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22日，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国家授予抗美援朝有功人员纪念章。彭德怀将军看着将章递到自己手里的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总理，这可是咱俩一起扛下来的事。”短短一句话，把十五年前那场殊死较量的幕布重新拉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城市里的鞭炮纸屑尚未清扫干净，朝鲜半岛却在1950年6月浓烟骤起。6月28日，周恩来连夜主持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席会议，第一道命令不是“出兵”，而是“封锁东北铁路沿线，腾挪运力”。理由很简单——不管打不打，物资先得堵实。这种“先垫后手”的思路，恰是周恩来一贯的习惯：凡事先把后路铺好，再谈前线冲锋。
10月1日这天，苏联顾问米高扬秘密抵京，递上斯大林的口信：愿意供应武器，却不打算派地面部队。毛泽东沉思良久，把目光投向身旁的周恩来。双方交换的第一个眼神，包含的却是一致——不等外援、立刻准备。会后，周恩来召集总参、总后、中财委三方，以“钟表匠”式的细致程度把入朝各军的吃、穿、拉、运统统摆上桌面拆解。
曾有人统计，仅1950年9月至10月，沈阳军区接收并转运的冬装就达八百万套，其中三分之二是周恩来亲自督办从全国各大纺织厂紧急赶制。彼时，新中国财政日进斗金尚属奢望，可在总理眼里，保命的棉衣比金子贵，他干脆批示，“先赊布，不许拖”。
决心之外，还得让全世界听见中国的底线。10月3日夜，周恩来把印度大使潘尼迦请进紫光阁，茶水未凉便开门见山：“请转告贵国总理，也请美国方面明白，若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袖手旁观。”一句话硬是把风声传到了白宫。杜鲁门翻阅电报后低声嘀咕：“那位中国总理，是动真格的。”
同一时间，东北前线的第一批二十五万边防军已经进入鸭绿江畔。彭德怀在沈阳军区作战室摊开地图，发现补给线拉得老长，忧心忡忡。电话那头，周恩来只说一句：“粮弹如期到达，你只管用兵。”于是夜幕中，一列列军列悄无声息向北驶去。后来志愿军第九兵团能在零下三十度完成第二次战役，电报里写得清楚——“总理加急空运的棉被十五万条已达前沿”。
战争打到1951年春，李奇微接棒麦克阿瑟，推出“磁性战术”，意图以机动火力撕碎志愿军补给。志愿军前线频频告急，彭德怀急电中央。毛泽东根据前线态势给出大方向，周恩来连夜复电，提出“打得赢就拼，打不赢就缠”，并提示“以流动作战分担后勤压力”。邓华回忆：“总理给的那份电报，比任何兵书都管用。”
同年夏天，志愿军即将轮换。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西直门火车站踏勘装车线，一个蹲轨道边，一个举着小本子计算吨位。面对同行干部的疑惑，周恩来摆摆手：“部队上了火车才是真正开始休整，站里要多开几口井，多备些柴火。”一声吩咐，后勤处连夜调车，保证了轮换部队喝上热水、吃上热饭。
1951年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启。志愿军代表团身后，是日夜飞往板门店的无线电密码电文。每逢关键字眼拿不准，金日成和彭德怀都会先给北京拍电报。“主席忙，找周总理”成为惯例。有人统计，两年里，总理批示的谈判文件达三百多份，无一漏洞。
更复杂的是细菌战。1952年春，美机多次抛撒带疫昆虫。周恩来临危受命，成立以自己为主任、钱三强为技术总顾问的防疫委员会，并把一线调查归来的医护人员直接请进中南海。两周后，一份足以提交国际法庭的证据册在他案头成型。3月12日，周恩来痛陈美军罪行的声明传遍世界，各国舆论汹涌，美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到了1953年6月，战场局势已铁定，停战谈判最后一关卡是战俘遣返。美方坚持“选择遣返”，中朝则要求“全部遣返”。许多人担心陷入僵局，周恩来却冷静：“让他们自己选也行，但别让人带走。”随后中方提出中立国监护方案，最终以《停战协定》第三条定案。这一转圜被后世视作典范。
7月27日下午，板门店签字生效。克拉克少将怅然离席，而在北京西山指挥部，彭德怀把电报递给周恩来，两人对视无言。门口的警卫听见周总理低声道：“你我都该向那些牺牲的孩子行礼。”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此后多年，人们谈起那场战争，念念不忘的是志愿军战场上的血战与辉煌，自然而然把聚光灯打在前线总司令彭德怀身上。实际上，从“出不出兵”到“打到怎样收兵”，从粮秣调度到国际斡旋，周恩来在暗处织就了一张巨网，将一场本该倾覆新生共和国的狂风暴雨牢牢挡在国门之外。若把抗美援朝比作一台庞大机器，彭德怀是前线隆隆作响的发动机，周恩来则是深藏机轮内部却始终高效运转的主轴；少了谁，胜利都将失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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