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女程悠兰伏法，其子尚在潜逃|安徽省委常委|河北省|省委书记|程家|程悠兰|程慕阳|程维高

2004年1月7日清晨，北京的天空阴沉，冷风裹着尘土拍打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外墙。九点整，审判长敲响法槌：“被告人程悠兰，犯偷逃税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七百零八万九千九百元。”一句话落地，旁听席响起细碎的议论声，程家昔日的荣光仿佛被那记法槌击得粉碎。

庭审结束后，一名老记者摇着头低声嘀咕：“程书记当年何等风光，谁能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这种复杂的情绪，很快传遍各家媒体编辑部。消息标题越写越短，越短越刺眼——“程维高之女获刑”。

公众的注意力自然聚焦在宣判当天，却很少有人细究导致这场悲剧发酵的诸多细节。时间回到1991年，程悠兰的弟弟程慕阳大学毕业，从南京跑到北京闯市场。凭父亲的名声、秘书的协调，他先在熊猫电子混了不到一年，随即接手北京国际广告公司，牌子一挂，货真价实的生意与权力的影子就交织在一起。

程慕阳清楚，单打独斗拿不到太多甜头，最好把姐姐也拉下水。姐弟俩一拍即合，一个在前台高调做事，一个在后台调度资金。到了1995年，程悠兰干脆结束婚姻，拿着行李去了北京佳瑞广告公司。当时公司注册资金不过一百零八万元，却有程氏兄妹撑腰，双方客户一听来头，都笑脸相迎。

有意思的是，程悠兰自认“财务出身”，可真正操盘时最熟练的却是做假账。1996年底，他们和中央电视台签下保健品广告代理合同，取得金额三百一十八万元的发票。账面上，这笔大额支出被用来冲抵当年营业收入，税款就这样被挤出账本。第一次试水便轻松躲过检查，让人心里发痒：“原来钱可以这样省。”

正是这份侥幸，一步步放大了风险。1997年至1999年间，佳瑞广告的账簿出现十起“多列成本、少列收入”的操作，偷逃税款两百一十九万余元。数字放在今天或许不算惊天巨额，可在当年的广告圈已足够扎眼。审计部门后来清点，程慕阳通过不同公司持股，名下资产超过一亿元。

与弟弟的迅猛扩张相比，程悠兰内心其实更加急切。她曾向朋友感慨：“谁甘心一辈子只当机关里的小科员？”于是，她借助父亲的秘书李真打通渠道。李真一句“书记的女儿想做点事”，便能让不少项目轻松落袋。多年后，李真因受贿被捕，此案牵出的一根根线索，最终把程慕阳与程悠兰捆在一起。

2003年3月18日，程悠兰在北京被捕。警方调取公司财务凭证时，她先是辩解“那是财务人员的操作”，可凭证上的批示笔迹和签字将责任牢牢扣在她身上。面对审讯，她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我只是帮忙看账。”

同年8月9日，新华社发布对程维高的处分通报，其中一条便是“放任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从事违纪甚至违法活动”。河北官场震动，很多干部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年为保龙仓集团跑手续、送地皮的忙碌，原来都是在给省委主要领导的儿子铺路。

保龙仓的纸面股东六家，没有一家公司直挂程氏兄妹的名字，却几乎都与“佳达利”有关——北京佳达利商贸、南京佳达利实业在工商登记里若隐若现。追根溯源，两家佳达利的自然人股东正是程慕阳和程悠兰。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佳达利的注册地址，恰好位于河北省政府驻京办大院，关起门来一问，谁不清楚这代表了什么？

拿地、盖楼、搞连锁超市，从1997年到2001年，保龙仓的扩张远超业内平均速度。房地产业内人士纳闷：一个90年代初还在倒摩托车的小老板，凭什么突然跑赢所有对手？后来才知道，背后站着省委书记的公子。程慕阳占股三成的说法广为流传，也有人相信他持有控股权。不同版本，指向同一事实——要资源有资源，要资金有资金。

2000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整顿土地出让和税收秩序，程家生意的隐蔽性却未提高多少。李真落马后，一批涉案人员相继被查，程慕阳选择出国，表面说是留学，实质避风头。加拿大的环境宽松，他递交移民申请，购置物业，迟迟不回。至今，程慕阳仍挂在“潜逃人员”名单上。

与弟弟远走相比，程悠兰无处可逃。案卷显示，她除偷逃税外，还涉嫌向银行骗取贷款，但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审判长在量刑时提到“自首、认罪、补缴税款”三项量刑情节，最终做出缓刑决定。看似留有余地，实则标志着昔日特权链条被司法明刀砍断。

不得不说，程维高对儿女的溺爱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他公开夸赞女儿经商“光宗耀祖”，丝毫不避讳身份交换带来的资源倾斜。多年以后，熟悉程家的干部回忆，一句“书记点头”胜过企业家跑断三条腿。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被包装成“政府扶持民营经济”的佳话，直到东窗事发。

程悠兰宣判当晚，河北多家单位连夜组织干部学习违纪通报。一位基层科长看完资料，只留下四个字：“前车之鉴。”对普通干部而言，这是一场震慑；对手握资本与背景的人而言，更像一次警告——体制的保护伞并非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