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埃德加·斯诺传》《红星照耀中国》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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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这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标志着两个大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可是就在六天前，1972年2月15日，一个为这一刻奔走了大半辈子的美国人，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没能等到这历史性的一刻，没能看到他用生命书写的那座中美友谊之桥，终于迎来了春天。
这个人叫埃德加·斯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美国记者。
他的墓碑静静矗立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碑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1971年冬天，当斯诺病重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一场跨越万里的生命救援悄然展开。
那是一个关于承诺、关于感恩、关于友谊的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一】那个敢于深入苏区的美国记者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斯诺就对冒险和探索充满兴趣，少年时代就进行了多次旅行冒险的尝试，接触到真正的底层人民。
1925年，斯诺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26年，他离开学校前往纽约的广告公司工作。
1927年，年轻的斯诺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变卖手中的股票，用这笔钱进行环球旅行。
他原本的计划是：在30岁前发一笔财，然后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以终余生。
1928年2月，23岁的斯诺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
他取道巴拿马运河，经夏威夷，绕道日本,最后在9月抵达上海。
他原本打算在中国停留6个星期，然后继续旅程。
可是，中国广大的国土、壮丽的山河、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的美国人。
在上海，斯诺接受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邀请，参加《新中国》特刊的编辑工作，获得了一个职位。
不久，他受报社派遣乘火车沿铁路干线进行旅行采访。
1929年6月，斯诺沿着铁路线北上，考察了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驻地）、包头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
1930年开始，斯诺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远东特派记者，专职在远东地区游历并撰写报道。
在这期间，他游历了中国、日本、朝鲜、缅甸、印度等地。
1930年3月至1931年5月，在印度旅行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曾经向印度著名共产党人苏哈西妮请教。
来到中国后，他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
斯诺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他赶赴东北采访，见证了日本军队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向世界报道真相，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发动突袭。
职业的敏感使斯诺听到日本人的枪声后便不顾一切火速赶到交火地点进行采访。
他还常常冒着炮火，抢救难民。
他在新闻报道中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和上海人民对抗战的全力支持给予热情歌颂。
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东京结婚。
婚后，这对年轻的夫妇继续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地游历。
1933年春天，斯诺夫妇在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安家，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
1933年2月的一天，在青年作家姚克的陪同下，斯诺与鲁迅进行了一次会晤。
这次会面引发了斯诺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
这次会面后，斯诺对鲁迅更加钦佩和崇拜，他说鲁迅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开始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任讲师，主讲"新闻特写"和"新闻通讯"两门课程。
1934年1月，为了就近工作，斯诺把家从城里迁到海淀军机处八号。
这是一座很有特色的住宅。
房子的修建一半美国式，一半中国式，呈"U"字形，建在高地上。
房子外面是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种上了果树，甚至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斯诺后来回忆说："走近居室的窗口，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的景色。房子本身簇新，两边厢都各有一个浴室和书房。"
当时八号院坐西朝东，是一个黑色铁栅栏门。
庭院宽阔敞亮，栽种着不少果树和几丛翠竹。
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说"我们在这个理想的环境里居住了将近两年时间，接触了大学里的中国现代青年和思潮，并且骑着脚踏车，可以很容易地游遍中国最富于历史性和最美丽的名胜地区之一，那里有大钟寺、玉泉山、白塔寺、西山八大处，以及颐和园等"。
斯诺之所以喜欢这座海淀住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便于学习标准的北京话。
他写道："海淀本身并不属于燕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它是旗人的居住之所。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
斯诺专门延请了一位满族老教师指导他的学习。
经过认真和艰难的学习，他终于认得了1500个方块汉字，能够阅读一些白话作品，并且会说适度流利的北京话，能"在简单的交谈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了解别人的意思"。
他欣喜地说："我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
有一天，他在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请人刻了一枚阴文铜印。
人们看了图章上用隶体汉字书写的"施乐"二字，还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印章呢！
斯诺曾经用中国话无限深情地告诉别人："中国真正是我第一个家乡。"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斯诺编译出版了英文版《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
这本书于1936年7月在英国出版，收录了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5位左翼作家的作品，以及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等。
斯诺试图通过这些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向往。
1936年，斯诺31岁。
这一年的夏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陕北苏区，亲眼看看那支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队伍究竟是什么样子。
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西北的那片苏区一无所知。
所有的报道都充满了偏见和谣言，要么说那里的人是土匪强盗，要么说他们是苏联的傀儡。
没有人真正了解那支队伍的真实情况。
这次旅行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促成的。
1936年6月，斯诺带着宋庆龄写给领导人的密信，以美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怀着一颗探明事情真相的心，和"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决心，从北京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出发，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去西安的慢车"一节里这样写道："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经西安辗转进入陕北。
1936年7月9日、10日，斯诺在安塞受到了周恩来的欢迎和会见。
周恩来和斯诺连续两天长谈至深夜，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乐观地估计中国革命正接近另一个高潮，并为斯诺拟定了考察的路线和项目。
7月14日，斯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
他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的迎接，街上挂起了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等标语。
保安举行了欢迎大会，一位领导人出席并即席讲话，对斯诺的到访表示欢迎。
7月15日到19日，这位领导人会见斯诺，同他连续多日进行谈话。
从中国的历史谈到革命的理想，从诗词歌赋谈到军事战略，从农民问题谈到国际形势。
斯诺被深深震撼了。
他发现，眼前这个穿着打补丁军装、和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的领导人，哪里是西方媒体描绘的"土匪头子"？
这分明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深厚学识和坚定信念的革命家。
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斯诺走遍了陕甘宁苏区。
他和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睡在窑洞里，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他见到了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还采访了无数普通的红军战士。
斯诺用相机记录下那些珍贵的画面：光着脚丫子训练的红军战士，在油灯下学习的农民夜校，还有那张永载史册的照片——戴着红军八角帽的领导人，眼神坚毅地望向远方。
斯诺还遇到了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
他在书中这样描写："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患难同自由之中。"
四个月的采访，斯诺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
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着他的所见所闻，记录着那些革命者的故事，记录着一个外国记者眼中真实的红色中国。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返回北平。
他带回的不仅是14本笔记和大量照片，更重要的是，他带回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这支被国民党污蔑为"赤匪"的队伍，实际上是一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力量。
斯诺后来在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写道："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是他们的书。"
回到北平后，斯诺立即开始整理这些采访资料。
1936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他的采访文章：《与红军领袖的会见》，并刊登了由他拍摄的那张经典照片——戴着红五角星的八角军帽的领导人照片。
这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看到红色中国领导人的真实形象。
【二】一本震撼世界的书
1937年10月，斯诺根据这次陕北之行的采访，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这本书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两个月内再版四次，发行十几万册。
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也出版了这本书。
同年2月，上海地下党翻译出版了该书。
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内容做了部分修改。
这本书在中国同样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无数进步青年了解红色中国的窗口。
《红星照耀中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斯诺用客观、真实的笔触，记录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
书中不仅有对领导人的采访，还有对普通战士、农民、学生的描写；不仅有对长征的记录，还有对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观察。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北黄土高原上，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不是土匪，不是苏联的傀儡，而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力量。
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着严明的纪律，有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斯诺用大量篇幅记录了长征的故事。
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那些突破重重封锁的战斗，通过斯诺的笔触，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
西方世界震惊了——这支队伍竟然完成了如此惊人的壮举！
这本书打破了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红色中国的误解和污蔑。
它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一支真实的红军，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所评价的："《红星照耀中国》有几十种语言，近百种版本。一直到今天，各国还在重印《红星照耀中国》，说明各国人民还把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一本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风行，主要在于其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斯诺用记者的目光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
可是，这本书给斯诺带来声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在那个冷战思维笼罩一切的年代，任何对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友好的美国人，都会被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
斯诺成了FBI的重点监控对象，他的电话被窃听，邮件被拆封，工作受到各种刁难。
很多老朋友开始疏远他，生怕受到牵连。
可斯诺不在乎。
他坚持自己的报道立场，继续为中国发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北平沦陷后，斯诺坚定地站在抵抗侵略的中国一边，担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在他北京海淀的住所里，他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他们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连邓颖超当年转移时，也是假扮成他家的保姆才得以安全离开。
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黄头发、大眼高鼻的老外是好人。
1938年6月，斯诺在香港与宋庆龄会面，磋商有关发展中国工合运动事宜。
6月14日，宋庆龄在其弟宋子良于香港干德道11号的寓所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斯诺向宋庆龄介绍中国工合运动的计划，并请求宋庆龄帮助解决经费问题。
宋庆龄认为工合运动既可发展中国工业，亦能生产战时必需品及军用品，成为支援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
同年8月，在宋庆龄支持下，"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成立。
秋天，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也在香港与赵洪文国会面，声援中国抗日。
11月，斯诺夫妇受宋庆龄委托往菲律宾，协助筹组"工合菲律宾促进会"，以筹集海外资金支援中国抗日。
1939年1月，斯诺返抵香港，与宋庆龄会面，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促进工合运动发展及向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斗争。
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任主席，斯诺则为委员之一。
斯诺还说服宋子文为工业合作社提供贷款。
海外捐款及物资通过"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交予宝鸡及延安的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所在地。
同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再访那位老朋友，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态度。
1941年，斯诺出版了《为亚洲而战》一书，这是他采访报道的合集整理。
1941年1月，斯诺在香港从宋庆龄及时任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得知皖南事变，遂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此事，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突袭新四军。
同年2月初，国民党重庆政府取缔了斯诺作为记者的采访权，斯诺被迫离华，到马尼拉乘搭泛美航空返回美国。
临行前，斯诺在飞机上恋恋不舍地注视着飞机底下碧波上的舢舨和帆船，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他后来写道："亚洲看起来的确好像是我实际的家，而美国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呈分裂状态，我的躯体是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那时的斯诺35岁。
他原本想在30岁前致富成名，然后一心读书写作。
如今他确实成名了，《红星照耀中国》让他在新闻界声名鹊起。
可是他并未"致富"，反而抱怨说，自己"一身是病，比1928年来中国时还要贫穷"。
情绪极为低落。
离开中国，对斯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在中国生活了13年，这里有他的朋友，有他的事业，有他的理想。
可是战争让他不得不离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三】麦卡锡时代的至暗岁月
回到美国后，斯诺继续从事战地记者工作。
1942年，他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印度、中国和苏联前线采访。
他在苏联与美国大使分享了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斯诺对盟国中的非民主政府的报道被认为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不符合新闻中立原则。
但斯诺为自己的报道辩护，他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面对鼠疫的威胁，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老鼠保持中立。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的生要么是帮助老鼠要么是对抗它们。没人能从历史的病毒中免疫。"
可是这个时期，斯诺的个人生活陷入了困境。
他与第一任妻子海伦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在同时代许多人眼中，斯诺和海伦曾是一对金童玉女，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杰出记录者。
他们的老朋友、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这是一对多么充满活力的夫妇！"
可是婚后十多年的性格碰撞，加上长期分离和工作压力，两人的感情逐渐出现裂痕。
在与海伦分居的日子里，斯诺在莫斯科采访时有过短暂的恋情，对方是一个叫伊莲娜的姑娘，当时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美术，她在课余帮助斯诺工作。
可是伊莲娜的母亲——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遗孀阻止了他们。
老人说，她虽然喜欢斯诺，但他们相处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毕竟是处于两种敌对的社会制度之下。
于是，他和伊莲娜分手了。
1949年，斯诺与海伦正式离婚。
对斯诺来说，1942年到1946年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他要应对离婚的痛苦，还要想方设法寻找新生活；他要挥笔上阵，继续自己的事业，又要面对来自美国社会的巨大压力。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9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掀起了一场反共狂潮。
斯诺因为和中国的关系，被FBI定为"危害美国安全的共党嫌疑分子"，遭到联邦政府的审查和质询，被要求招供其共产主义活动。
FBI对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和调查。
他的电话被窃听，邮件被拆封，行踪被跟踪。
只要他发表任何关于中国的文章，都会引起FBI的注意和审查。
他的工作受到各种刁难，很多出版社不敢出版他的作品，很多报社不敢采用他的稿件。
斯诺的生活陷入困境。
斯诺在文章中感叹美国的偏见、保守和反共情绪。
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愤怒。
作为一个记者，他只是如实报道了他所看到的真相，可是这却让他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由于在美国难以写作维生，他的情绪极为低落。
尽管斯诺是个密苏里硬汉，但这些磨难还是损害了他的健康。
病疴在他的肌体中缓缓蔓延。
1946年，在俄罗斯战争救援组织于纽约举行的一场聚会上，斯诺遇到了洛伊斯·惠勒。
洛伊斯是一位美国戏剧演员，1920年7月12日出生。
她看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成了他的粉丝，深深被这个坚持真理、敢于冒险的记者所吸引。
1949年，斯诺与洛伊斯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
洛伊斯给斯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温暖。
他们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西恩。
可是，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轻松。
因为都亲中的关系，他们在美国遭受了很多挫折。
洛伊斯甚至被列入演出"黑名单"，失去了上台表演的机会。
作为一个演员，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1950年代后期，斯诺努力继续写作。
他出版了《红色中国随记》，这是以前未发表的材料作为学者研究补充。
他还出版了截至于1949年的自传《复始之旅》。
可是这些著作都无法改变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无法改善他的经济状况。
1959年，36岁的洛伊斯和54岁的斯诺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美国，移居瑞士。
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到了瑞士的埃桑小镇。
离开时，斯诺回望着美国的土地，心中五味杂陈。
这是他的祖国，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可是这个国家却容不下他，因为他坚持报道真相，因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友谊。
离开美国时，斯诺一身是病，比1928年来中国时还要贫穷。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在致信给哥哥时说："留给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人生苦短啊！"
可是斯诺和洛伊斯从未后悔他们的选择。
无论身在何处，斯诺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
在瑞士的日子里，斯诺继续从事新闻写作和国际交流活动。
他惦记着那片黄土高原，惦记着那个"可爱的小湖"——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惦记着那些老朋友。
【四】最后的重逢与突如其来的噩耗
1960年6月28日，斯诺终于等来了重返中国的机会。
他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的身份访华，这次访问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
时隔19年，斯诺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斯诺不知疲倦地重游了多年前到过的一切地方，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巨大变化，描述了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自力更生地进行着建设。
10月22日，那位老朋友会见了斯诺。
两人谈论了台湾问题、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突破经济封锁、世界和平等诸多话题。
见到老朋友，斯诺非常激动。
他们一起回忆1936年在保安窑洞里的长谈，回忆那些艰苦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
每次回到北京，斯诺都要去未名湖畔走走。
那里有他当年工作过的燕京大学，有他和海伦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站在湖边，看着湖水荡漾，柳树摇曳，斯诺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1964年10月18日到1965年1月19日，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份再次访华。
这次他的旅途更加广泛，走访了更多地方。
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也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困难。
相关内容后来被收录在他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书中。
1968年，斯诺自费拍摄了中国革命历程的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他想通过影像，让更多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1970年8月14日，65岁的斯诺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这次访问长达半年，一直持续到1971年2月。
他带着妻子洛伊斯一起来，想让她看看这个他深爱的国家。
斯诺以向导的姿态，带着洛伊斯在未名湖畔树荫覆盖的曲径上漫步。
他指着那些熟悉的建筑，讲述当年的故事。
他们在花神庙旁摄影留念，在临湖轩小憩。
斯诺深情地对洛伊斯说："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家乡。"
访问期间，斯诺做了一件让陪同人员感动的事。
他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底片全部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
这些底片是无价之宝，记录了那段珍贵的历史。
博物馆给了他八千元报酬，他却执意不肯接受。
陪同人员一再坚持，斯诺只得收下。
可是后来，从昆明机场出境时，他在起飞前递下一个包，把这笔钱原封未动地退还。
曾多次陪同斯诺访问的外交部英文翻译徐尔维后来回忆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付路费。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与诽谤，怀疑他报道的真实性。他到中国各处访问，也是如此。"
斯诺的这种坚持，源于他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坚守。
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曾经对斯诺研究专家安危说："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加·斯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970年10月1日，这是斯诺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国庆大典上，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那位老朋友身边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这是何等的荣誉！
一个外国记者，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阅兵，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张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美关系即将解冻。
多年以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1970年10月8日和12月18日，那位老朋友两次与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
谈话的内容涉及很多重要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那位领导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无论是以旅游者身份还是以总统身份。
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斯诺敏锐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坚冰即将打破。
他激动不已，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期盼的事情。
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改善，对两国人民都将是巨大的福音。
1971年2月，斯诺结束了这次长达半年的访问，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回到瑞士。
回到瑞士后，他立即开始撰写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
他想把这次访问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那些重要谈话的内容，尽快传递给西方世界。
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的文章，透露了那位领导人欢迎尼克松访华的重要信息。
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轰动，向美国再次发出了中美关系解冻的信号。
斯诺感到无比欣慰。
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付出了极大代价，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
可是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1971年4月，斯诺和洛伊斯驱车到意大利海岸那不勒斯度假。
这本该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旅行，可是回到瑞士后，斯诺却感到身体越来越不对劲。
起初是持续的疲劳和乏力，接着是莫名的疼痛。
斯诺以为只是旅途劳累，休息几天就会好。
可是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
洛伊斯急忙带他住进洛桑医院。
医生为斯诺做了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的表情变得凝重。
他递给斯诺一张诊断书，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胰腺癌晚期。
这个消息对斯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胰腺癌，这个被称为"癌症之王"的疾病，即便在今天，五年生存率也不到5%，在1971年的医学条件下，更是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
斯诺不想就这么放弃。
他才66岁，距离古稀之年还有一段距离。
关于中国的新书《漫长的革命》还没写完，中美关系的大门刚刚打开一条缝，尼克松即将访华，他还想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他还有太多事情要做，还想再回北京看看未名湖畔的柳树。
医生立即为斯诺做了手术，可是癌症已经是晚期，手术只能暂时控制病情，无法根治。
斯诺有时会在深夜痛苦地呻吟："我从未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发生得这么早！""我活了这么久，几乎觉得自己是不可摧毁的。"
洛伊斯看着日渐消瘦的丈夫，心如刀绞。
她开始给全世界的朋友写信求助。
她给美国方面写信，请求让斯诺回国治疗。
可是等来的答复让洛伊斯心凉。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回信明确表示：不同意斯诺回国养病。
这个曾经为美国做了那么多年记者、为美中关系付出那么多心血的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却得不到祖国的接纳。
这是多么讽刺啊！
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拥有美国国籍的记者，只是客观报道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就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
洛伊斯想起了中国那句古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她曾经和斯诺多次访问中国，她所见到的中国人都是特别感恩的。
她提笔给斯诺的老朋友、远在中国的马海德医生写了一封求助信，讲述了斯诺的病情，希望能得到帮助。
马海德是斯诺在延安时期的美国朋友。
1936年，这位美国医生由宋庆龄介绍到陕北帮助红军，医术高超，革命胜利后留在了中国，是斯诺的至交。
几天后，马海德的回信到了。
信中说：希望斯诺家人能考虑到北京治疗，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和他们打赌：斯诺在北京，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紧接着，斯诺又收到了周恩来的信。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也着急地写了信，信中附有伟人和邓颖超的亲笔问候，盛情邀请斯诺访华，承诺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帮助其治疗疾病。
当洛伊斯把这些来自中国的信件和电报交给斯诺时，这个坚强的密苏里硬汉，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握着妻子的手，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不会抛下我......"
可是斯诺深知自己的处境。
他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根本无法承受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更重要的是，在中美还是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虽然关系正在解冻，但如果他接受中国的治疗，会引起太多非议，甚至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影响尼克松访华。
斯诺一直恪守着记者的原则。
他说过："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
他不愿意给中国添麻烦，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可是他又多么想回到中国，回到那片他深爱的土地，在未名湖畔走一走，见见那些老朋友。
洛伊斯看着丈夫的挣扎，心中充满痛苦。
她知道，斯诺为中国付出了太多。
从1936年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到写出《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从在抗战期间帮助中国募集物资，到在麦卡锡时代坚持为中国发声，斯诺一直都在为中美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现在，他病了，中国愿意帮助他，可是他却因为各种顾虑而犹豫。
1972年1月23日，当得知斯诺的癌症越发严重、病情急转直下后，远在北京的那位老朋友和周恩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商议。
伟人拍了桌子，声音坚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把咱们最好的医生派过去！如果接不回来，就把他家变成医院！"
周恩来立即召集卫生部负责人和北京最顶尖的肿瘤专家开会，部署救治方案。
几天后，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做出了：派遣医疗小组前往瑞士，就地为斯诺治疗，无论花费多大代价，都要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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