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初，京城骤然升温，午后蝉声不断。傍晚时分，一辆灰色吉普稳稳停在府右街一栋古朴的小楼前，车门开启，步履略显迟缓却精神矍铄的王稼祥下车。他已年近七十，旧伤时常隐隐作痛，但今天的拜访让他神情振奋。
朱德早早站在院门口迎接，见到老战友，先是扶臂再拍肩，随后朗声一句：“毛主席没有忘记你！”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让院子里的晚风都仿佛带着暖意。两位白发老人相视而笑，六十载风雨历历在目。
茶刚沏好，王稼祥话锋便转向工作：“总理说您身体硬朗得很，部队里都念叨着您老的经验。”朱德放下茶杯，微微摆手，“嗓子还行，再忙也就听小字报罢了。”简短几句，把局外人难以体会的深厚情谊展现得淋漓。
时间拨回四十多年前。1930年2月，24岁的王稼祥结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大学的学习，携翻译过的马列资料和满腔热血回到江西瑞金。当时中央苏区正顶住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枪炮声昼夜不停，年轻的政工干部很快便在周恩来、朱德的统帅部里崭露头角。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敌机在乐安谷冈村低空扫射的那天成了几位战友共同的噩梦。炸弹呼啸而下，王稼祥扑向文件桌，护住地图和作战笔记，紧接着又拉周恩来卧倒。爆炸掀起尘土，他右腹、骨盆多处中弹，昏迷三昼夜。毛主席、朱德守在手术室门外，木椅坐破了好几根竹条，医护口袋里连止血纱布都捉襟见肘，八小时手术才勉强保住性命。
1934年大撤退开启，博古和李德原打算把王稼祥与其他重伤员留在后方。毛主席一句“军委副主席必须跟队伍走”拍板定案。就这样，他躺在担架上跨过湘江、翻越老山界。恶性疟疾又在路上盯上了毛主席，“两个人都顶不住，一支军还能顶得住？”王稼祥后来回忆，那晚毛主席靠着他睡在草屋，语气虽轻，却透着苦涩。
行至贵州，紧接而来的遵义会议成为红军命运的节点。会上博古避重就轻，毛主席直指军事指挥错误，场面一度凝固。王稼祥站起身，第一个公开表示完全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中国革命必须由熟悉国情而又有实战经验的人来领导。”这句话掷地有声，使得会议天平迅速倾斜。朱德、周恩来随即表态，新生的领导格局于焉确立。
遵义之后，乌江、土城、娄山关连战皆捷。毛主席曾私下对人说：“王稼祥是最先挺身而出的，没有他，局面还不好打开。”而王稼祥只淡淡回应，“那是职责所在。”一语带过。
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旧伤复发，他又在批阅文件时晕倒。延安医疗条件依旧匮乏，中央决定把他送往莫斯科治疗。半年后，他揣着厚厚的病历册归队，继续参加整风与大生产。
1949年建国在即，毛主席给他出两道“选择题”：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或出任驻苏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考虑一昼夜，觉得对外沟通才更急迫，于是远赴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他在左后方翻译注解，伏案一站就是四小时。
回国后，他先后主管对外联络、翻译审校等繁琐工作。外表沉静，骨子里仍是当年那个勇敢挡住炸弹的红军政治委员。病痛倒逼他调整节奏，却挡不住对局势的关切。1972年初，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重新承担外事调研。“多派些年轻人给我，我还能用。”字迹有些抖，却坚决。周恩来阅后批示：“同意，请主席定。”毛主席回条短短一行：“他是有功劳的人，尽快安排。”
也就在批示的当月，王稼祥登门探望朱德。两位老友边聊边回忆，同屋的人说只要提到长征，两人语速就自然加快。朱德摸着茶壶，半玩笑地补一句：“你那会儿敢挡炸弹，今天就敢抢活干。”一句话把气氛又拉回到轻松。
遗憾的是，新安排还没完全展开，1974年1月25日，凌晨一点，王稼祥突发心梗离世。解放军总医院里灯火通明，抢救最后停在四点半。讣告发出，周恩来硬撑着病体来吊唁，双手紧握朱仲丽，声音嘶哑：“真没料到。”
一代外交老兵的生平定格，文件夹里仍夹着半篇未完的俄文调查笔记；信封上写着的，是准备派往北欧考察事宜的草案。朱德得知噩耗，沉默良久，把那把经常握在手里的老水烟袋轻轻放到桌上——从此再也没抽。
王稼祥走了，他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铸造的战友情却烙印在党史上。有人统计，他留下的伤疤共有十三处，每一处，都对应着一段可考的战例。数字冰冷，情义炽热；这正是那一代人最可贵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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