20度，她就晕了，只好放下来，休息一会再继续，一点点增加体位角度。每一次角度的提升，都伴随着头晕、恶心等强烈的生理反应。
半年多后，当站立床终于增加到六七十度体位时，医护人员推来了一张轮椅。
黄曼刚坐上去，又是一阵剧烈的晕眩，世界在她眼前旋转。但很快，当晕眩感稍稍退去，她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几乎被遗忘的幸福——她能坐着，能和周围的人平视了！她终于有机会可以看清周围了。那一刻，窗外的树，走过的人，交谈的脸，都变得如此珍贵。
“整整一年时间里，每天清晨，我都以导小便开启一天的康复日程。之后依次进行运动物理疗法、起立床训练、起立架练习，最后再完成空气压力锻炼、中频电疗与肢体综合理疗，这般节奏日复一日，从未停歇。”
为了矫正因肌张力而外旋的双腿，每天晚上她都要穿上硬得像钢板一样的矫正器，戴上重重的膝关节肢具。长期的挤压与摩擦下，她双腿两侧被磨出一道道发黑的块状疤痕，触目惊心。
为避免手指功能退化，她坚持一种专门针对的康复训练——捡豆子。100粒零散的豆子，得凭着微弱力气一粒一粒捏起放进碗中，每捡完这100粒豆子，都会累得几乎晕倒。
（康复训练）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艰苦训练，半年以后，她的两个手指可以慢慢活动了，左胳膊能抬起一厘米了。黄曼说：“就是这简单的、短短的一厘米让我看见了人生的全部希望。”这一厘米，是她用汗水、疼痛和意志，从命运手中夺回的第一块阵地。
然而，失去知觉的身体，也带来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危险。黄曼身体的神经像短路的电线，她对疼痛没有知觉。
康复治疗中，为加速血液循环，针灸结束后需用高温灸灯照射。那天，黄曼躺在床上进行治疗，护工阿姨忙着洗东西，医护照顾别人的病人离开了。她隐隐闻到了一股烤肉的味道。
妈妈回来了，黄曼还开玩笑地跟妈妈说：谁家在炒肉丝啊，自己想吃烤肉。妈妈这才惊恐地发现，灸灯掉在了女儿身上，她肚子上已经起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水泡。
黄曼对冷热的感知，不像健全人那样有很多身体的自动反应。她要靠摸自己手脚再回传给自己的大脑，摸摸腿冰冰凉，才感到冷。冬天寒冷，她靠火近一点取暖，结果膝盖、腿又被烫伤了。
这样的事故不断地发生在黄曼身上。一次更严重的烫伤让她受尽苦楚。护工背她到厕所里冲洗，戴个橡胶手套非常厚，水温接近90度也没有提前摸一摸，就直接淋到身上来，瞬间把皮肤都烫熟了，护工还在那又洗又搓，表皮都快被搓下来了。结果治疗烫伤又到专门医院住了两个月。
（总是从一家医院又到另一家医院）
黄曼属于疤痕体质，老伤好了又添新伤，这些伤疤一直没有消退。面对伤痕累累的自己，她怀疑过，质问过，为什么上天要这么狠心在自己身上打这么多记号。
但慢慢地，时间这剂良药开始发挥作用。她接受了身上的伤痕，如同接受了命运的馈赠——虽然这馈赠如此沉重。心里的伤疤，也在日复一日的挣扎与思考中，慢慢愈合。
真正的转机，始于一次意外而狼狈的摔倒，和一句醍醐灌顶的话。
住院时，朋友们来看望，带了不少书，黄曼看了不少。“我读警校前就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是读得滚瓜烂熟的，特别喜欢写人生的这种厚重感，通过奋斗努力最后改变命运的。”
她也喜欢林清玄的散文，看他写“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字里行间流淌的沉静、豁达与禅意，像涓涓细流，滋润着她干涸的心田。
有一天，在华西医院楼下的小花园里，她正看着书，自动喷泉的水柱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射出来，打湿了她膝上的书页。她下意识地想移动轮椅躲避，却因操作不便，连人带椅重重地侧翻在地。委屈、愤怒和一种深沉的无力感瞬间将她淹没，她像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从轮椅上摔倒是常有的事）
赶来的护工和路人一起抱起黄曼，回到病房换好衣服。黄曼呆呆地躺着，万念俱灰。康复医生刘沙鑫查房时听她哽咽着说完后，没有安慰，没有同情，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既然你都摔倒到地上，为什么你就不趁机感受一下泥土的芬芳呢？”
这句话，像一道锐利而温暖的光，照亮了她。她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灵魂里天生就刻着对泥土的亲近。仅仅是视角的微妙转换，让她瞬间从“众目睽睽下摔倒的狼狈者”，变成了“偶然得以亲近大地、拥抱自然的幸运儿”。
从那天开始，她开始真正寻找，如何与这个陌生而残缺的身体和平共存，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被忽略的美好。在康复科呆了大半年后，医生建议她可以写写文章，锻炼锻炼自己的手，也为情绪找一个出口。
受伤后的她，最开始连一张纸也拿不住。她开始尝试用嘴含着笔，像小鸡啄米一样，一下下艰难地戳击键盘写博客。
黄曼始终坐不稳，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倾，两只脚打直要寻找合适的体位，不能往后靠，一往后人就失去平衡摔倒，电脑和笔全掉在地上，因为她的背部没有力量。受伤情影响，她的排汗系统也出了问题，汗液只能从头部排出，耳朵里常常布满大颗汗珠，密密麻麻地顺着下颌流到键盘上，打湿一片。
这不仅仅是在写作，这是一场意志与失控肉体之间，每日上演的沉默搏斗。
黄曼清楚地记得，第一篇博文的发布日期是2007年4月27日。是一篇自我介绍小文，介绍自己是个截瘫患者，现在开博了，如果读者喜欢多来自己的博客小坐，交流交流。短短300多字，她花了八九个小时。
（队友们经常来医院探望她）
黄曼在博客记录医院日常，有自己治疗的经历也有医护的故事，还有病友的故事。渐渐地，她的博客陆续被关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阴霾尚未散去，黄曼在病房里遇见了来自绵竹汉旺的女孩杨倩。余震不断的险境中，杨倩父亲用十指鲜血淋漓的代价，徒手从废墟中挖出女儿和其他七个孩子，这份震撼人心的父爱深深触动了黄曼。她循着内心的激荡，写下了杨倩一家的故事。
这篇饱含真情实感的博文，意外地被推上新浪首页，点击量高达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如潮水般涌向这个家庭。在那一刻，她看着屏幕上滚动的留言和捐助信息，猛然惊觉：“原来我这个样子，依然可以如此有力地帮助别人。”
黄曼在无数个漫长的日夜中，用文字记录着住院期间的点点滴滴，记录着人世间的冷暖。这成为了她自度的最有效方式。文字的力量悄然改变着她，她的博客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大家的鼓励和互动，像阳光雨露滋养着她。
（黄曼的博客）
以前那个自信开朗的黄曼，正穿越苦难的迷雾，一步步走回来。她说：“虽然生命的形态不一样了，但我依然是独立存在、拥有蓬勃生命张力的人。”
文字，让黄曼重新找到了与世界的连接，但真正让她生命价值得以重塑的，是她将目光从自身的伤痛转向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那时候，“看到医院里日益增多的地震患者，看着那些在地震中饱受煎熬的孩子们，看着那些在抗震救灾中身处巨大压力的同事们，我产生一个想法：我想尽己所能，帮助那些被心理阴影困扰的人，我要做一名对社会有意义的残疾人，我要开办一间心理辅导室。”
（汶川地震让黄曼一下子失去了近百个好战友）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在她心中点燃了一盏灯。黄曼说到做到，坐着轮椅，以惊人的毅力，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攻读心理咨询专业。
上课时间安排在周末，周末她不需治疗。她从盛夏坚持到寒冬，夏天她不敢喝一口水，怕尿湿裤子要回来换落下课。身体的限制从未让她退缩。参加考试时，她用嘴含着笔、两只手合力抱着笔杆，以这种极其艰难的方式，一笔一划地完成了所有考题。最终，她成功取得了心理咨询师三级资格证书。
在单位的支持下，黄曼在社区开设了一间公益心理咨询室。她的工作室牌子上写着一句话：您心灵的春天，从这开始。后来，黄曼又成立了自己的“春天心灵基金会”，把自己收到的几万块捐助用来救助更需要的人。
（认真学习心理课程）
来找黄曼心理咨询的群体有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的弱势群体。她还去地震后的北川，给学生们做心理辅导，去监狱给服刑人员上课。甚至，有时压力巨大的基层民警也会找到她，向她倾诉。
为什么黄曼说的话有人相信？
黄曼的朋友对我说：“曼姐太强大了，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去找她开解，从她身上我们永远能感受到勇气和力量。”
黄曼自己则分析道：“可能他们不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觉得你能跟他感同身受，而且我经历的苦可能比他们当下的那种苦还更难。人一旦有了比较，就可能会慢慢找到自己的幸福感。”
一些家长领着厌学的孩子过来，对孩子说：“你看黄曼阿姨都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穿着尿不湿都还在帮助别人，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
（用手捧着笔给北村的同学们签字）
能为更多人带去帮助，让黄曼明确了人生方向，也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份失而复得的珍贵，让她笃定自己不是无用之人，而是能通过付出帮助他人、传递幸福的人。
刘医生那句“你摔倒在地，为何不借此闻闻泥土的芳香”的灵魂拷问，一直萦绕在她心头，促使她不断寻找“自己还拥有什么”。而在一次次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在看到那些因她而重新燃起生活勇气的人眼中的光亮时，她终于找到了答案。
黄曼能够从深渊中走出，并活出后来的精彩，离不开她生命中那些源源不断的真挚的爱。
黄曼的中学同学是她最可靠的死党，黄曼的小孩相当于是吃的百家饭，她们管饭管学习管辅导管接送，丝毫没让孩子觉得缺少家庭的温暖。
（同学们承担起日常照料黄曼的任务。黄蓉 摄）
他们谁有空谁去接送黄曼，去家里帮忙，甚至黄曼的每个同学都还会普通人不会的专业活，她们每个都会帮黄曼更换导尿管，这得是多大的信任才能做到这一步。
花园中队的战友们，经常到医院给刚刚受伤的她打气，他们争抢着背她抱她抬她到江边河堤，看看山河美景，依然把她像队花般呵护。他们也会把钱转给她转送地震孤儿。每年中队的合照，都会把位置给黄曼留出来，殷切地期盼着她的归队。
2008年10月，黄曼出院回家。中队的队友们把她背出去，二十几个大小伙围着黄曼和她妈妈高唱《人民警察之歌》，大家噙着的泪花随着歌声飞扬。
（黄曼受伤后，妈妈再也没有离开她的身边过。黄蓉 摄）
而父母的爱，是支撑她走过艰难岁月的最坚实基石。这么多年里，她没有得过褥疮，这背后是家人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定时翻身、细致擦拭、时刻关注身体状况，用无微不至的守护抵御风险。黄曼说自己没把自己当成残疾人，家人也一样从没把她当作残疾人。
治疗的第一年，因为没有陪护床位，黄曼妈妈在病房外的走廊过道上，睡板凳睡了一年。后来经过协调，换了病房，妈妈才有了落脚处。为了照顾女儿，妈妈还在医院边上租了间房子，每天在那做好饭菜送到医院。
父母一直拿她当长不大的女儿看待，黄曼曾经开玩笑对母亲说，我要一直都不长大，一直当妈妈的小女儿。然而在医院里，每次看到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日益憔悴，而妈妈年轻时一直是个那么爱美的人。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黄曼想说：“如果有来生，就让我来当我妈妈的妈妈吧，就让我来伺候她一辈子吧。”
（父亲细心给女儿系鞋带）
父爱如山，深沉无言。黄曼的爸爸当时已经退休，一辈子没求过人的他，为了女儿给领导写信反映，希望组织多关心，让女儿从低谷中走出来。他也担心随着他们夫妻俩年纪大了，照顾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托人去找力气大、能照顾女儿的阿姨。严姐就这样到了黄曼身边，照顾了她十多年。
而郭强的出现，则像一场安静而持久的春雨，润物无声，彻底改变了黄曼的情感世界和生活轨迹。
这个来自北方的退伍军人，通过央视一档节目了解到黄曼的故事后，他没有像许多来信者那样写下豪言壮语，只是偶尔在QQ上发来一个简单的表情，一朵小太阳花，一句“保重身体”。
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让她猜他在哪里。背景音里有“咣当”的火车声和小贩的叫卖声。他说：“我来看你。”那天，正是他的生日。他带着一束简单的鲜花和两本书，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的病房。
见护工阿姨抱她到治疗床很吃力，郭强自然地搭手帮忙。周末，黄曼热情地邀请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家里吃顿便饭。
（年老的父亲背黄曼上下楼，每天去医院治疗。）
晚上，阿姨下班后，他目睹了黄曼年迈的父母是如何吃力地、一步一挪地将女儿抬到床上。那一刻，这个硬汉的心被狠狠攥紧了。临走那天，他对黄曼的父母说出了那句沉甸甸的承诺：“我想照顾你们女儿一辈子。”
黄曼的父母怕女儿再次为情受伤，托人去打听郭强的情况。别人去实地“调查”回来后说，郭强没有问题，年龄比黄曼大一岁。
2008年黄曼出院后，曾去过一次以前的新房，新房还来不及住进去，她就出了事。
因为经历地震，新房也受到波及，加上没人住，家具结着厚尘，玻璃门碎成一道道龟裂纹，“感觉像庞贝古城一样，瞬间被一场劫难封存了。”从那个时候，黄曼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此生还能再有爱情和家庭。
郭强后来跟黄曼说，自己当时看到黄曼父母吃力地抬着她，感到很心酸，“你爸妈老了，你怎么办？你老了怎么办？”虽然彼此接触不久，但他已经在为黄曼考虑遥远的未来。
黄曼的爸爸慎重地对郭强说：“你如果真的想照顾黄曼，你要想清楚，而且你的父母必须要同意。”老人这么说，是怕女儿在一段没有祝福的婚姻里不幸福。
几个月后，郭强回来了，表示自己和家里人商量过了，父母同意了。春节时，郭强的父母来了，来之前，他们再三问儿子是不是决定了，还叮嘱说：“如果一旦决定选择黄曼，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不能回头或者半途而废。”
（生活中多了一个他）
郭强的到来，缓解了黄曼和家人切切实实的生活难题。原本黄曼去医院治疗，上下车都是个问题，她无法自理需要有人陪着，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亲朋总也有没空的时候。
郭强很坚定地到了绵阳，照顾黄曼的阿姨走了，他第一时间包揽下黄曼的出行问题。陪着她去医院做康复治疗，在治疗室外静静守候，结束后再稳稳把她抱上车送回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慢慢接手了黄曼的日常起居照料，从饮食到护理，一步步融入了她的生活。
他毅然退出了和战友合伙经营的小生意，面对昔日战友“你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找个残疾人”的不解和挽留，他义无反顾。他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沉默而坚实的行动。
这些年来，郭强早已成为黄曼离不开的拐杖和腿脚，只要是黄曼想去的地方，他从未缺席。身高 1.78 米、身强力壮的他，有着足够的力气稳稳背起黄曼，陪她挑战最高的山峰，也陪她回到承载童年记忆的故土。他喜欢妻子的坚强和乐观，喜欢她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在他们两人之间，身体有残疾的黄曼，反而是他最坚定的精神依靠。
（郭强可以背着黄曼去爬最高的山。）
黄曼和郭强走在一起，很低调，没办婚礼。
2014年，当黄曼把自己结婚怀孕的消息告诉单位同事时，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而他们的孩子健康足月地出生，六斤二两，是对所有过往质疑与担忧最有力、最温暖的回答。
孩子一岁时，黄曼在写给孩子的寄语里说：“如果注定，便一定会发生。茫茫人海、天南地北，能够遇见你的爸爸就是一场注定！”这份看似朴拙却厚重如山的爱，精准地填补了她生命中被骤然撕开的那片空，让曾经的残缺渐渐沉淀为圆满。
到现在，郭强和黄曼在一起有14年了，他们的孩子也有11岁了。和其他母亲一样，黄曼操心着孩子的教育问题、生活细节，为孩子的未来做着打算。
黄曼的经历，令我感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她仍这么快乐健康地生活，还鼓励更多的人去拥抱阳光。我问自己，如果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同为女性，我也感到心疼，我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能不能让她生活得更好一些？
202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昆明一家医院，对截瘫患者的治疗颇有心得，甚至让许多国外瘫痪运动员重获健康。我一阵欣喜，心底燃起强烈的期待，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到黄曼，改善她的症状，甚至有可能让她重新站起来。
我通过朋友联系上了那里的主任医生朱辉。朱主任介绍了他们此前的成功案例，但朱主任也说，黄曼受伤17年，不仅是脊髓神经的损伤，肌肉、关节、软骨都可能已经严重退化了，他们还从来没有收治过受伤那么长时间的病人。
曾经身为军人的朱辉主任也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她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充满职业自豪感。
（黄蓉和细胞医疗公司CEO崂山、CMO Rachel在昆明医院了解康复训练情况。小青 摄）
在脊髓损伤治疗领域，国际上普遍持悲观态度。急性期，医生通常只做脊柱稳定性手术，对脊髓本身敬而远之。慢性期，则因“中枢神经再生困难”，被视为无法触及的禁区。
但朱主任的团队，成了这个“禁区”的破壁人。
他们首创了“脊柱脊髓联合手术”，在急性期就进行脊髓内外减压；在慢性期，他们通过手术解除粘连、恢复脑脊液循环。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残存神经派”的理念。
“我们如果能够保留或者修复患者10~30%的神经纤维，这个肢体就有可能恢复到有用的运动功能。”朱主任说，她的团队像一群精细的“清道夫”，手术的第一要义是把坏死的组织彻底清除，最大限度地保护那些虽受损但仍有潜能的残存神经。
朱主任提议我们可以做些尝试，虽然不能保证黄曼能够站立行走，至少可以试着通过手术和下肢康复训练，让她复苏身体感知和体质有些提升。
（朱主任分析黄曼的特殊情况。小青 摄）
真水无香公益理事会经过慎重讨论，一致通过了这项帮助计划。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黄曼，也把朱主任的意见转告给她。她在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仿佛在消化这突如其来的微弱的希望。几秒后，我听到她清晰而坚定的回答：“我去，我要去拥抱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和春天的约定，也是和希望的约定，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下篇
黄曼：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接受
“黄蓉发来信息时，正好是父亲去世第二天，因为料理爸爸的后事，我和黄蓉的见面也往后推迟了。”那段时间，巨大的悲痛笼罩着我，但新生的希望也同时在黑暗中萌芽。
在黄蓉告诉我那个机会之前，我已经在轮椅上，与自己、与命运达成了长达十七年的沉默和解。我几乎已经认定，这就是我余生的固定形态，直到死亡将我和这把轮椅一同带走。
（别忘了还有春花常开。）
但当那扇看似永远关闭的希望之门，竟然裂开一道微光时，我骨子里那股从不轻易服输的山野劲头，又一次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我要去尝试，哪怕这希望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渺茫，我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不仅是为我自己残破的身体，更是为了所有倾注在我身上的、那些滚烫而真诚的善意，我不能辜负。
我之前尝试过各种治疗，朋友们都佩服我的勇气。
和郭强认识的时候，当时我正尝试着一种特殊的治疗——空心针扎针。一家部队医院主动免费为我治疗，他们曾用这种方法治疗过类似的患者。
每次治疗都格外煎熬：全身从头到脚扎满密密麻麻的空心针，扎完后还要放血。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咬牙坚持了半年，只为多一分康复的希望。
（一次扎针要用去那么多的针管）
我还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时有一种针对截瘫患者治疗的站立外骨骼机，在全国选患者代表，我去报名，被选中了，也由此结识了鲁白教授。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经历，一种成长，丰富着人生。
我心里一直生长着分局大院里的那几棵黄桷树。当年在我做手术那天，细心的同事在树下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鸟。小鸟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养好了伤，飞走了。他们说：“黄曼，你一定也没问题，一定也能像这只小鸟一样重新起飞。”那只没见过的小鸟，成了我内心一个关于飞翔的隐喻，一个不曾熄灭的、关于自由的梦。
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也知道独立出行意味着什么。有天自己晚上去小区逛，结果回家郭强把我抱到床上，才看到我的大脚趾磨得血肉模糊。鞋子掉了，脚就拖在地上随着电动轮椅磨回来，我全程毫无察觉。这样的意外提醒着我风险，但也更坚定了我要改变现状的决心。
从出院回到家里，我逼着自己去适应生活，迎接更多的挑战。渐渐地，我可以自己刷牙、洗脸，自己动手吃饭，我还跟他们抢肉吃，虽然如果碗深一点，底部的饭菜我就无法舀起来，还要人帮忙。
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我在面对去昆明治疗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时，内心涌起的更多的是跃跃欲试的勇气。
（春城昆明。黄曼 摄）
2023年10月，我告别了家人，抵达昆明，这座被称为“春城”的城市。这里，或许真的能给我的生命带来第二个春天。
朱主任形象地把我们的脊柱比作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我的路，在十七年前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而彻底中断，瘫痪至今。现在，他们要来“修路”了。要先把当年塌方的泥土、碎骨和囊肿这些障碍物清理干净，为残存的、奄奄一息的神经留下空间，然后再植入我自己的干细胞，播撒下充满生机的修复种子，等待破损的神经重新生长。
手术定在11月14日下午2点，日子是大家帮我看老黄历选的，良辰吉日。
（2023年11月14日，手术前的拥抱。朱辉 摄）
前一天术前剃颈部的头发时，那种熟悉的冰凉触感，让我一下子想起17年前出事那会儿，自己头发被剃光的情景，心里不免感慨万千。
黄蓉他们坐当天的早班机赶来，路上给我发来消息：不要紧张，让我等等他们，他们马上就到了。“等等我，我想给你一个大拥抱。”黄蓉说。
在我被推进手术室前，他们如期而至。黄蓉她几乎是跑着过来的，带着一身外界的清冷空气，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拥抱。那个拥抱，仿佛直接把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注入了我忐忑不安的心里。
（手术前大家一起喊“雄起”。小青 摄）
手术室里，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精密操作。从事后他们给我看的手术录像里，主刀医生刘艳生和刘松，在显微镜下，在我被打开的脊椎中间，小心翼翼地剥离着紧紧挤压、粘连的血管和坏死组织。我的血管被这些杂质挤压得很厉害，旁边增生出很多东西，完全堵塞了。
手术整整做了8个小时，黄蓉和我妈妈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我。
妈妈既紧张又充满期盼。她对朱主任说：“我觉得是各种的缘分一环接一环，即使不幸，但是有的时候碰到不幸之后，慢慢的也会遇到很多幸运的东西。”
手术很成功，朱主任说，她发现我的脊髓损伤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说我的神经残存至少有30%保留下来。希望，像黑暗中又拨亮了一盏灯，光芒似乎更真切了一些。
（黄蓉朋友圈）
手术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康复训练，才是另一场更为漫长和艰苦的硬仗。
朱主任也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最好能在五年内做手术，成功率会特别高。我听了，心里反而平静下来。我想，和以前一样，我不强求能到什么程度，一切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感受就够了。
（日常训练开始了。小青 摄）
手术后一周，我能坐起来了，我把照片发给黄蓉，她为我高兴。最让她兴奋的是，我告诉她，我的脚趾忽然感受到了一种过电的感觉！17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脚趾头的存在。我在微信上分享着我每一天情况，我希望每一条分享，能让她安心，也是记录我每一天向前的一小步。
按照治疗方案，我还需要进行康复治疗，是医院研创的一种“昆明步行”康复治疗手段，我手术后刚恢复就去尝试了。
所谓的“昆明步行法”训练课，常常是两三位康复老师同时上阵。他们深深地弯下腰，用他们的肩膀死死顶住我毫无知觉的臀部，像移动一尊沉重而无感的雕塑，合力帮我完成“行走”这个曾经最简单不过的动作。
他们的脸，几乎就贴在我长期包裹着尿不湿的部位，汗水很快浸透了他们的工作服。那一刻，我心里翻涌的不是羞耻，而是巨大的、无以言表的感动与深切的歉疚。他们从未流露过一丝一毫的嫌弃，只要我的腿能多挪动一厘米，哪怕只是轻微的颤抖，都能立刻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喝彩。
（艰难的起步。小青 摄）
我看着他们那样不顾一切地来帮我，每次都是眼里的泪水和着汗水哗哗地流。
在这里，爱不是一句口号，是康复师们毫不犹豫“脸贴屁股”的支撑，是忍受着刺鼻气味也不曾松开的手。这事一种近乎原始的对生命尊严的守护。
12月1日，我开始第一次尝试站起来，站得直直的，这是我17年后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站立。全靠老师在后面支撑着，我还没过瘾，已经把老师累坏了。
“放松，黄曼，深呼吸。”康复师刘老师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他的手稳稳地托住我的腰侧。
我的双腿像不属于自己，却又沉重地、真实地支撑着地面。十七年了，六千多个日夜，我的视野高度始终与轮椅平行。此刻，窗外的工地、远处的山峦，全景式地映入我的眼帘——这是属于站立的视角，我怎么也看不够。
（站立的视角）
每天数小时的训练结束，我整个人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虚脱，却也畅快。我常常跟康复老师苦中作乐地开玩笑：“老师，你们说，我这么练，是不是误打误撞，把传说中的任督二脉给打通了？”苦中作乐，是我们这群被命运选中的人，活下去的必备技能。
在这里，我不想浪费每一天。我想，每天流汗多一点，我的行程进步快一点。
手术后一个月，黄蓉又飞来昆明看我。
（第二次在昆明相见 朱辉 摄）
她和朱主任陪我在昆明逛了街，还极力推荐一起去看了电影《三大队》，黄蓉是二刷，我是第一次。
电影里响起熟悉的旋律，“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每一次响起，我都潸然泪下，我和黄蓉对视了下，发现她也热泪盈眶。
对警察职业的眷恋，是刻进每一位穿过警服人骨子里的DNA。电影结束时，我们依然静坐久久不愿离场，心好像满了，又好像空了。
我不由想念起以前花园刑警中队一张张熟悉的脸。2006年7月，花园刑侦中队解散了，如今队员们都各自分配到了不同岗位，但那份一起并肩战斗的时光，早已凝聚成难以割舍的“花中”情结。
或许就是那段刑警岁月，让我明白，做警察是一辈子的荣耀。
（黄蓉和朱辉主任陪黄曼一起看电影。王典春 摄）
在昆明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独立更自由。自己可以单独乘地铁逛市场，去景点。
自从高位截瘫后，身边人总是对我照顾有加无微不至。这份沉甸甸的爱虽温暖，却渐渐让我失去了部分自我，也少了自由的空间。这次专程来昆明治疗，我选择独自面对一切——没有依赖他人的照料，反而重新找回了曾经那个向往自由、渴望独立的自己。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格外幸福，我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我真的可以做到。
治疗的时光，感受特别的真实，每天都要算，星期一该努力做治疗了，要加油了，到了星期六，该轻松放假放松放松了，人活得有目标，活得特别带劲、特别认真。朋友们还专程飞过来看我，我就带他们坐地铁昆明游。来的朋友太多了，我都快成驻昆办主任了。
（不是在景区，就是在去景区的路上。黄曼 摄）
2023年年底，因为“春天心灵基金”的账目需要亲自审核，作为残联的一名干部，我还要去慰问看望其他残疾病人，我决定尝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出行。我一个人订票，独自坐着轮椅，从昆明返回绵阳。
一周以后，我又独自一人回到昆明，晚20:43抵达“春城”，马上换乘21点04昆明南站到昆明站的城际列车，下来再转1号线地铁，5个站后又上到地面去另一个口子转5号线地铁，10个站后，到病房都11点了。
（独自回家的黄曼，给郭强和儿子准备的惊喜。 黄曼 摄）
当我终于摇着轮椅，独自穿越陌生的车站人流，顺利回到昆明医院的病房时，一种久违的、关于独立和自由的豪情，像暖流一样充盈了我的胸膛。“我为自己能够独立出行感到骄傲，是你们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和勇气！”我第一时间发消息给黄蓉。
回到昆明后，我又开始恢复康复训练，在汗水中，日子转眼到了2024年元旦。我对自己说：这一年的故事很简单，遇见重新走路的你，我很喜欢！
这一年的春节，我收到了特别珍贵的礼物，是黄蓉寄给我的大宝贝警官熊，上面有专门定制我的警号：030456，是怎样的一份厚重的心意啊，这是怎样的一份浓郁的懂得啊。
（印有黄曼警号的小熊）
（2024年，第四个人民警察节，我用“站起来走起来”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黄曼 自制）
2024年5月，为期半年的康复治疗结束了，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我”：我的右下肢能感觉到触摸了，我能独立让自己从轮椅上移到床上，我能自己翻身了，我能自己穿衣服了，虽然下半身衣服还需有人帮忙，我能一个人出去了，以往这些都需要有人帮助。
真水无香公益再次雪中送炭送来第二笔捐助，让我无比感激，无以为报，只能以更多、更拼的汗水来回应这份厚爱。
“动起来，嗨起来！”我给自己加油，每天走120步，我要迎着光亮站起来，站起来看风景，也许春天就不远了。
（锻炼手指功能。）
“我们不是让她‘被行走’，而是让她‘主动行走’，”朱主任强调，“足底有压力感受器，每一步都是对脊髓的再激活、对神经的再训练。”正是这种“主动康复”理念，让我的脊髓功能在行走中逐步被唤醒。
七月，孩子放暑假，妈妈、郭强和孩子都来到了昆明，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民宿陪着我。家人的陪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就在家人团聚的温暖氛围中，我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奇迹——我可以不再需要康复老师用肩膀托着我的臀部，完全依靠自己腰部和大腿残存的力量，以及巨大的毅力，真正地“走”起来了！
第一次，我靠自己走了3步，隔天，我走了24步，一旁的轮友们全都热烈鼓掌拍着手说：曼姐，雄起！曼姐，雄起！
就这样，从3步到24步，到35、40、50、68步......每天的记录都有突破，每增加一步，都是惊喜。
（在那些训练的日日夜夜中，那些难忘的瞬间。）
在昆明治疗长达四百多天，周而复始的康复训练常常将人的体力逼到极限，但生命的时光，却因此被赋予了清晰的刻度，沉甸甸的重量，以及前所未有的意义。
（每天迎接希望的光明。）
我和当年受伤后一样，用文字记录着在昆明治疗的点点滴滴。我想告诉人们：医院里并不仅仅只有苦难，这里充满了温情和激励，遇见特别多的真实。
我把春天心灵基金会带到了病房。
翠翠每次回家，都会带回自己种的草莓给所有的病友分享，甘甜又怡人。9岁的小女孩被汽车追尾造成截瘫，上午上课下午努力做治疗锻炼，每次见她都是笑靥如花。“别克”出事之前是当地森林消防人员，高大帅气，说话热情又开朗。四川老乡蓉儿用她的自信善良和乐观，给我们树起了良好的榜样......
病友们每一个都努力着，爱着别人，说起过去每个人都风轻云淡、过眼云烟，最关注的是当下，此刻，现在。
（病房中可爱的小病友）
我天性热情，爱交朋友。在医院，我和病友聊天、鼓励他们，给他们梳理心理情绪，还帮着医院一起组织病友和家属的户外活动。我们排着轮椅长队，去海埂大坝春游，做游戏，烧烤。行走在绿道上，走在阳光里，幸福得很呢。
大自然的每一处风景都藏着神秘治愈力，能温暖每个人。我又可以向大自然张开自己的手臂，做着我最喜欢的飞翔动作。
我跟轮友们说：“接受现在不完美的我们自己吧。阳光这么好，大海这么蓝，天空这么广阔，所以，别辜负了今天，珍惜每一个此时此刻。”
（车轮滚滚，满怀的都是爱与希望）
转眼，我在昆明治疗就满400天了。每个星期、每一天我都很充实，周一到周五每天6点起床收拾整理，7:40准时下楼，每天有14次、时长达8个多小时的各项治疗，人累到了极致，也累到了边缘。到周末两天，我去街上探寻春城，然后满血复活又投入新一周的战斗中。
400多天里，我得到了朱辉主任优秀的医疗团队、真水无香公益志愿者们、细胞研发公司领导的关心、帮助、问候和鼓舞，感受到各种人间美好，感受到竭力独行的人生路上，遇见彩虹，遇见光亮。
这点点滴滴汇聚成海的爱，从未离开，它们是我生命中真正的风铃，在苦难的狂风中，为我奏响希望的乐章。
去年11月，秋色越来越深沉，我有点想家了。我结束了一年多的治疗，和医院的医护们一一告别。
（医 护团队为黄曼专门定制的蛋糕。黄曼 摄）
大家为我办了告别聚会。告别时，一向冷静理性的朱主任也红了眼眶，她说舍不得我，说我让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亲眼目睹了一位脊髓损伤者所能展现的极致坚毅、乐观与自律。
“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到四川来玩，带你们吃火锅看变脸，看大熊猫，玩九寨沟！祝福所有的人平安喜乐!”发完这条信息，我哭了。
史铁生在《扶轮问路》中写：“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这不仅是文字，更是一种生命在烈焰灼烧后，灵魂淬炼出的金石之声。
直到我遇见黄曼，看见她如何安坐在自身命运的断崖边，甚至还在风中摇响一枚属于自己的、清脆的风铃，我才真正触摸到这句话的温度。
（满眼新绿。陈华 摄）
她身上的标签繁多，像一层层蜕下的蝉壳：刑警、一等功荣立者、户外运动爱好者、高位截瘫患者、心理咨询师、公益人、妻子、母亲……每一个，都是一场生命的急转弯，一次血肉与精神被迫的决绝重塑。
在黄曼的治疗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手术的成功，更是一个生命重新站起来的缩影。朱主任说：“黄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坚强和乐观，也在不断感染着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
这三年来，我们也陪着黄曼一起重新出发，感受着在她身上的种种进步。
（在昆明的晴空下。小青 摄）
术后的微信群，成了黄曼的捷报传送站。她的信息，常常在深夜或清晨响起，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
“今天，我独立站立了30秒！”
“刘老师扶着我，我迈出去了三步！像踩在棉花上，但真的是我自己走的！”
“我今天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了，虽然累得快虚脱，但我做到了！”
“我一个人坐地铁去了市中心，看着人来人往，哭了又笑了。”
“我去看了歌剧，十七年了，我终于不再是剧场里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轮椅观众’。”
每一个“第一次”，都像一块拼图，将她破碎了十九年的世界，一片片重新拼凑起来。她不再是那个只能数天花板的格子、在喷泉下无力挣扎的姑娘，她正在一点一点把命运夺走的东西，亲手夺回来。
朱主任曾说：“问问脊髓损伤病人什么最幸福，他一定会告诉你，能够自由地行走就是最幸福。”
我们这些拥有它而不自知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真正体会，“行走”这两个字所承载的全部重量与狂喜。
黄曼说：“我们虽然抽了一张最烂的牌，但是我们也会把它打出漂亮的好牌。”
（今年四月，我们又见面 了。陈华 摄）
这次采访，是我接受过的最多人分享的采访。很多的片段都是由他的朋友家人战友共同组成，充满温情热情感情激情，是他们在黄曼的生活中织起了这样一张坚韧的保护网。
他们善待黄曼，也善待她的朋友。回到杭州的这几年，总是陆续收到黄曼朋友们寄来的各种四川特产。我想，生活在这样的朋友中间，才会有那样一份热爱生活的底气吧。
今年4月下旬，我再次飞赴绵阳去看黄曼，风尘仆仆地再次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和她的约定始于3年前的春暖花开时，一直延续到如今。
这次，她所有的朋友们，能赶来的都来了，请我在江边一起吃饭，她们准备了满满的花束塞满我的怀中，表达她们由衷的感激。在她们的口里，黄曼的身体不仅转好了，心情也真正地好起来，昆明回来的黄曼就像换了一个人，有了重生的感觉，更轻盈，更高昂，更活力。
我们坐在江边喝茶聊天拍照，阳光照在闪亮的江面上，仿佛那些曾经闪亮的日子从未远离。
（情义无价。陈华 摄制）
2025年春晚，王菲在歌中浅吟低唱：“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赠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黄曼听得无限感慨。
这十九年，世界看似残忍地赠她一片虚无的空旷，却被无数双来自四面八方、温暖而有力的手，用最真挚最朴素的情感，一砖一瓦地填满，直至溢出，丰盈了她整个的后半生。
她活成了自己的太阳。那场车祸折断了她的翅膀，她却用十九年的苦难作纤维，用不屈的意志作经纬，为自己编织了一副新的羽翼。
黄曼的工作室叫春天心灵基金，她动手术康复又是在春城昆明。她最喜爱的黄桷树也是在春天开花，毛茸茸的充满绿意。她最喜欢春天的大山，满山遍野开满春花，生命永远都如春天般蓬勃。
在黄曼身上，的确有一个不可战胜的春天。那不是季节，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无论经历多少严冬，内里的生机，从未止息。
（轮椅上的视角，仰望的永远是蓝天。 黄曼 自制）
作者：黄 蓉
编辑：胡 冰
排版：紫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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