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的一个清晨，中南海内灯火通明。毛主席翻到一份来自武汉军区的呈文时，眉头微微一挑，落款赫然两个醒目的字——“少将”。他抬头笑问值班秘书：“这是受委屈了？”秘书凑近瞧了瞧，轻声答道：“大概是想说点什么吧。”短短一句对话，道破了这位署名者的心绪——张广才。
张广才的名字在红军老战士之间并不陌生。三十年前的黄麻起义，他和王树声并肩冲锋；两人一路打拼，职务总是搭档相随。1932年，他们同时进入红四方面军，张广才任红七十三师政委，王树声担任师长。从那时起，湖北口音的命令和河南口音的回答成了川北山地里最熟悉的回响。
当年红七十三师鏖战大别山，敌军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被生擒的消息传来，徐向前拍案称快，电文里点名嘉奖的就有张广才。那可是红军时期难得的大手笔战绩，连红军大学里的学员都要把这段战例当教材研读。按理说，凭此资历，后来授衔时拿到中将甚至上将似乎也不算出奇。
然而，授衔名单公布之日，张广才却只排在少将一栏。围观同僚颇多窃窃私语：同是“四方面”的老干部，王树声披上了大将肩章，昔日的“老搭子”却只剩一枚三星；落差之大，让不少人替他鸣不平。张广才自己没多说什么，只在文件末尾用“少将”二字留下了沉甸甸的省略号。
要解释这份“委屈”，得翻开抗战爆发后的档案。1937年以后，张广才先后在延安兵工厂、抗大总校任职，主攻教材编写与军政训练。枪炮声最紧的时候，他坐在灯下推敲游击战术，从一线抽离，战功记录自然冷清。1940年以后，他辗转疗养、学习，直到1946年才出任吉北军分区司令，整日同土匪小股武装打游击，谈不上什么决战经历。简言之，后半程履历与前期的辉煌难以对接。
对比之下，昔日部下洪学智的曲线则一路上扬。1942年起，他已是新四军三师参谋长，苏北鏖战中屡建奇功。解放战争爆发，他率领东野六纵席卷辽沈、平津，在辽阳一役歼敌三万，捷报飞到西柏坡，毛主席亲笔嘉奖。抗美援朝时，他又任志愿军副司令，指挥第五次战役反击，履历厚重得让人挑不出毛病。张广才与洪学智的距离，由此被时间和战场拉开。
授衔委员会拟定标准时，彭德怀与罗荣桓强调“看全程职务、看鲜明战功、看政治表现”。张广才曾任军级政委，可抗战、解放时期的职务多在师、军分区层面；战功表格里，1945年以后的大型战役空白明显。再加上1935年张国焘南下事件中，他一度站在错误一边，虽已彻底纠正，但“政治考察”一栏终究留下浅浅影子。综合打分，落到少将并非拍脑袋。
毛主席并没忽视这位老红军的情绪。他批示：军衔维持少将，参照中将待遇，既尊重制度，又照顾功勋。对于张广才来说，这是一份迟到的安慰，也是对那段早期峥嵘岁月的认可。
有人会问，是否还存在同样的落差？答案是肯定的。钟伟就是例子，四野虎将，夜袭阳明堡、急渡大清河，战例写进教材，却也只有少将。可是授衔工作本就千头万绪，同一把尺子量遍所有人，总会有人觉得短、有人觉得长。
把故事讲到这里，毛主席案头那份落款“少将”的报告便有了来龙去脉。张广才用最含蓄的方式提醒组织：自己曾经浴血沙场，渴望得到与贡献匹配的肯定；而组织以另一种温情的形式告诉他：成绩不会被遗忘，但制度同样需要坚守。历史就是这样，在情理与法度之间寻找平衡，每一道笔墨痕迹都镌刻着时代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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