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应该算是毛主席革命生涯中的一次“滑铁卢”，毛主席本人在这次会议中，竟然以党内民主投票的程序被解除了军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会议也算是证明了一句话——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而以这次会议本身而言，投下最关键一票的人恰恰是刘伯承元帅，按道理说这位也应该是“掌握真理的人”才对。
那他为什么赞同解除毛主席的军权呢？为什么在这件事之后毛主席对他也没有任何成见，反而愿意化干戈为玉帛，继续重用刘帅呢？
路线的斗争
刘伯承和毛主席的交集，开始于宁都会议。
但故事的伏笔，更早就已埋下。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事情发生了。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远东局的名义，强行提拔自己的爱徒王明进入政治局，此人自此之后主导中国革命长达四年的时间，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带来了一场“左”的风暴。
王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在掌握了中央之后，他立刻调兵遣将，选派各路人马进入革命根据地，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极端政策。
在王明的支持下，张国焘执掌了鄂豫皖苏区的大权，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肃反风暴”，夏曦去了洪湖苏区欺负贺龙，而来到中央苏区的，则是项英，王稼祥和任弼时。
相映来到中央苏区后，立刻撤销了红一方面总前委，同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由人还在上海的周恩来做书记，项英自己身在苏区，则成为了“代理书记”。
于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就从前委书记毛主席的手中，来到了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手上，毛主席只能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身份，参与军事行动。
但是在这场风暴之下，毛主席总政委的职务，到底也是没保住。
同年11月，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革军委成立，朱德被任命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直接指挥军队作战，同时红一方面军总部被取消，总政委毛主席下课。
此时毛主席在军队内也没有职务，同样也没有党内职务，他只有一个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头。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离开了军事上的岗位，实际上就等于被边缘化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2月，这个月周恩来也来到了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初来乍到啥也不知道，周恩来便请毛主席协助自己的工作。
而这，也为毛主席重新出任总政委埋下了伏笔。
周恩来的用人策略是，要发现人的长处，在需要他的地方最大程度上发挥他的长处，总之不可一竿子打死。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沉寂一年的毛主席，被重新任命为总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工作。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王明派人夺权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彻底改换党和苏区的路线，才是他的根本目的。
但是政策和路线，恰恰是毛主席和王明最根本的矛盾。
毛主席清楚苏区和国民党的实力差距，所以主张积极防御，积极发展，循序渐进。
可中央来人却主张积极进攻，毛主席主张游击战，新来者却主张正规阵地战，这种南辕北辙的思维，让二者难以存在共同语言。
但这个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于是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
在项英等人口中，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成为了“消极怠工”，“是完全脱离共产国际规定的错误路线”，是“不服从领导”，是“组织观念不强”。
项英对这次会议的定性是：“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会议的结果是，毛主席被解除了职务和军权，他本人还被项英评价为“农民知识分子”，毛主席对会议结果的评价则只有四个字“很不公正”
周恩来当时很想维护毛主席，于是争取到了一个折中处理方式，毛主席到后方养病，但是只要他周恩来“有需求”，毛主席随时来前方相助，实际上便是保留了毛主席的指挥权。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宁都会议，那这和刘伯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键的一票
关系就在于，投票解除毛主席职务时，正反双方其实是平票的，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和朱德等人都站在毛主席一边。
王稼祥，张闻天，项英等人则站在另一边，双方平票的情况下，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其实就落在了列席会议的刘伯承手上。
在当时的苏区，刘伯承这个人是有一点特殊性的，甚至可以说地位是相对超然的，刘伯承和“草根出身”的毛主席等人不同，和科班出身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也不同。
刘伯承曾经是川军的军长，后来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他不是研究理论出身的，但却是正经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刘伯承就是苏区唯一一个真正接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人才，但是偏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刘伯承很难认同毛主席的军事理论。
毕竟毛主席的理论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苏联的课本上可没教！
当时的刘伯承，满脑子都是阵地战理论，虽对毛主席不存在个人成见，却发自内心的不认同游击战的战法，于是在会议上不可避免的站在了临时中央的一边。
而在之后，刘伯承也成为了红军总参谋长，开始将自己的一身本领用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中。
但是恰恰也是因为刘伯承真的懂军事，所以在他接手红军后，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严重问题，战术素养太差，武器装备更差，连他以前带过的川军都不如，这怎么打正规战？
1933年2月，国军对苏区展开第四次围剿，中央在没有毛主席参与的情况下决定主动进攻拿下南丰，结果彭德怀三军团第三师不到两千人对上敌军一万人，惨败而归。
刘伯承在当时，就已经不赞同打南丰，这也是刘伯承开始转变的一个例证。
不同于项英等人是看不起游击战，刘伯承只是不接受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斯大林早年在俄罗斯红白内战中，于高加索打过游击战。
布尔战争中，布尔人的战法，总体上也是游击战，可是斯大林的游击战只是对红军总体战的一种辅助，以游击战为主的布尔战争，最终又以布尔人的完败而告终。
这也是刘伯承当时不赞同红军“依赖游击战”的原因，但是当他放下成见后，很快也发现在苏区游击战还非打不可。
到1934年刘伯承就先后写出了《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游击队穿过敌封锁线到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论文。
等毛主席再度归来时，刘伯承已经彻底折服于毛主席，两人也完全不存在任何矛盾了，重用刘伯承这个专业军事人才，也成了必然。
1942年刘伯承50岁大寿时，他更是表示：
“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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