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南京下关车站的月台上人群嘈杂。九位民主人士刚踏出车厢，便被守候的国民党特务围住。警棍挥下，鲜血四溅。“不能退！”雷洁琼低声吩咐同伴，随后被重重推倒。几小时后，这条消息传遍城中，也在她一生的时间轴上刻下深痕。
回望这天前后，雷洁琼已年逾四十，却依旧选择把个人安危抛在身后。北平、中山陵、医院病房……她边包扎伤口边起草公开信，要求停止内战、恢复谈判。有人质疑：“徒劳无功。”她答得极快：“流血不是目的，让更多人免于流血才是。”短短一句，凝住了旁人。
把镜头向前推，1905年冬，她出生于广州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前清举人，书柜里多的是康梁译著。五四风潮席卷南粤，十四岁的雷洁琼担任学校宣传部长，组织游行、张贴标语，最先学会的不是演讲，而是如何在警哨声里快速分散队伍。
1924年，她漂洋过海抵达旧金山。初到斯坦福，就被校园里“反帝大同盟”的演讲所震动。一次讨论结束，有同学向她抛出质疑：“社会学真能救国？”她沉吟片刻：“科学答疑，社会学解惑。两条腿走路，比单脚跳远。”此后，她转入社会学方向，并以优等成绩获南加州大学硕士学位。
1931年春，她放弃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登船东返。燕京大学讲台上的年轻女教授衣襟飘扬，却把课堂开进街头：带学生调查贫民窟、统计失学儿童。“纸上得来终觉浅”被她念得铿锵有力，学生给她起了个外号——“行走的教案”。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氛围骤冷。她南下江西，协助新四军做群众工作。同一时期，她主持南昌“三八”妇女节大会，恶劣天气下会场依旧人山人海。她喊哑了嗓子，却成功发动千余名妇女缝制军被、筹集药品。有人事后感慨：一位教授能顶半支宣传队。
抗战胜利，时局急转。蒋介石筹划全面内战，雷洁琼联合学界友人创办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共产党并肩。那场下关车站的流血，令她对合作对象更为笃定。周恩来到病房探望时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这句承诺，她默默记了几十年。
1949年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目睹红旗升起。典礼结束，她并未久留，而是连夜拟定一份关于高校恢复招生的建议，翌日递交政务院。她清楚，战争硝烟刚散，教育要先行。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1979年，她受命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民政。那年她已七十四岁，却常从东华门步行到前门办公区。一位警卫劝她乘车，她摇头：“走一段路，心里踏实。”惠民粮店、福利工厂、敬老院，她脚步没停过。实在累了，就在档案袋上记一句心得，再继续。
经费短缺、人手不足，难题层出。她提出“福利工厂优先吸纳残疾人”的方案，亲自跑到厂房勘察安全通道。会议记录里常见一句话：“雷副市长已到现场。”同僚打趣，说她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测温计，专门探查民生的冷暖。
对海归学生，她言辞恳切：“学成要归，建设离不开你们。”这句话由衷，因为她自己便在青春年华做出同样决定。八十年代初，北京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剧增，民政部门为安置人才专门设立窗口，这项制度雏形正出自她的建议草案。
她的履历不断刷新：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官阶越高，行程越忙，她越强调调研。去青海牧区，她同干部挤帐篷；到上海闹市，她站在人群里记录行人步速。有人揶揄“过于认真”，她只是笑笑。
教育情结贯穿她的后半生。人大、政协会议上，她反复提“尊师重教”。1989年，她发动“一元奉献”活动，短短一年募集十万元。钱虽不算多，却让西北几所乡村小学添了教具。北大社会学系和国际政治系设立的“严景耀奖学金”，同样源于她的私人积蓄。
2011年1月9日，北京协和医院。106岁高龄的雷洁琼走完最后一程。病房外，一位曾受奖学金的青年研究生低声说：“雷老教会我们，学问连着家国。”这句悼词简短，却抵得过万语千言。
从南洋街头的游行少女，到月台上被棍棒围击的请愿者；从讲坛上的社会学先驱，到市政厅里事必躬亲的副市长；再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副委员长，雷洁琼的轨迹始终指向两个字：担当。史册盈盈，纸薄难载，但她留下的制度、基金、课堂，以及一句句质朴嘱托，仍在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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