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的一天清晨,沈阳郊区飘起小雪,寒意裹着白雾。警卫连门岗前出现一位老者,风吹起他打满补丁的旧军大衣,雪片落在花白鬓角。战士们只当是附近捡废品的老人,却听到一道沙哑的声音:“任务已完成,请指示。”那一句标准的军人口令,让岗哨愣在原地。
门岗将老人领进营部。团长王永久见到老人,先是敬了个礼,然后轻声问:“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老人挺直腰板报出三个字——常孟兰。王永久立刻停住了呼吸。早在档案室里,他已多次看过这个名字,只是从未想过会见到本尊。两人对视的瞬间,沉默胜过千语,老人的口罩微微颤动,手却依旧保持着过去的军姿。
事情要追溯到二战硝烟刚散的1947年10月。华北战场,国民党军飞机对我阵地低空扫射。年仅二十九岁的机枪手常孟兰一次抬枪,连续点射,击中敌机油箱,火球划破天空,机身坠入河滩。指挥所里,聂荣臻司令员得知此事,亲自下达嘉奖令,授予特等功。战士们激动地说:“这家伙敢跟飞机对轰枪!”
又过一年,1948年11月19日,平津战役外围,桑园镇高地。常孟兰带着一个排掩护主力撤离。实际可用兵力,只剩八人。他给每名步枪手发三十发子弹,机枪手除了常规配发,再额外塞进两梭弹链。弹药匮乏,为节省火力,他命令:“敌人进第一棵槐树再打。”短促而密集的火舌喷出,第一波敌军折损近半,被迫后撤。
敌人换了打法,坦克与卡车的履带轰鸣回荡山谷。常孟兰预感凶多吉少,却仍守着“在未闻军号前绝不撤”的命令。四次冲锋,四次被挡。第四次炮火覆盖拉开帷幕,两名同志殉职,其余轻重伤交叠。常孟兰端起轻机枪,压着枪口,一步步退向山后密林。枪膛烫得发紫,他的右臂也被弹片划开,血水混在油渍里。等再次回身,山头早被浓烟遮住,七名战友生死不明。
散失联络后,他辗转民间。1949年底,他拖着伤腿进北京,在西长安街临时军调处打听番号;1951年,他再度北上,却得知原部队已编入志愿军,开赴朝鲜。那一年他三十三岁,手里攥着写满问讯地址的小本子,一页页被汗水浸透,墨迹晕开,只剩模糊轮廓。
时间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部队番号、编制屡次调整,档案移交几经折叠。常孟兰奔走在东北、晋中和冀南,几乎把能找的军分区挨个跑遍。为了路费,他白天在车站捡瓶子,夜里打地铺。有人笑他痴,有人劝他算了,他只是说:“命令没解除,人就不能歇。”
1992年秋,石家庄军事学院组织一次校史口述整理。副院长王定庆偶然听说河北赞皇县有位老兵,四十多年坚持找部队。王定庆与常孟兰第一次见面,已是深夜。老兵提起1948年那场阻击,说到同伴名字时,声音微颤,“我怕他们回不去,也怕他们回去了没人报告。”短短一句,让王定庆心头一酸。当晚,两人一直聊到天蒙蒙亮,案头热茶凉了又续。
此后几个月,学院档案室的灯经常亮到凌晨。王定庆调阅华北野战军、后续各次整编的所有番号变化,又给沈阳军区、军委档案局打去十多通电话。厚厚一摞表格铺满桌面,纸张边角因频繁翻阅卷起毛刺。1996年初,终于在一份1952年的番号对照表里,找到“四纵三十团”改编轨迹:现沈阳军区炮兵某团。线索出现的一刻,他激动得拍案惊呼,把同事吓了一跳。
手续办妥后,1996年12月,王定庆陪常孟兰北上。列车穿过辽河,老兵的目光紧盯窗外,像在找什么。下车后,他婉拒了学院配的面包,只说“回营地再吃,省得脏了军装”。天色未亮,他们赶到营区。那一声“任务已完成,请指示”震得门岗一愣神,也让王永久眼眶泛红。
团里为常孟兰补办了归队手续,授予“模范老兵”纪念章。河北赞皇县也根据组织指示,为老人落实待遇。常孟兰最初拒绝,他说:“我该领的荣誉早在1948年那座高地上。”王永久拉住他,只回一句:“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战友的心愿。”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敬礼,雪仍在下,落在他们肩头,随即化成水珠。
从1997年到2005年,常孟兰每到春秋演训季都会回营区。操场边,他教年轻士兵怎样用铁锹快速加固掩体,怎样在机枪支架没带齐时用树桩代替。有意思的是,他讲得最多的不是战斗,而是八人小队里一个战友做饭的手艺,“花生米炒辣椒,能香两条山沟”。新兵听得直咽口水,记住了这位老战士的幽默。
2005年冬,常孟兰因病住进军区总院。临终前,他嘱托护士:“把那枚特等功奖章擦亮,放在枕头旁。”一句话轻飘,却像军号再次响起。第二天清晨,他安静离世,享年八十七岁。病房桌上,还摊着一本编号登记册,封底写着三行笔迹:1948,命令未撤;1996,任务已完;此生,无憾。
常孟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口令、一生行军。八名战士的阵地如今已被繁茂松林覆盖,往来者看不见密集弹孔,也未必知道那场阻击。但有人至死不愿把命令丢在半路,这便是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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