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总是远超人们的想象。一名叫郭伟、实际只读完高中的人，却通过伪造光鲜的履历，成功混入江苏科技大学并成为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成为当代版本的南“郭”先生。
语言即陷阱。在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反复强调的是郭伟的“高中学历”，似乎是要与他“俄罗斯院士”“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等显赫的学术头衔进行对比，进而形成反差，以突出新闻传播的效果。但这却有“标题党”的嫌疑，似乎低学历本身倒成了问题，以至于现实中某些低学历的人感到了一种伤害。
但是，初始学历并不是原罪。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低学历成就大学问的传奇人物：鲁迅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弃医从文，学历仅为中专；陈寅恪复旦公学毕业，彼时的学历也是高中；沈从文小学毕业，15岁就参加了军阀部队。文科大师是这样，理科大师也不遑多让。华罗庚初中毕业，在杂货店当售货员；爱因斯坦两次申请大学被拒，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都没能拿到毕业证；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这三位在现代数字经济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都是大学本科辍学生。
所以说，低学历，并不是能不能当大学老师的前提条件，更不能妨碍他们成为世间称颂的大师级人物。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真”字。一是真正坦诚，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初始学历；二是真正有才，在各自领域都是顶天立地的开创性人物，在专业上的贡献无可匹敌；三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对真理、对知识的真正热爱，正是有这份热爱，他们才能够在比较低的初始学历的情况下，奋发图强，努力钻研，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
反观郭伟，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低学历，而是造假。他公开的履历极为显赫，说自己是陕西省高考状元，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师从周惠久院士，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著名学府留学，拥有海外顶尖院校的博士及科研经历，头衔包括“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创新人才”、“德国青年洪堡学者”、“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等，专注于纳米材料研究，并声称有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等。但这些辉煌都履历全系伪造，只是把别人的成果张冠李戴放到自己头上，并且是才众家之所长，集多位同名学者的成就于一身，才显得如此成果斐然。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有几个作奸犯科之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样的骗子居然能登堂入室。郭伟的履历，只要稍作核实，完全就是一眼假，堂堂江苏科技大学，在引进人才的时候难道不做背景调查，不去实地考察吗？
出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丑闻，江苏科技大学确实要好好反思一下。在任职期间，郭伟作为“引进人才”，方方面面给他投入的经费高达好几百万元。投钱的各家单位，当然指望他创造出惊天业绩来，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打了水漂，将来审计起资金使用效率来，估计又是一笔烂账。钱的事情好说，最可恨的是他还耽误了自己名下的学生。虽然学校表示会进行妥善安排，但走到哪儿，都免不了被人称之为“郭伟的学生”，耽误了学业不说，还要耗费不少的时间来走出这个阴影。
江苏科技大学的教训，值得整个高等教育界反思。一是反映出当下高校急功近利的人才观和业绩观，二是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为了完成引进人才的指标业绩，为了亮眼的科研业绩，高校不惜重金四处挖人，只要看到有人才帽子的人，就许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由于是领导介绍的高层次人才，下面的职能部门就想当然认为没有必要去核实，甚至有可能为了避免让领导、专家感到不快，而刻意忽视背景调查，以期给学校领导留下好印象。畸形的业绩观和对权力的膜拜，是让骗子轻而易举得手的根源所在。
在“制造郭伟”的过程中，媒体同样难辞其咎。在事件曝光前，多家权威媒体曾对这位“郭伟教授”进行过浓墨重彩的正面报道，将其塑造为优秀的“科技领军人”。虽然随着事件发酵，部分相关报道已被删除。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随手一搜，都能看到《聚焦纳米材料创新突破整合资源助力高质量发展》《郭伟教授:纳米材料领域的深耕者与引领者》《“状元”之于我 消极多过积极》等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媒体在做报道的时候，同样有义务对报道对象的情况进行核实，而不是把对方端过来的饭一口吃下。
这些年，从公开的报道来看，类似于郭伟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别人难以企及的资源。这对于那些寒窗苦读二十年，接受过系统性学术训练的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背负着严酷的考核指标，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多少篇权威、多少篇一级，要拿到多少个省部级、国家级课题，在越过山丘之后，想象中的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变成了连滚带爬、哽哽咽咽。南“郭”先生越多，对自称“青椒”的年轻大学老师们的打击也就越大，进而甚至影响到对中国高等教育信心。
记得，已经去世的钱学森老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始终出不了真正杰出的人才。也许，答案就藏在这里。这不仅仅是郭伟一个骗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江苏科技大学一家的事，这样的骗子能够得逞，说明当下高校的进人用人，考核机制，审核管理都出了大问题。这钱学森之问有了答案，但困境却依然得不到解决，这才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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