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你认识一个叫秦峰的人吗?"

母亲手里的青菜啪地掉在地上,她猛地转过身,脸色煞白得吓人。

"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副表情,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又像是见了鬼。

二十二年了,我以为那个抛弃我们的男人早就死了,可今天银行柜员告诉我,有人用一个陌生的名字,在我生日那天,年年给我存钱。

一存,就是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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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的上海,初夏。

空气里弥漫着湿热的、栀子花开的香气。

我叫林默,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像一棵努力生长的蒲公英,拼尽全力,只为扎下根来。

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工作不算轻松,但收入尚可。

只是,为了能早日给老家的母亲和继父,在他们那个十八线小城里,置换一套带电梯的新房子,我的生活依然过得异常节俭。

同事们追逐着最新款的手机和名牌包包时,我默默地计算着这个月的房租和水电;她们在朋友圈里晒着精致的下午茶和说走就走的旅行时,我正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为甲方的一个标点符号,改着第十八遍稿。

这天下午,我刚结束一场冗长的客户会议,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是母亲赵慧芳打来的电话。

“默默,你下班了吗?没打扰你工作吧?”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兴奋。

“妈,没事,我刚开完会。怎么了?听你声音挺高兴的。”我靠在办公室的窗边,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

“大喜事!天大的喜事!”母亲的嗓门都高了八度,“咱们家那套老筒子楼,你还记得吧?就是要拆迁了!”

我愣了一下,脑海里浮现出一栋灰扑扑的、墙皮斑驳的五层小楼,和一条昏暗狭窄、堆满杂物的走廊。

那是我童年唯一的记忆,也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了十多年的地方。

“拆迁是好事啊,能分到钱吗?”我问。

“能!怎么不能!街道办的人今天来过了,说是按户口本上的人头给补偿款。咱们家户口本上不是一直有三个人嘛……”

母亲的话,让我的心猛地一沉。

三个人。

我,母亲,还有那个名义上、法律上,却早已在我生命中死掉了的男人——我的父亲,林建军。

“那个人的名字……不是早就该划掉了吗?”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电话那头的母亲沉默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唉,当年离婚后,妈不是不想去办,可人家派出所说,要本人到场,或者有他的死亡证明才行。他人都找不到了,我去哪给他弄死亡证明?这事就一直拖下来了。”

“所以,拆迁款也有他一份?”

“是啊!”母亲的声音又兴奋起来,“多亏了他没去销户口!多出一个人头,就能多拿一份补偿!社区的人算了,大概能多拿二十多万呢!”

二十多万。

这笔钱,对我,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它意味着,母亲和继父不用再挤在那个没有暖气的老破小里,意味着,他们可以换一个有阳光、有电梯、下楼就能逛公园的新家。

可这笔钱,却偏偏是因为那个我最痛恨的男人而得来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说不出是喜是悲。

“默默,社区那边说了,这笔钱虽然是按你爸的人头算的,但领取的时候,必须由户主本人来领。咱家户口本上,户主是你。不过,需要提供你爸的一些身份信息做核实,还挺麻烦的。”

“我知道了,妈,我这个周末就回去一趟。”

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璀璨的城市夜景,心里却是一片冰凉。

林建军。

这个消失了二十二年的名字,再一次,以这样一种荒诞的方式,闯入了我的生活。

周末,我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

领取拆迁款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繁琐。

社区办公室里,那个负责拆迁事宜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长长的材料清单。

除了我们母女俩的身份证明,还需要提供林建军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信息,甚至是他当年在国营纺织厂上班时的工号和工资卡信息,用以核实他的身份,证明他确实曾是这栋楼的住户。

“这个……我们没有啊。他都走了二十多年了。”我面露难色。

“那可不行。”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一脸的公事公办,“这是规定,所有材料必须齐全,我们才能把款子打给你。不然万一将来他本人回来了,说我们违规操作,这个责任谁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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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了一鼻子灰,只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我把情况跟母亲一说,她也皱起了眉头。

“身份证……他当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工资卡……我想想……”

母亲在家里那个老旧的五斗柜里,翻箱倒柜了半天。

最后,她从一个上了锁的、散发着樟脑丸味道的旧木箱里,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小铁盒。

她打开铁盒,从一堆已经泛黄的旧照片和信件里,翻出了一本同样泛黄的存折。

那是一本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工商银行的活期存折。

封面上,户名那一栏,用钢笔清晰地写着我的名字:林默。

而在存折的内页,关联的工资卡信息一栏,写的却是林建军的名字和他的工资卡号。

“这是你小时候,你爸给你办的存折,说是要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一点进去,给你当嫁妆。”母亲的语气很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后来,我们离婚,他就把这张存折留下了,说是给你的抚养费。我当时气昏了头,也看不起他那点钱,就一直扔在箱子里,再也没动过。”

我接过那本薄薄的存折,感觉它无比的沉重。

嫁妆?抚养费?

真是天大的讽刺。

“卡早就找不到了,估计也早就没用了。”母亲看我半天不说话,又补充了一句,“里面应该也没钱了,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就算有几个钱,也早被他拿去赌了。”

我翻开存折的最后一页,交易记录,停留在一九九八年的九月。

最后一笔支出,是五十块钱。

账户余额:零。

看着那个刺眼的“零”,我心里那点因为“嫁妆”和“抚养费”而升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瞬间破灭了。

果然,他还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妈,没事。我明天就拿着这本存折去银行,让他们给我开一份账户流水证明,证明这张卡确实是他的就行。顺便,我把这个户头给彻底销了,省得看着心烦。”

我决定,办完这件事,就彻底斩断与那个男人最后的一丝联系。

让他,完完全全地,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去银行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思绪却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关于父亲林建军,我的记忆,是模糊的,碎片化的。

我只记得,他很高,很瘦,总是不爱说话,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

他不爱笑,也从来没有像别的父亲那样,把我举过头顶,或者带我去公园里玩。

童年里,关于他的记忆,更多的是和母亲无休无止的争吵。

他们总是在吵架,为了钱,为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

每一次,都是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喊,和父亲沉默的摔门而去。

在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夏天,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父亲,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站在门口,最后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

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个决绝的、甚至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背影,成了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从那以后,林建军这个名字,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二十二年来,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封信,更没有一分钱的抚养费。

母亲为了养活我,一个人扛起了一切。

她在国营纺织厂下了岗,就去餐馆里给人洗盘子,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晚上,她还要去夜市摆地摊,卖些袜子、头绳之类的小东西。

冬天的时候,她的双手总是布满了又红又肿的冻疮,裂开一道道血口子。

夏天的时候,她的后背,因为长时间在闷热的后厨劳作,长满了痱子和湿疹。

“默默,你没有爸爸,你就当他死了。”

这是母亲从小到大,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母亲对那个男人的怨恨,和邻里之间那些不堪的闲言碎语。

有人说,他跟着一个有钱的寡妇跑了。

有人说,他因为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被人砍断了手脚,扔进了江里。

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个天生的白眼狼,不负责任的混蛋。

在这些流言蜚语的浸泡下,林建军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渐渐地,就和“无耻”、“懦弱”、“冷血”这些词,画上了等号。

我恨他。

我恨他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却又那么轻易地抛弃我。

我恨他为什么能那么心安理得地消失,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我和母亲。

我甚至,无数次地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在街上与他重逢,我该用怎样恶毒的语言,去咒骂他,去报复他。

公交车到站了,工商银行那几个鲜红的大字,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深吸一口气,攥紧了手里那本泛黄的存折,走进了银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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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银行,人总是格外的多。

我取了号,在等候区坐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终于听到广播里叫到我的号码。

我走到柜台前,将那本看起来已经可以被称作“古董”的存折,和我自己的身份证,一起从窗口递了进去。

“您好,我想查一下这个账户的状态,然后……把它销户。”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意。

柜台里坐着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胸前的铭牌上写着“柜员:李莉”。

她接过那本泛黄的存折,看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大概是很少见到这么老旧的存折了。

“好的,女士,请您稍等。”

她在电脑上熟练地操作了一番,屏幕上很快就跳出了账户的信息。

她看了一眼,抬起头对我说:“女士,这个活期账户确实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了,最后的交易记录是在一九九八年,目前账户的余额是零。”

“您确定要办理销户吗?”

“确定,非常确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销掉它,就等于亲手埋葬了那段不堪的过去。

柜员小李点点头,没有再多问,低头继续在键盘上敲击着。

我看着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心里默默地倒数着。

只要她按下最后那个确认键,我与林建军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法律和经济上的牵绊了。

就在我以为一切即将尘埃落定的时候。

柜员小李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我看到,她的电脑屏幕上,似乎弹出了一个红色的提示窗口。

她“咦”了一声,眉头微微皱起,鼠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那个窗口依旧没有消失。

她反复地看了看屏幕上的信息,又拿起我的身份证,仔细地核对了一遍上面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然后,她抬起头,用一种非常古怪的、夹杂着困惑和惊讶的眼神,看着我。

“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不能销户?”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耐烦,心里也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难道那个男人,用这个账户欠了银行的钱?

柜员小李没有立刻回答我,她又在电脑上反复操作确认了几遍,甚至还叫来了旁边柜台的一位看起来年纪稍长的同事,两人凑在一起,指着屏幕,低声地讨论了几句。

那位年长的同事看了看屏幕,又抬头看了看我,脸上也露出了同样惊讶的表情。

这下,我彻底坐不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能不能给我个准话?”

柜员小李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些失态,她清了清嗓子,重新坐正了身体,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试探性的语气,对我说道:

“林……林女士,是这样的,我们的系统提示……”

“在您的身份证名下,除了您刚刚提供的这个活期存折账户之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系统自动关联的定期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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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场就愣住了。

“不可能!”我立刻反驳道,“我从来没有在你们工商银行办过任何定期存款业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不会错的。”柜员小李指了指屏幕,“这两个账户,是在同一天,用您的同一个身份证信息开立的。这个定期账户,是一个零存整取的储蓄账户。”

“这个账户……很特殊。”她的表情变得更加困惑了,“它是在您六岁那年,也就是二十二年前开立的。而且……”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着自己的语言,又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而且,这个账户,从它开立的那一天起,一直到去年,每年的九月一日,都会有一笔固定金额的钱,准时地存进来。二十二年,从未间断。”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

每年九月一日?

那不是……那不是我的生日吗?

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我的声音,也因为紧张而变得有些颤抖。

“存……存了多少钱?”

柜员小李的目光,再次回到了电脑屏幕上。

当她的视线,落在账户余额那一栏时,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猛地睁大了,嘴巴也微微张开,倒吸了一口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