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中午，天安门城楼顶风飘扬的红旗还没落下，赫鲁晓夫忽然低声对随行人员说出一句“把在中国的专家都撤回去”。庆典礼炮仍在回响，城楼上的气氛却瞬间凝固。毛主席闻声转身，只简单答了一句：“那就让我们自己试试。”现场没有再多话，但这一刻标记了中苏关系由暖转冷的分水岭。
向后追溯五年，1954年的欢迎场面截然不同。赫鲁晓夫初次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身份访华，登上黄浦江游轮时连连感叹“像到自家码头”。那几天，俄方代表团走进车间、学校，摆着大手势谈合作，双方甚至敲定了156个工业项目。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位笑容可掬的客人会在几年后删改名单，把技术人员一批批调回莫斯科。
蜜月期真正的拐点出现在1955年底的原子能谈判。毛主席直言希望在核工业上得到帮助，话音未落，赫鲁晓夫的笑就僵了。他摇头：“那玩意儿费钱又费劲，苏联的伞够大家用。”一句“不能吃不能用”，让双方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沉默。随后，苏联代表团把报告中的“全力支持”删成“必要协助”，落笔时分歧已经写进纸面。
1956年春，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有意思的是，对斯大林功过一分为二的八二论竟出自北京而非莫斯科。中国代表团提醒“胜利同样属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却坚持“完全否定”。那以后，关于历史评价的争执隔三差五摆上桌面，气氛越发紧绷。
再往前推两年，1958年7月的中南海会议成为冲突外化的首次爆发。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貌似技术合作，实则要把远东海军指挥权握在莫斯科。毛主席刷地站起：“联合舰队是什么？主权还在不在？”场面一度僵硬，陪同人员轻声提醒“毛泽东真火了”。提案被当场否决，双方关系出现明显裂缝。
顺着裂缝，1960年7月苏联政府正式通知全部专家回国，合同、图纸、设备都带走，仅留下半截安装好的机器。国内不少项目被迫停摆，但难题也被转化为动力。仅仅四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升起蘑菇云；毛主席开玩笑说“该给赫鲁晓夫颁一吨重的勋章”，言语里透出自信而非感激。
同年六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准备借东欧舞台“围攻”中国代表团。会议厅里，彭真面色沉稳，却当众顶了回去：“我这个人块头大，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一句半带俏皮的话，使坐在一侧的东欧代表憋住笑声，也让原本单方面的批评变成针锋相对的舌战。
硝烟一路蔓延到莫斯科。1963年7月，邓小平率团赴苏，中方文件开宗明义：“停止论战乃中方早提，望对方尊重。”谈判桌上，邓小平直言“不接受无原则的统一口径”，赫鲁晓夫则反复强调“大党小党要有秩序”。双方各陈其词，彼此口吻却都收敛不少，显然都在为下一阶段做铺垫。
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灯火通宵，会议结束时外界才知道：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消息传到北京，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新一届苏共领导层，重申希望“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处理分歧”。几天后，周总理率代表团飞向莫斯科，机舱里带着厚厚一摞备忘录，其中既有继续合作的设想，也有独立发展的预案。
至此，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国摩擦暂告段落。翻阅外交档案可以发现，不论是专家撤走的尴尬，还是会场怒斥的火药味，关键节点始终围绕两件事：安全主权与路线分歧。苏联想要领导体系，中国坚持平等伙伴；苏联想以核伞换从属，中国更青睐独立掌控。不同选择催生矛盾，也推动了自力更生的决心。
历史终归再不会重写，但留给后人的是一连串颇具启示的数字与场景：156项转为独立建设的工厂、23万人转岗攻关的技术人员、11年间11次高层互访的速记记录。数字冷冰冰，却把当年那股“说不行就自己干”的劲头刻得分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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