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北京城的冷风还带着几分硬劲。中南海灯火未歇，毛主席批阅文件至深夜，窗外偶有卫士脚步声，很轻。间隙里，他顺手抄起桌上一封家书——是李敏写来的，她在信里抱怨数学太难、作业太多。毛主席看完，只提笔写了五个字：“难？就啃它。”没有多余训诫，也没有一句安慰，这种平常而又锋利的做法，后来成了他教育子女的底色。

三年后，1956年秋，黄昏。毛主席和警卫员在院中散步，枯叶被鞋底踩得咔咔作响。话题从粮食收购扯到青年教育，忽然停顿。他转头问一句：“依你看，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 “主席，在我眼里，她们都不差。”卫士脱口而出。 “都不差？”毛主席笑，摇头，“我看还不如你们能吃苦，吃得苦中苦方有出息。”

那位卫士后来回忆，自己当时被问得发懵，却瞬间体会到一种隐含的标准——吃苦。毛主席并非比较女儿的成绩，而是衡量她们的抗挫折能力。对高干子弟的优越感，他始终保持警惕，甚至在细节上格外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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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北京师大附中新学期报到，按规定要写家长姓名。带队的王鹤滨有些犹豫，文件上若出现“毛泽东”三个字，孩子的身份就暴露了。王鹤滨把表格拿回，毛主席听完情况，头也不抬：“写你的名。”于是“王爸爸”在登记表上正式出现。李敏、李讷在校园里，既没有警卫跟班，也不许在宿舍摆“特供”用品，连信封都用学校统一印制的普通纸。

有意思的是，李敏那阵子想去上海看母亲贺子珍，开口就问爸爸：“这么远，能不能派个人陪？”毛主席淡淡一句：“买票，一个人走。”李敏心里打鼓，最终还是拖着行李上了南下列车。车厢颠簸，她被迫自己找座、看行李、对车票。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李敏直言：“那趟车把我从‘领袖女儿’摇成了普通旅客。”这正中父亲的用意。

滑冰的故事同样经典。第一次上冰，姐妹俩摔得东倒西歪，棉裤上全是冰渍。毛主席站在场边，双手背后，只说了一句要求：“没满时间，不准出场。”李讷最后疼得直掉泪，可仍咬着牙继续。第二周再去，摔跤次数明显减少。李敏后来感慨：“爸爸不是非要我们成运动健将，他要训练的是意志。”

经济困难年代，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也压了下去，更别提孩子。周末李讷回家，四菜一汤外加两只半白馒头，已经算丰盛，她却仍吃得狼吞虎咽。工作人员忍不住提议给孩子加点鸡蛋，毛主席摆手：“规定里没有的，就别加。她吃的，跟全国老百姓差不多。”话音落下，餐桌顿时安静。有人形容，那一刻能听见筷子碰碗的脆响。

生病住院同理。李讷曾因阑尾炎需要手术，住院手续上写的是“沈娟”，身份备注——工人家属。医护不知真相，用的病房、药品都是普通标准。术后李讷疼得直冒汗，医生建议换成进口止痛剂，被随行人员婉拒：“家属有交代，按普通用药。”毛主席后来过问恢复情况，只说一句：“孩子能挺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允许子女在公共场合挤进自己身边。一次外出参观，李敏不觉走到父亲右侧，把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顶到了后排。毛主席侧目两次，没开口。李敏却察觉异样，连忙退后一步。回到车上，他才轻声告诫：“那是他的岗位，他要是离开就失职。”教导简短，却把规矩刻进了孩子心里。

在毛主席看来，家庭和公职并非对立，而是两种角色。他对女儿说：“学生就像新兵，先站好队，别打旗号。”对岸青则说：“翻译工作做好，比提名字管用。”这些话语无甚修辞，却让孩子明白靠身份吃饭是条死胡同。

有人问过李敏：“父亲到底偏向谁？”她笑答：“他只偏向原则。”李讷则说：“爸爸让我们记住一点——不能给他添麻烦，更不能给党添负担。”两句朴素回答，恰好呼应当年那场散步的提问。

1956年的院落已成旧影，落叶早换成新枝。李敏后来成为俄语翻译，李讷投身新闻与档案工作，她们都没离开普通职员序列。多少年过去，那句“依你看，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成了家族里时常被提起的玩笑，却也提醒着后辈：评判优劣的，不是姓氏，而是能否“啃得动那块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