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时任上海祥泰夹板厂总经理杨绰庵因涉嫌李兆麟遇刺一案被捕。
根据资料记载，杨绰庵是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哈尔滨市长，期间发生了前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时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将军遇刺案。
图|杨绰庵全家福照片
之所以要逮捕杨绰庵，是因为当时有说法，李兆麟是在赴时任市长的杨绰庵的邀约，在赶赴水道街9号的，并最终被刺杀在那里。
1955年2月18日，杨绰庵被执行死刑。
多年以来，杨绰庵之子杨文骐并不认为父亲参与杀害了李兆麟，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调查真相，至1981年4月，正式将调查的材料递交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复查该案。
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布撤销了原判，对杨绰庵进行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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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就聊过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遇害的具体经过。
李兆麟是前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是辽南抗日的一面旗帜，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协助周保中率领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以及八路军反攻东北，在随后的建党、建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之后，在党组织命令下，李兆麟出任了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根据资料记载，李兆麟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之一。
李兆麟在任期间，多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忌惮，也正因为如此，李兆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必杀名单。
图|李兆麟
负责制定计划杀害李兆麟将军的，是直属军统局与戴笠本人领导的“滨江本组”，首任组长为张勃生，此人直接参与制定刺杀李兆麟将军计划，按照他的原话说就是：
“杀李兆麟，一是因为他名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大头目，要往共产党致命的地方捅；二是因为他虽然是共产党，却不是从关内来的，更不是从延安派来的，杀他可能引起共产党内相互怀疑，挑起派系纠纷；三是因为它是从苏联回来的，与苏联关系密切，杀了他还可能引起苏联对延安派的怀疑；四是杀一儆百，而且是有利于策反其他共产党人，特别是东北籍的共产党人。”
从1945年10月，军统特务便筹划对李兆麟将军下手，但制定的多个计划均未能得手，甚至于就连张勃生也于同年年底被捕。
当时，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李兆麟被盯上，纷纷劝他要小心，但李兆麟却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冲在第一线，他曾坚定的表示：
“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张勃生被捕后，同年年底，戴笠指派另外一名亲信骨干余秀豪到哈尔滨，并以市公安局局长的身份领导整个北满的军统特务。
1946年初，在余秀豪的领导下，军统特务重新启动了刺杀李兆麟的行动，决定利用李兆麟重情重义等特点，来制定刺杀计划。
一开始，余秀豪考虑以国民党党松江省政府主席关吉玉邀请李兆麟商讨“国大代表”名单为名，将李兆麟骗出投毒杀害。
可这个计划并未成功，反而让李兆麟事先知觉，李兆麟还当面质问余秀豪：
“听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罪过？是人就把事情说到当面，干个公开，在背后鬼鬼祟祟搞阴谋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即便如此，余秀豪仍然决定行动，甚至在得知李兆麟即将被调离哈尔滨后，更是加紧了刺杀计划。
1946年3月7日，国民党特务何士英命令已经打入哈尔滨市政府的特务、杨绰庵的秘书孙格龄在当年“三八”节庆祝大会后，将李兆麟骗到预先已经埋伏好特务的水道街9号。
早年李兆麟曾受一名白俄妇女掩护脱险，孙格龄因为有白俄血统，假称是那名白俄妇女的女儿，引起李兆麟的关注，在接到她通知后，也不假思索。
不过，因李兆麟3月8日行程已经有安排，特务们又临时改时间到次日下午1时（1946年3月9日）。
图|1946年李兆麟将军遇害时穿的血裤（陈列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46年3月9日下午，在征得中共哈尔滨市委的同意后，李兆麟前往水道街9号
根据特务们后来供述称：
“李兆麟如约来到水道街9号，进屋便习惯性地脱了大衣，而兆麟将军的护身手枪一向揣在大衣兜里。孙格龄谎称“人还没来齐”，让兆麟将军先喝杯茶水，等候一下。兆麟将军没料到茶里下了毒药，便端起茶杯，可他刚一喝下去，就发觉茶水味道不对。没等他发问，暗藏在室内的国民党特务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等便冲了上来。身材魁梧的李兆麟将军只身同敌人展开了搏斗，双手被敌人的刀子伤了多处，毒药很快发作了，他昏倒在地板上。特务们见状对着兆麟将军胸部、头部连刺七刀(其中有一刀贯穿了胸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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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0日下午，李兆麟将军的遗体被发现，引起全市轰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卸责任，一方面公开进行悼念，一面又大肆印刷所谓“桃色新闻”的小报，转移民众注意力。
事实上，在李兆麟将军遇害后，我党便下定决心追查凶手，并不受国民党反动派散布谣言的影响。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亲自挂帅，时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龙，立刻布置侦破李兆麟遇害一案。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获得解放后，陈龙发出了通缉令：
“不论他们逃到哪里，一定要把他们缉捕归案。”
同年5月22日、24日，参与杀害李兆麟将军的土匪马健胤、高庆三落网，事后马健胤被判处死刑，而高庆三源于不是主犯，加之其被捕后如实供述罪行，有助于破案，因此被判处徒刑。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杀害李兆麟将军的主犯林再春于同日在锦州被活捉，10月19日，主犯孙海镜经我地下党组织长期布控，于长春正式被捕。
1949年3月8日，时值李兆麟将军遇害三周年纪念日，主犯之一的阎钟章在天津落网，几乎与此同时的是，参与杀害李兆麟、保管毒药的刘文升、刘明晨、高喜元、阎力维、张立钧也先后被捕。
当然，案子调查进行到了这一步，还没有结束。
1949年10月至11月，全国公安第一次会议期间，李兆麟案成为重要议题，同期举行的全国公安展览中，李兆麟将军的血衣、主犯阎钟章伏法的照片被公开展出。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主抓李兆麟案的侦破工作。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前国民党政府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于1950年6月被捕。1955年2月18日，杨绰庵被执行死刑。
有证据证明，李兆麟赴水道街9号之约，是受了杨绰庵邀请的，而邀请人之一的孙格龄又是他的秘书，杨绰庵是承担了连带责任。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绰庵都是默认李兆麟一案的知情人，很多文章中在提到杨绰庵，都将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塑造。
不过，从相关资料来看，杨绰庵明显是背了黑锅了。
杨绰庵是国民党当局统治时期的政府官员，过往历史上是很清白的，并没有同军统特务勾结的历史，所以也就不存在同军统特务密谋杀害李兆麟的情形，而且在当时环境下，特务们杀害李兆麟，也只是需要一个名头把李兆麟骗出来，毕竟一开始他们还曾考虑用国民党松江省政府主席关吉玉的名义。
根据李景端的文章《说说我知道的杨绰庵》一文称，李兆麟在哈尔滨期间，同时任市长的杨绰庵关系很好：
“杨绰庵与李兆麟彼此很尊重。陈纪滢书中说，杨绰庵对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首领李兆麟的评价是：“这个共产党人很特殊，有感情、有国家观念，也有地方观念；说真话、不虚伪、不矫情；说做就做，毫不含糊。”书中也记载了李兆麟对杨绰庵说的一段话：“我来是向杨市长专诚致敬意的。因为我上午亲听您的讲话，与您的作风。我觉着如果国民政府的官吏都像你们，则国家前途很有希望。现在东北光复了，我只盼望能顺利接收。从今以后，我东北人民不再受异族统治，就是我个人的愿望了。”又说：“如果承杨市长不弃，我乐意交您这个朋友，共同为哈尔滨市民的幸福而努力。”陈纪滢书中谈及当时李兆麟的态度时，感觉到他主要是不满苏联人在压他，对苏军牢骚颇多，他渴望战后中国能尽快团结起来，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与摆布，这一点正好与杨绰庵是一致的。”
从这个情况来看，杨绰庵个人也不存在想要杀害李兆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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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当局统治期间虽然腐败，可杨绰庵却并非是那种贪赃枉法走上高位的国民政府官员。
相反的是，杨绰庵在治理地方期间，一向很有政绩，并有颇多赞誉。
杨绰庵祖籍河南，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士绅家庭，不过在杨绰庵出生时，已经家道中落，在福州塔巷居住期间，受其表姐叶可风赈济，1918年，他与表姐叶可风，杨、叶两家三代人都结为秦晋之好，在当时被传为一时佳话。
1914年，杨绰庵在叶家资助下到北京求学，后来考入了北京法文学堂，课余时间还自学了英语。得益于此，杨绰庵从学校毕业后，逐渐步入仕途，从邮务局拣信生一路做到了国务院秘书厅帮办（北洋政府时期）。
1927年，杨绰庵辞职南下，先后任厦门二五附加税局局长、福州市印花税局局长，1932年受好友之邀赴广西，出任广西省统计局局长，执掌一省税务，有颇多政绩。
不过，因杨绰庵不是广西人，在任期间受广西省内保守派诸多攻讦，最终愤而辞职，在时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资助下，赴欧洲考察。
1935年10月，杨绰庵回国后，受好友推荐，任湖北省政府统计室主任兼任省地政局局长，时任省主席的杨永泰被刺杀后，杨绰庵辞职，出任江西省建设厅秘书主任、代行厅长职务、兼江西省工商管理处处长，省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兼任省战时贸易部总经理。
由于受时任省主席熊式辉的信任，杨绰庵在江西干出了一番成绩，根据李景瑞的说法，杨绰庵在江西主要的贡献有：
“一、广揽人才，培养人才；二、扩大矿业省内自主经营权；三、大力发展省内民族工业；四、抢运战需器材，提供战时后援；五、重视文化建设。”
杨绰庵务实的办事作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重视。
1943年9月，杨绰庵调重庆工作，任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委员职。
抗战胜利后，杨绰庵调任哈尔滨市市长，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却给当地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陈纪滢（著名作家）评价杨绰庵：
“他给客人与市民的印象是坦白、诚恳、没官僚架子，还可以说，很大胆。因为东北人民不但在十四年中没见过这样的平民化的官吏，就是民国以来全国各地也少听说这样接近民众的首长。”还说，当时哈尔滨人因长期受日本人统治，见生人常常不敢抬头挺胸。对此，杨绰庵特意在市政府门口挂出大标语：市长不是官，是公仆。“挺起胸膛，做堂堂正正大国民”，“抬起头来，当智能兼备好男儿”。成立市政府当天，“他到市府大门外走进群众之中，与每个人握手，被人群包围了有半小时之久。他还站在台阶前高声说，‘市政府不再是衙门，市长不再是大老爷，以后什么人都可以直接见我。”
不过，当时国民党当局阴谋发动内战，杨绰庵虽然有心治理地方，但对现实却很无能为力，这也令他对时局产生了很多悲观失望的想法。
图|东北经济小丛书:电力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写杨绰庵发
1946年4月下旬，在哈尔滨解放后不久，杨绰庵跟随苏军撤离到了海参崴，同年8月赴沈阳，任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兼东北经济委员会委员。
至1948年，杨绰庵因对国共和谈渐无可能而悲观失望，渐渐失去了从政的想法，后来他辞职到了上海，但蒋介石那时正需要杨绰庵这样的干吏，因而任命其为粮食部上海粮食紧急购储会主任。翌年春兼任财政部次长职。
杨绰庵在上海期间，曾与其他五人共谋“闽人治闽”，这打乱了蒋介石安排其子蒋经国出任福建省主席的计划。
也正因为如此，杨绰庵彻底与蒋介石划清了界限，后来他也未随国民党当局撤到台湾。
1949年4月，杨绰庵去广州述职后又返回上海，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杨绰庵受邀出任华东区粮食公司顾问。当时熊式辉蛰居香港，曾函邀前往合作经营工商业，他复信婉谢。
1950年，杨绰庵受中国盐业银行与中国实业银行之聘，担任上海祥泰夹板厂总经理，根据资料记载，杨绰庵期间想参加民革，但未能成功（也有说法加入）。
不久之后，杨绰庵卷入李兆麟被刺杀一案，并被判处死刑。
杨绰庵死后，其子杨文骐于1956年护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福州安葬，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全家移居美国。此后杨文骐一直以美籍华人的身份为父伸冤。
一次杨文骐回到福建，找到了一个旧军统人员，根据他的说法：
“李兆麟被刺杀后不久，哈尔滨市政府一位女机要秘书突然失踪，杨绰庵便承担了幕后主使人的责嫌，这个女秘书既非中统，也非军统、警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杨文骐后来同友人谈起这件事，还很无奈的说：
“解放后公检部门接收了许多密档，神秘女秘书可能已被抓获（按前后语原意，应该是只有这个神秘女秘书被抓获），杨绰庵一案才有撤销原判的可能，不过，这是推理，找不到实证。”
按之前介绍的情况来看，杨文骐口中所说的这个神秘女秘书，只有孙格龄。
然而作为李兆麟一案的主犯，孙格龄早就同余秀豪和何士英逃往台湾，后来再没有公开露过面，想要抓捕她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
不过到解放后，随着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有关部门对过往一些旧案进行了重申，尽管已经没有任何人证、物证证明，但国家最终还是决定，为杨绰庵平反。
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布撤销了李兆麟一案中有关杨绰庵原判。杨绰庵正式获得平反。
也许是多年来为父洗冤心力交瘁，杨文骐在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有自杀的想法，至1994年10月借回福州访亲探友之际，在福州某宾馆从容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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