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既然病重，就留在苏区修养吧。”
1934年10月，江西瑞金的雨夜里，这句话差点把中国的命运推向了另一个未知的深渊。
那时候没人知道这次转移就是后来的长征，也没人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如果那个名单没有最后时刻的修改，如果周恩来没有冒雨劝说，那后来的故事，恐怕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01
这事儿咱们得从1934年的那个秋天说起。
那时候的中央苏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像铁桶一样合围过来，每天都有坏消息传到瑞金。博古和李德这两个当时的“大掌柜”，看着地图上的红圈越来越小，终于坐不住了，决定要跑，也就是咱们后来熟知的战略转移。
要走，这事儿定下来了。但问题是，谁走？谁留？
这可不是简单的分家产，这是一次关乎生死的抉择。当时红军主力有八万多人，不可能全部带走，必须要留下一部分人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撤退。说得好听点叫“留守苏区”，说得难听点，这就是在这个铁桶里当诱饵，给主力争取时间。
那时候搞了个“留守名单”，制定这个名单的标准特别残酷：身体不好的、受了重伤的、还有平时爱跟领导唱反调的，统统划到了留守那一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
毛主席当时因为被排挤，早就没了兵权，还在发着高烧，那是恶性疟疾，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几十斤。博古他们一看，这身体状况，走长征路肯定扛不住，再加上平时意见也不合，就琢磨着把毛泽东也列入留守名单。
这事儿要是真成了，你想想后果。
更离谱的是，毛主席自己当时也写了封信给“三人团”，也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信里的意思很明确：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苏区打游击。
你可能会问，毛主席这是咋想的？
其实吧，这才是他的性格。他觉得自己反正也说不上话，跟着大部队走也是受气，不如留下来，凭借自己在苏区老百姓心里的威望，带着剩下的弟兄们跟国民党周旋。他有信心在山沟沟里跟敌人捉迷藏，毕竟这套战术是他最拿手的。
这信一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当时的冷汗都下来了。
周恩来心里太清楚了，留下来就是九死一生。那时候苏区已经快守不住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是几十倍的敌人，那是真的要拼命的。而且，周恩来更清楚，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虽然现在他没权，但他是红军的主心骨，万一路上遇到什么大难，还得靠他拿主意。
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周恩来顾不上别的，连夜骑着马去找毛泽东。
两个人关起门来谈了一整夜。虽然咱们没法知道那天晚上具体的每一句对话，但可以想象当时的激烈程度。周恩来肯定是把利害关系掰开了揉碎了讲，硬是把那个倔脾气的毛泽东给劝回头了。
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的名字从留守名单上划掉了，跟着大部队走了。
这一划，划出的就是后来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如果那天周恩来没去，或者毛主席脾气再硬一点真留下了，那后来的遵义会议谁来开？四渡赤水谁来指挥？这历史的走向，怕是真得打个巨大的问号。
毛主席是走了，但那个名单上剩下的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02
主力部队走的那天，于都河畔全是送别的人。
老百姓都在哭，红军战士也在抹眼泪。大家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
主力前脚刚走，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后脚就压了上来。这时候，留守苏区的红军有多少人呢？满打满算，能打仗的也就1.6万人，剩下的全是伤病员，加起来也就3万人左右。
你想想这个对比，3万人对几十万人，而且还是缺枪少弹、缺医少药的3万人。这哪里是打仗，这分明就是要把他们往死里逼。
当时的留守负责人是项英，还有个陈毅。陈毅当时的情况特别惨，他在之前的战斗中腿部受了重伤，骨头都被打碎了，根本走不了路。周恩来临走前专门去看他，把这个重担交给了他。
陈毅看着大部队远去的背影，心里是啥滋味？肯定是五味杂陈。但他是个硬汉，既然留下了，那就得干到底。
国民党进来之后，那是真的狠。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清剿”，搞什么“保甲制度”，一家通共，全村连坐。苏区的天，一下子就黑了。
留下的红军被迫分散突围，钻进了深山老林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这三年，可不是咱们在电影里看的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潇洒得很。那是真的在喝风饮露，在死亡线上挣扎。
咱们先说说那个名单上的几位重量级人物。
有个叫何叔衡的，大家可能不太熟。这可是个元老级的人物，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跟毛主席是老乡，也是老战友。当时他已经59岁了。
快60岁的老人，在那种高强度的行军和战斗中，身体哪里吃得消？
1935年2月，何叔衡他们的队伍在福建长汀被敌人包围了。那时候正是冬天，冷得要命，雨夹雪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后面是悬崖，前面是敌人的枪声和喊杀声。
何叔衡实在是走不动了。身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小伙子，要把他背起来跑。可何叔衡心里清楚，背着他，大家都得死，谁也跑不掉。
就在那一瞬间，这位快花甲之年的老人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突然挣脱了警卫员的手，从怀里掏出手枪，那是他最后的武器。
他看着那个年轻的警卫员，说了一句：“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然后，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纵身一跃，跳下了身后的悬崖。
宁死不当俘虏，这就是老一辈革命者的骨气。哪怕是死，也要死得干干净净，死得有尊严。
国民党兵追上来的时候，只看到悬崖下的一团黑影。他们以为抓到了大鱼，结果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何叔衡用自己的命，保全了战友的一线生机，也保全了共产党人的气节。
03
和何叔衡一起突围的，还有一个人，叫瞿秋白。
这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当过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是个大才子，文章写得那叫一个漂亮，翻译的《国际歌》到现在咱们还在唱。
但他是个典型的书生，身子骨太弱了，患有严重的肺病，走几步路就喘得不行。这种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跟着走长征路，只能留下。
何叔衡跳崖后，瞿秋白也没能跑掉。
因为身体实在太虚弱，他在一个叫小径村的地方被国民党的保安团给抓了。
一开始，瞿秋白没暴露身份，他化装成一个医生，说自己是被红军抓来看病的。本来这招还挺管用，差点就蒙混过关了。
可坏就坏在叛徒身上。当时红军内部出了叛徒，为了保命，把瞿秋白的真实身份给供了出来。
国民党一听抓住了瞿秋白，那简直是乐疯了。蒋介石亲自发电报，要求把人押到长汀去。
国民党那边琢磨着，这瞿秋白是个文人，应该骨头没那么硬，只要稍微给点甜头，说不定就能劝降。于是，他们那是软硬兼施，又是请吃饭，又是许高官厚禄，甚至还找来了以前认识瞿秋白的人来当说客。
面对这些糖衣炮弹，瞿秋白就回了两个字：没门。
他在监狱里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很多人觉得这是他在忏悔，其实你仔细读读就知道，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的剖析，是对理想的坚持，根本不是什么投降书。
国民党见劝降没戏，也就动了杀心。
1935年6月18日，这天早上，瞿秋白接到了死刑的命令。
你猜怎么着？他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吓得腿软。他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短裤，脚上是一双黑布鞋，看起来就像个要出门散步的教书先生。
他慢慢地走出牢房，神态自若。
去刑场的路上，他居然还哼起了歌，唱的就是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到了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那里有一块绿草地。瞿秋白停下脚步，看了看四周的景色，阳光正好，草色青青。
他盘腿坐下，整了整衣角，微笑着对刽子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
然后，枪声响了。
那年，他才36岁。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就这样倒在了那片草地上。他用这种最浪漫、最从容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04
这份名单上，惨烈的故事太多了，每一个拿出来都让人心里堵得慌。
还有个叫刘伯坚的。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名字，他当时是赣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
刘伯坚是在突围的时候，左腿中弹被抓的。
国民党这帮人也是真的坏。他们知道刘伯坚在红军里威望高，为了羞辱他，为了打击老百姓的信心，他们想出了一个损招。
他们给刘伯坚戴上了几十斤重的脚镣，那是给重刑犯戴的，走一步都磨得脚脖子全是血。然后，押着他在大庾县的大街上游行示众。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刘伯坚低头，就能让老百姓害怕。
结果呢？全反了。
刘伯坚硬是把这场游行搞成了“个人演讲会”。他虽然拖着沉重的脚镣，每走一步都哗啦啦作响，但他头抬得高高的，挺胸抬头，目光炯炯。
路边的老百姓看着他，有的在偷偷抹眼泪，有的在心里暗暗握拳头。
刘伯坚在监狱里写给家里的信，那才是真的催泪弹。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但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的老婆孩子。
他在信里写道：“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这几个字，字字带血。他告诉妻子，不要为他的死难过，要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继续革命。
国民党见羞辱不成，反倒让他成了英雄，气急败坏之下，对他下了杀手。
说真的，每次读到这段历史，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这些人，哪个不是顶尖的人才？哪个不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信念，命都可以不要。
还有方志敏。
大家都学过他的《可爱的中国》。他在狱中写的那些文字，现在读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方志敏是在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时候被俘的。国民党把他关在笼子里，像展览动物一样让他示众。
可是，即使在那样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他用敌人给他的纸笔，写下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爱，对未来的憧憬。
他说：“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他畅想的那个未来，不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样子吗？
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这些留下的人，就像是红军留下的种子。虽然大部分都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但他们流下的血，却染红了这片土地，让革命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
05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难道留下来的人，真就全军覆没了吗？难道就没有奇迹吗？
也不全是。有一个人硬是靠着命大和那股子狠劲，熬过了这地狱般的三年。这人就是陈毅。
前面说了，陈毅腿受了重伤，骨头都碎了。这三年，他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真的“野人”生活。
因为国民党封锁得严，红军游击队根本搞不到药。陈毅的伤口化脓了，肿得像个大馒头。
没有消炎药，也没有手术刀，咋办？
陈毅也是个狠人。他让人找来竹片，削尖了，直接用竹片把伤口里的烂肉一点一点刮掉。你想想那个画面，没有麻药，硬生生刮肉啊！
刮完之后，再用盐水洗伤口。那滋味，疼得陈毅冷汗直流，但他硬是一声没吭。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36年的冬天。陈毅带着特委机关躲在梅岭的深山里。
国民党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风声，调集了重兵把梅岭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这次是下了死手，要在山上放火烧山，把红军活活烧死，或者逼出来打死。
陈毅他们被困在草丛里，整整20多天。
断粮了，就吃野果子，吃野菜。断水了，就喝雨水，喝石缝里的积水。
火在山下烧，烟往山上冒。国民党的搜山队就在眼皮子底下晃悠，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陈毅当时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要交代了。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纸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梅岭三章》。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你听听这气魄。这哪里是绝笔诗，这分明就是要把阎王爷都拉下马的战书！就算我死了，变成鬼，也要带着旧部把阎王殿给砸了，把这旧世界给翻个底朝天。
结果呢？老天爷可能都被这股狠劲感动了。
就在火快烧上来的时候，天突然变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把山火给浇灭了。
国民党的搜山队被淋成了落汤鸡，只能骂骂咧咧地撤了回去。
陈毅就这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在梅岭的草窝子里，守住了南方红军的最后一点火种。
这三年游击战，虽然艰苦卓绝，但意义重大。正是因为他们在南方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才减轻了长征主力红军的压力。
等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陈毅带着这些幸存下来的游击队员走出了大山。
当时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头发长得像野人，但手里的枪却擦得锃亮，眼里的光比谁都凶。
这些游击队后来改编成了新四军，成了抗日战场上的一把尖刀。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长征的主力在陕北会师了，革命的大本营扎稳了。
而在南方的这群“野人”，也成了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钢刀。
陈毅后来回忆这三年，只说了八个字：“去时万众，归来寥寥”。
当年留下的那一万多人，最后能活着走出来的，连个零头都不到。
蒋介石当年看着那些名单，可能觉得这就是一群瓮中之鳖，早晚都是个死。
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些东西是枪炮杀不死的。
就像那场梅岭的大雨，火是灭了，但种子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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