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是谁？
很多人眼花，看成美国援华飞虎队长。
那是陈纳德。
唐纳是中国人，原名马季良，又名马继宗、马骥良，是活跃在新闻领域的一位地下党。
其经历比《风筝》中的郑耀先还牛。
1978年，唐纳乘坐专机回北京，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亲自接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全程陪同，两人密谈长达数小时。
多年后，尘封的真相逐渐揭开。
他的真实身份更令人瞠目，他是潘汉年情报系统中最隐秘的“利刃”。
自解放前夕便潜伏海外，是一位坚守使命数十年的红色特工。
1914年，唐纳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书香世家，他那时还叫马季良，父亲曾任津浦铁路局英语翻译，可惜他两岁便痛失父爱，由伯父抚养成人。
马季良天资聪颖，对文字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度，中学时期就频繁在《申报》副刊发表杂文，文学天赋初露锋芒。
鲁迅还曾经与他有过书信来往，对他在文学的造诣上多有提点。
1931年，思想进步的马季良加入吴县共青团组织，次年中共吴县县委与共青团组织遭当局破坏，马季良因涉案被列为搜捕对象。
危急之下，他辗转逃往上海，成功考入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在这里，他结识了众多左翼文化联盟成员，进步思想如春雨般浸润心田，逐渐向革命阵营靠拢。
更鲜为人知的是，此时的他已悄然投身地下协助工作。当时，他的好友佘其越（后改名佘增涛，笔名史枚）刚从国民党反省院逃出，走投无路之际，唐纳毅然将其安置在另一位好友夏其言（曾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家中，为其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
起初，佘其越撰写的文章常以“唐纳”为笔名发表，后来马季良自己的文稿也沿用这一署名。久而久之，“唐纳”之名逐渐取代本名，成为他公开文艺身份与隐秘革命身份共用的代号。
凭借犀利独到的影评，唐纳很快在《申报·电影周刊》站稳脚跟。
加之他俊朗挺拔的外形，被导演一眼相中，受邀出演电影男主角，一跃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文艺新星。
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层耀眼的明星光环，将为他日后的潜伏工作埋下至关重要的伏笔。1936年4月26日，唐纳与蓝苹在杭州六和塔与赵丹、叶露茜，顾而已、杜小鹃一同举行了轰动一时的集体婚礼。
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描述：“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场曾轰动上海滩的婚姻，并未维系太久便走到尽头。
两人劳燕分飞后，蓝苹于1937年8月辗转前往延安，而唐纳的人生轨迹，也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悄然转向。
就在唐纳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全面抗战爆发的烽火席卷全国。
1937年底，唐纳辗转抵达重庆。此时的唐纳已经受地下党的委派，打入国民党阵营获取情报。
随后，唐纳以报人身份进入国民党控制的《中法日报》担任主笔。
表面上，他每日撰写金融行情分析，笔触冷静专业，俨然一位精通经济的学者；实则，他已在报社内部悄悄搭建起地下情报交通站。
他巧妙利用报社的便利条件，将国民党高层的军政动态、兵力部署等关键情报，隐藏在看似普通的新闻稿件中，精准传递给地下党组织。
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借助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同学关系，为地下党争取到《妇女生活》杂志的半个版面，将其打造成秘密宣传进步思想、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阵地。
1938年3月，赵丹在重庆冠生园设宴，唐纳与武汉籍女演员陈璐在席间一见倾心。此后，两人频频相伴出游，感情迅速升温，很快便步入婚姻殿堂，婚礼同样选在了冠生园。
同年10月，二人经河内、香港返回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彼时上海法租界及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已被日军重重包围，成为沦陷区中的特殊地带。
夫妻二人定居法租界后，唐纳改用“蒋旗”为笔名，创作了《陈圆圆》《生路》等作品，并为从艺的陈璐取艺名“红叶”（传闻此名与“蓝苹”相对）。
陈璐晚年回忆时坦言，当时她并不知晓唐纳的政治身份，只觉得丈夫行踪神秘。
唐纳曾郑重叮嘱她：“若我被捕牵连到你，你就说早已与我离婚。”这句叮嘱，成为日后她脱离险境的关键。
一日清晨，唐纳已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重庆，法国巡捕便突然上门，将陈璐带走盘问。
陈璐急中生智，用武汉方言辩解孩子尚未“过早”（吃早饭），却未能阻止被带走的命运。
在卢家湾巡捕房，对方不断劝其合作，审讯时，陈璐严格遵照唐纳的嘱咐，用武汉话坚称早已与唐纳离婚，对其下落一无所知。
巡捕无计可施，最终只能将她释放。这场虚惊过后，两人的婚姻仍维持了八年之久，直至缘分终结。
1940年春，唐纳的活动引起了敌特的警觉，被列入重点搜捕名单。
为躲避追捕，他紧急转移至香港。正是在这片兼具国际化与复杂性的土地上，唐纳遇见了改变他情报生涯的关键人物，时任中共隐蔽战线领导的潘汉年。
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当场结拜为异姓兄弟，与张建良（即曾刺杀蒋介石未遂、后刺伤汪精卫的华克之）共同形成了隐蔽战线的“铁三角”。
唐纳来到香港，担任主编的香港《文汇报》，堪称情报伪装的典范。报纸正面刊登的社论冷静客观，符合港英当局的审查要求；副刊却暗藏尖锐的进步言论，字里行间传递着抗日救亡的决心。
这种“表里不一”的风格，让港英当局的政治部始终摸不透他的真实立场，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绝佳掩护。
在香港期间，唐纳身兼数职，双线作战。他以报社为据点，广泛搜集国际情报，密切关注战局变化；同时积极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用文艺的力量凝聚人心。
他创作的抗日话剧《中国万岁》在香港公演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台下观众的掌声与呐喊声，成为激励军民抗日斗志的精神号角。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唐纳深度参与了潘汉年领导的“省港秘密大营救”。
当时，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被困香港，处境万分危急。唐纳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广泛人脉，梳理滞留人员名单，联络港九大队搭建安全撤离通道，全程参与了将邹韬奋、茅盾等数百名爱国人士安全转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的行动。
这场历时半年的营救，成功救出800余人，创造了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营救奇迹。与此同时，他借助与各界人士的交往，接触到大量国民党军政要人和海外华侨，为党组织搭建起庞大的统战网络，为抗战胜利凝聚了广泛力量。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唐纳主动前往重庆拜访毛泽东、周恩来，将自己精心搜集的国民党关押地下党人士名单及分布信息全盘交出。
这份关键情报，为中共营救被困同志提供了精准指引，让他成为谈判期间不可或缺的“内线”。
到了1949年1月，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唐纳向组织上提出：远赴海外，搭建欧洲情报网。
尽管《文汇报》极力挽留，他仍毅然递交辞呈，遵照潘汉年的指示，以与恋人陈润琼团聚为由，先赴美再转往法国巴黎定居。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蓝苹，此时名为江青。
而江青的另一个前夫黄敬，刚刚就任天津市的第一任的市长。
很多人不理解，就算唐纳的前妻是江青，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
不能像黄敬那样，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吗？
那是因为没人比他了解江青。
他和蓝苹（江青）结婚后，由于工作关系频频接触女性，惹来蓝苹的嫉妒不满，两人经常吵架。两人的这段婚姻维系不到一年，蓝苹主动提出离婚，唐纳几经挽回，最终无果。
唐纳深知江青是个忌恨心很强的女人，而他的后两位妻子，无论是陈璐还是陈润琼，其长相和身世背景，都远胜于江青。
他担心遭到江青的报复，祸及家人，所以无法留在国内。
这一选择背后，既有组织的战略考量，也藏着一层隐秘战线的顾虑，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自保。
他曾对友人坦言：“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有我不能……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
这一决定的背后，更有着精妙的战略布局。陈润琼是国民党原驻法公使陈箓的三女儿，借助这层身份，唐纳能轻易接触到法国政商学界的名流。
抵达巴黎后，他开设了一家川粤风味的“天桥饭店”，化名“马绍章”，陈润琼则使用英文名字“安娜”。
凭借地道的口味和周到的服务，饭店很快成为当地政要、学者聚会的热门场所，门口悬挂的“中法友谊”铜牌，更成为最好的身份掩护。
无人知晓，这家看似普通的餐馆，实则是中共在欧洲的核心情报枢纽。客人酒酣耳热时的闲谈，被唐纳悄悄记在账本的空白处；餐馆的菜单，更是他自创的暗码本，上面的菜品名称对应着不同的情报等级与传递方式，只有组织内部人员才能看懂。
“多国军将在地中海联合演习”、“某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态度”等一系列关键情报，经他整理加密后，通过秘密渠道送往香港，再转运至国内，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巴黎的数十年里，唐纳始终坚守秘密，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他从不参与华侨的公开活动，连最亲密的旧友都只知道他是一位成功的餐馆老板。即便“潘汉年案”爆发，身处海外的他仍守口如瓶，用沉默保护了更多潜伏的同志，践行着特工的忠诚与使命。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唐纳终于迎来了回国的机会。1978年，他以“回国探亲兼复诊”为由，向组织提出归国请求。
叶剑英元帅阅完相关报告后，当即批示：“火速安排专机，入境级别参照副部以上，全程保密。”
抵沪后，唐纳没有联系任何旧友，而是第一时间与罗青长在闸北招待所密谈三小时。谈话间，罗青长开玩笑说：“老马，这回可别写影评了，写点‘菜单’吧。”
一句玩笑，道尽了两人之间无需言说的情报默契。随后，他前往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剑英元帅与中央一位主管外事的副总理共同接待了他。
这次会面的内容至今未完全解密，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唐纳不仅提供了法国内政部对亚非拉革命组织的监控计划，还交出了前国民党情报人员在台北、巴黎两线活动的名单。彼时中调部最高首长亲自记下二十余个英文、法文名字，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访京期间，他每天晚上都会与中调部人员对坐长谈，详细回忆在法国接触过的船舶设计师、银行家及流亡政客，谈话记录最终摞成了半尺厚。
1985年，唐纳再度回国，此次由国家安全部安排接待。他特意找到挚友夏其言，托付其帮忙搜集散失的历史资料，计划撰写回忆录，还原自己那段隐秘的情报生涯。
不料，同年他被确诊为肺癌。得知消息后，北京方面特意打来电话问候：“首长关心您的身体，盼您保重。”
1988年8月23日，唐纳在巴黎病逝。
根据他的遗愿，部分骨灰被送回上海龙华寺安葬。他的墓碑上只刻着三行字：“马季良 唐纳 新闻工作者”，没有勋章，没有头衔，甚至未提及半个字的情报生涯。
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隐秘岁月，就这样静卧在历史深处，不事张扬。
从上海滩的文艺才子，到国统区的报社主笔，再到巴黎的餐馆老板，唐纳用一生演绎了精彩而厚重的“双面人生”。
他主动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选择潜伏在黑暗之中，用智慧与勇气为中共隐蔽战线搭建起横跨欧亚的情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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