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20日清晨，细雨笼罩着赣南山区，公路上晃动着一辆越野吉普。车里除了司机，还有县委书记和几名从南昌赶来的工作人员。谁都没想到，这趟出发只是为了向一位已年过古稀的妇人说明一件“拖欠”了几十年的事——她的爱人早在1931年冬就倒在了闽西前线。
车到兴国县城，再往南走二十多里便是长冈乡。山色青黛，炊烟低垂，队伍步行进入一条狭窄的巷子。书记低声叮嘱：“待会儿说话轻些，别吓到池煜华。”站在一旁的干部抿了抿嘴，他手里的公文包几次换手，略显沉重。
池煜华正在门口劈柴，银白的发辫挽得很紧。见到来客，她抬头笑了，“同志们，又有我家才莲的消息？”声音里带着孩子似的期待。那一瞬，年轻干部不自觉别过脸，他记起行前有人提醒：最好别用“牺牲”两个字，老人恐怕受不住。
时间拨回七十多年前。1910年，池煜华出生于兴国县一个典型贫农家。瘦小的柴禾垛、长满野草的梯田，是她童年的全部记忆。父亲染上鸦片，家境愈发窘迫。1919年，九岁的池煜华被卖进李家做童养媳，“换”来的不过是一小袋稻谷。对许多旧社会女孩而言，这意味着吃穿无忧，可她很快明白：无忧仅限于肚皮，鞭打和呼喝才是日常。
日子在苦水里推着她长大。1928年春，李家张灯结彩，18岁的池煜华与15岁的李才莲拜堂。少年郎虽出身地主，却没有纨绔习气，他偷偷把药膏递给被藤条抽烂手背的妻子，也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读书救国”四个字。
兴国被称作“将军县”，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红色浪潮席卷苏区。枪炮声传进李才莲的耳朵，更撞开了封闭的院门。新婚仅四天，他向妻子开口：“革命还缺人，我得去。”池煜华愣了半晌，轻轻点头，“你要闯就闯，大事成了，家还在。”简单一句，却成了她此后半生坚守的誓言。
年底，李才莲跟随兴国独立营改编的红一纵队，转战瑞金、宁都。作战勇猛，很快升任排长。1930年5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他带的排死守山头，为友邻部队赢得突围时间。之后部队在闽西伤亡惨重，他瘫倒在担架上返乡疗伤，肋骨断了两根，人却笑着说：“这算什么，子弹没进脑袋呢！”
那次短暂相聚，池煜华第一次为丈夫洗战袍——上面血迹结成黑块。她问：“再回前线怕不怕？”李才莲摇头，“国家还没翻身，怎么能退？”对话只此一句，却被村里孩子悄悄记了下来。
伤刚好，李才莲跟随红十二军开赴汀州。1931年12月5日深夜，大埔林寨阻击战打响。敌军连续冲锋，他的排弹药见底，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弦时，他回头吼了一句：“都趴下！”爆炸声后战友再没找到他的人影——只剩一顶破军帽。部队记下：李才莲，阵亡，时年22岁。
牺牲报告递到兴国时，苏区正组织冬征，交通混乱，档案袋一路辗转，被泥水浸透，又遭火舌烤焦，第二年便不翼而飞。由此，一份简单的烈士名单和一封告别信与池煜华擦肩而过。
池煜华并不知道这些。她凭着丈夫离家时的一句嘱托——“抽空识字”——硬是在妇救会的夜校学会写信。可信件总是发出，没有回音，她就自己往前线跑。队伍早已转移，留给她的只有飘来飘去的流言：有人说李排长去了长征，有人说他南下去了福建游击区。打听不到确切消息，她就把家安在原地，守着那间泥瓦房。
1941年，兴国一带暴发瘟疫，李家老人相继离世。池煜华扛起农具，也扛起门户。她在妇救会种植互济园，白天干活，晚上冤家似的缠着识字班老师，总问：“电报怎么写？首长怎么称呼？”她想通过任何渠道找人，哪怕只换来一句“平安”。
抗战胜利后，部队番号几经变动，县里缺失的烈士名册迟迟没补全。直到1980年代初，民政部门清理旧档，才在发黄的卷宗里看见“李才莲”三个字。紧接着，兴国老区的干部开始探访烈属。
再把镜头拉回1983年的那个午后。工作人员拿出一纸烈士证明时，池煜华直直盯着那枚红章。沉默十几秒，她抬头，语气几乎像撒娇：“别哄我，我男人忙完就回来了。”说罢，她把那张纸轻轻推回去，又转身去厨房添柴。场面一度尴尬，屋檐上雨声滴答，谁也不敢追出去解释。
此后的岁月里，村干部隔三差五探望，尝试再劝依旧无果。人们渐渐明白：对池煜华而言，“等”早已不是获取消息的动作，而是活下去的方式。她照旧清晨挑水，傍晚点灯，把门前那条小路扫得干干净净——她希望丈夫凯旋时不要绊脚。
2001年，池煜华91岁。身体每况愈下，却仍坚持每天坐在板凳上望向山口。有人劝慰，她抬手摆了摆：“他答应回来，自然会回来。”声音已沙哑，却掩不住笃定。
2008年冬夜，池煜华合眼前，仍靠在门边的老藤椅上。桌上搁着一封泛黄的信纸，空白，只写了四个字：等你回家。
后人清点遗物，发现柴房墙上钉着一块木牌，雕刻粗糙，字迹却格外清晰：李才莲之家。木牌旁边放着她年轻时的棉衣袖标——妇救会部长。有人感叹，她不是没有活出自己的价值，只是把余生全部交付给那个再也回不来的身影。
兴国县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如今陈列着那顶破军帽和一张补录烈士证书，旁边还有池煜华的黑白照片。观众常被讲解员提醒：请多看几秒，这对夫妻的故事并不浪漫，却让人懂得，信念有时无需宏大口号，只需一句“我在家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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