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夏，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灯又一次亮到了深夜。外面的槐香随风而入，室内却弥漫着另一股味道——刚点燃的“云烟”。毛泽东翻完一摞文件后抬眼，笑着把打开的烟盒推向刘少奇。那只烟盒是云南玉溪厂特意送来的试制样品，纸壳泛着淡淡珠光，夺人眼目。
刘少奇没有伸手。他摸出自己那包平装“大前门”，在灯光下颜色发暗，纸质也略显粗糙。他轻轻摇摇头，先给毛泽东点火，然后把“大前门”叼在唇边。毛泽东半真半戏地问：“怎么，怕朕的龙烟？”刘少奇吐出一缕烟笑答：“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这句话后来经警卫记下，竟成了干部戒奢的小典故。
往事追溯到井冈山。那时毛泽东在山林间搞调查，经常从老乡手里换得晒黄的“生烟”。烟叶卷得松散，燃点极低，一支抽不多久就得再点，但辛辣味能立刻赶走山风里的潮气。毛泽东把这种烟称作“解乏的土办法”，也正借此同赤脚农民坐在一起议事。自嘲“吃百家饭，抽百家烟”，其实体现的是他与基层的黏合力。
长征途中，缴获的国民党“进贡烟”成了罕见奢侈。有意思的是，红军里懂行的战士会把卷烟纸小心拆下，分给战友做火柴引火纸。毛泽东则偏好把半截“华安”留着战士，自己转身去拿更呛喉的旱烟袋。警卫员记录过一个细节：毛泽东常故意把烟盒摆在桌角，让人误以为储备充足，好缓解队伍里“烟荒”的焦虑。
新中国建立，香烟供应明显改善。各地特产烟纷纷进京，月末统计单上，“香烟”一项常占据几十元。那会儿五十元已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却只是毛泽东半个月的烟钱。为减少伤害，医生提出给他改吸雪茄。1968年，什邡十三号特供雪茄送到，中草药配方使刺激性大减，他抽后咳嗽果真缓和。遗憾的是，过量的历史积累已经让支气管再难修复。
1974年，毛泽东决定彻底戒烟。身边人见他把烟盒从书桌移到最远的书柜顶，心中明白这次是动真格。周恩来某日探视，看他神情疲惫，低声道：“少来一支？”毛泽东挥手拒绝，语气罕见地生硬。医生回忆，他晚年连“绿豆香囊”都嫌味重，可见戒断的决绝。
与毛泽东的纵深烟史相比，刘少奇的吸烟显得平味但自律。西柏坡时期，他每月津贴三元，除党费外两元全购“大前门”。供应紧张时，他宁可整夜嚼茶叶，也不允许警卫多领一包。一次，警卫擅自用零用钱买了袋瓜子想替烟止瘾，刘少奇严肃批评：“钱要花在刀刃上，烟瘾不值一个公家先令。”
1960年春，刘少奇在宝鸡国营宝成仪表厂下榻。厂里拿出刚试制的“金丝猴”请领导把关。刘少奇拆封、捏硬度、观烟丝、深吸一口，给出“烟味纯正，清香可口”的评价，却又把剩下的半截仔细按灭，放回烟灰缸。汇报结束，他重新点起那截烟，像要把所有成本都吸尽。厂长悄声感叹：“他一支烟能抽两次。”这种节约并非作秀，刘少奇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同样动作，身边工作人员再熟悉不过。
其实，对“大前门”的坚持有时也含策略。刘少奇常对年轻干部说，节俭看似小事，却能防止生活欲望扩张。试想一下，倘若领导层人人用高档特供，群众心里会作何感想？一句大白话，却在艰难建设时期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
回到1952年怀仁堂那一晚。刘少奇深吸“大前门”，把灰弹进铜缸，眼神落在桌上的地图。他与毛泽东就全国工业布局交换意见，话音散在袅袅白雾里。对他们而言，香烟只是辅助思考的工具，真正让人上瘾的还是眼前这盘新中国的宏大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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