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秋，国防部长彭德怀结束对华北部队的拉练检查，返京途中在列车上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他注意到，整版报道里“跃进”“高产”几个大字反复出现，亩产十几万斤的数字格外醒目。彭德怀皱了皱眉，放下报纸，朝身边参谋低声嘟囔：“别真把数字当粮食吃。”一句似戏言，却埋下了次年庐山风云的种子。

进入1959年夏天，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7月下旬的小雨凉意尚存，会场气氛却逐日升温。前十二天，彭德怀同许多同志一样参加讨论、做笔记，几乎没发言。第十三天深夜，他在山顶招待所点着蜡烛，三千多字信稿写得密密麻麻。信中既肯定成绩，也提出“浮夸风、共产风得遏制”的警示。第二天清晨，他把信送到毛主席房门口，随手写了张便条：“请主席指正。”

信公开传阅后，不少代表觉得措辞“太猛”，批评之声蜂拥而至。对照当时形势，谁都明白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体检报告，读得人牙龈发酸。8月初，会议议程被推翻，批评焦点落在彭德怀身上。会议后半段，山雨绵延，议论更为激烈。老将军背对险峰独自抽烟的身影，成为庐山上一个凝固的画面。

8月16日散会，他与张爱萍等少数人同乘一架伊尔—14返回北京。舱门关上那刻，飞机显得冷清。张爱萍看他半天没说话，只拍了拍肩膀：“老总，回去再想办法。”彭德怀淡淡答了句：“既然说了，就得认。”

9月17日，国防部长职务正式更替，林彪接任。同年国庆十周年阅兵式，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彭德怀的身影。此后，他搬离中南海住到西郊吴家花园，早晨种菜、傍晚读书，自嘲“半拉子农民”。

时间来到1959年10月13日，傍晚六点零五分，宿舍电话铃骤响。值班员冲进菜地喊：“彭老总，中央来电！”他摘下手套快步进屋。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湖南口音：“老彭，有空吗？见个面，聊聊。”五秒沉默后，他声音低稳：“主席，我马上过来。”

夜色中，老将军乘吉普驶向中南海。灯光里，毛主席微笑迎出，朱德、邓小平、陈毅已在客厅等候。寒暄之后，毛主席语速放慢：“身体怎样？下乡调研可以，重体力活别勉强。”随即递上几册《矛盾论》《费尔巴哈论》。彭德怀点头致谢，却始终没有说“错”。席间一阵短暂安静，陈毅举杯打趣：“老彭，书是干粮，可别只顾翻书忘了吃饭。”众人笑声缓解了空气里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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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共进便饭，谈到工业三线建设，毛主席抬眼望向彭德怀：“西南山川险峻，敌机不好炸，条 件虽苦，但战略价值大。”彭德怀默默记下，只答一句：“服从安排。”

此后六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种过麦子，下过农村走访，写过数十万字调研笔记，也做过长时间反思。他坚持一个判断：问题不在坚持集体，而在浮夸和冒进。朋友劝他写检查，他摇头：“批评可有，污蔑不可。”这种倔强，让不少老战友既佩服又替他担忧。

1965年8月，三线建设铺开，中央拟设大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最初彭德怀名单未入。几经酝酿，彭真带口信来花园：“中央想请你出山。”彭德怀沉默，把信纸折好放口袋。两周后，毛主席亲自来电，相谈良久，末了笑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击中了彭德怀多年的闷痛，他抬头望窗外，没有立即答应，却终于赴职重庆。那一年，他67岁。

1966年初夏，在川黔交界的隧道工地，他身穿旧军服，对技术员说：“成败两字，终究要由实践写。”然而，政治风暴迅疾袭来，三线职务只干了半年，他再次被停职审查。此后的七八年，批判、隔离、疾病相伴。1974年11月29日，北京301医院病房，他对照顾他的值班医生说了生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我没有对不起党。”

新中国的将星中，彭德怀是直率而执拗的一颗。庐山一信，把他推向风口，也照见了那个年代改革与冒进交织的刹那。毛主席与彭德怀数次对话，或平和，或沉默，像两条相互吸引又保持距离的铁轨；他们都深知，国家命运系于此，个人荣辱算不得什么。1978年，中共中央为庐山会议有关问题拨乱反正，彭德怀的判断得到重新评价。可惜那年，他已离开人世四年零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