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7日清晨，北京城气温骤降，树枝上挂着第一层霜。电话铃划破寂静，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通知李讷：可以来领回毛主席的部分遗物。简短的几句话，却让她在床头怔了好久，仿佛有人突然把历史推进了一格。
中午时分，她步入府右街那间陈列室。木地板微微发出声响，房间中央摆着五只紫檀木箱。负责人打开最上面一只箱子，轻声说：“拿回去吧。”盖子掀开，里面整齐码放着线装本、影印本和批注稿，封皮边角已被岁月磨得发亮。
纸页的油墨味扑面而来，她立在原地没有伸手。半分钟后，还是弯腰抱起最厚的那一摞，指尖触到父亲留下的红蓝铅笔批语，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到书脊上。她低声回应：“这是父亲的。”五个字，说得断断续续。
三千册书，装满四个半箱。其余属于中央档案，无法外带。负责同志把一张清单塞进封套，避免遗漏。李讷签字时手背轻颤，钢笔划出一道细微抖动的墨痕。有人递来帕子，她摆摆手，继续整理书脊方向，像在对书籍行礼。
短暂的交接仪式后，她把箱子搬上一辆旧吉普。车窗掠过中南海灰墙，也掠过二十余年的记忆。1940年8月，她在延安窑洞呱呱坠地，父亲已年逾五十；那夜窑洞的煤油灯摇曳，金茂岳记录下接生细节，说毛主席“抱着亲不够”。
延安岁月吃紧张，但只要李讷扯着父亲衣角说“去散步”，毛主席就肯离开案头。工作人员摸准了规律，累到凌晨两点仍不肯休息的主席，只要小姑娘一出现，一切文件都会暂时搁置。对一个长期伏案的人来说，这就是最柔软的劝诫。
1947年陕北冬季风沙凛冽，黑豆充饥成了常态。那顿午饭，李讷指着大家的黑嘴笑，毛主席立即放下筷子：“你也要吃黑豆饭。”七岁孩子于是跟着大人端起粗瓷碗，再没挑嘴。细节不大，却是毛主席家教的缩影——实验性、示范性兼具。
新中国成立后，育英小学采用住读制，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回家的叩门声刚响，毛主席第一句话往往不是问成绩，而是“最近读什么书”。唐诗、琵琶行、长恨歌，父亲列的书单比老师更长。五年级时，《红楼梦》也被塞进必读目录，引来不少长辈担忧，可主席一句“看了才有分辨能力”让争议戛然。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北京的餐桌同样清寡。毛主席带头减少口粮，膝盖浮肿却不肯加餐。李讷放假回家，总以为父亲能多吃几口。事实相反，餐具一摆好，他只试味般动两筷，把剩下的大半推向女儿。没人多说，只见老人家袖口早已磨白。
1966年，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进入《解放军报》。单身宿舍里那只斑驳木箱是父亲旧物，同事劝她换新的，她总摸着箱盖笑，不作解释。冬夜骑车回宿舍，领导想派车，她马上拒绝：“爸爸知道要批评的。”一句轻声提醒，连带那股子自律劲，办公室没人再提汽车。
1970年，李讷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与北戴河服务员小徐相识。婚事获准后，毛主席只送了一整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贺礼。派警卫员捧箱书抵达井冈山脚，那身影在红土小道尽头渐行渐远。婚姻很快因为分隔等原因走向终点，毛主席未插手，只托人悄悄资助女儿几笔生活费。
1976年9月9日，电报从医院飞向中南海，父亲走了。李讷抱着幼子蹲在墙角，几乎昏厥，同事扶了三个小时才让她站起。四十天后，她等来那通电话，才有今日领书一幕。三千册书是遗产，也是嘱托，无需再多言。
1984年3月，她终于踏上去韶山的慢车。接待名单写的是“王景清”，她甘愿做无名陪同。走进故居，看到少年毛泽东劳动过的晒谷坪，李讷在田埂间猝然跪下，双手插进泥土。对韶山管理局干部公布身份那刻，人群才把她簇拥到中央。临行前，她掬一捧泥土包进手帕，装进行囊，与三千册书一起带回北京。
如今，那排深色书架依旧立在她客厅。红蓝铅笔印迹未曾褪色，书页边角依旧卷曲。3000册书静静地守着主人，一页页纸上的批语把往昔和当下缝合得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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