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日早晨八点，京西的风吹得人直缩脖子，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却聚满了人。黑呢大衣、白纸花、细碎的脚步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落在一位名字——章含之。她曾教过毛主席英语，也曾在联合国会场作同声传译，七十三年的人生像一部分镜头细密的纪录片，此刻只剩“告别”二字。
灵堂里花香与冷香交织。洪晃几乎站不稳，扶着椅背小声重复一句话：“妈妈说，要和爸爸在一起。”这里的“爸爸”不是乔冠华，而是养父章士钊。旁边的顾长卫掏出手帕，姜文把帽檐压得很低，几位电影人此时不谈镜头语言，只做送行人。
往前推六十年，1949年11月，北京刚刚从硝烟里走出来。15岁的章含之随母亲北上，在贝满中学重新铺开课本。旧京的胡同口里还能听到骡马铃铛，她却已在琢磨英语单词的发音。那一年，她的养父章士钊对朋友感慨：“女孩子学问再好，也得有眼界。”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她心里。
1953年夏，填高考志愿时出现分歧。她想学水利，“建设新中国，闹水闹电”的口号正热。校党组织劝她报外语。家里细谈一夜，章士钊拍拍女儿肩膀：“工科需要力气，你更擅长嘴皮子和脑子。”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决定了她此后的轨迹。
北外四年，章含之成绩名列前茅，课余爱翻《泰晤士报》练阅读。1960年留校任教，她在黑板上写下“teacher”的音标时，怎么也想不到三年后会有人叫她“章老师”，而那人姓毛。
1963年12月26日晚，中南海丰泽园灯火通明。毛主席七十寿辰家宴，客人都被允许带一名子女。席间，老人家笑眯眯问章士钊：“你家丫头教英语吧？介绍给我做老师如何？”话音刚落，全桌人一时没反应。章含之愣了两秒，才低声回：“首长，英语我懂些，但您是我们的老师。”毛主席摆摆手：“政治我教你们，英文得请你。”
自1964年元旦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开始，北外的小汽车每周一次驶入中南海。课程表很简单：单词、短句、对话，再聊时局。教材选什么，两人争过一次。章含之想用文学选段，毛主席坚持要读政治材料。争到后来老人家笑着调侃：“你这小章还挺倔，先把你的本子拿来，用用再说。”一句“用用再说”，把分歧化作默契。
1971年春末，她被调入外交部翻译室。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做同声传译，灯光刺眼，话筒里是杂音，手心满是汗。散会后毛主席看着她：“翻得不错，就是别紧张。”这句淡淡的鼓励，让她挺过数不清的多边谈判。
私人生活却没那么顺利。她与第一任丈夫感情名存实亡，却顾忌流言，迟迟不离。1972年9月一个深夜，中南海会客室里只剩少数人。毛主席面色肃然对她说：“别怕议论，你有权选择自己的日子。”一句直白的话，像剪刀剪断犹豫。几年后，她与乔冠华结为伴侣，外界一片哗然，她却坦言：“日子是自己过的。”
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云南省政府筹备国际会议。章含之带队到昆明踩点，量会场、看灯光、算时差，连茶歇咖啡壶都亲自挑。有人笑她“太抠细节”，她顺口答：“翻译延误一分钟就坏事，咖啡淡一分也算疏忽。”这股近乎苛刻的劲头，把会议做成了业内范本。
同一年冬天，乔冠华病逝。料理后事时，她悄悄剪下两束头发封存。别人问她要做什么，她说：“留念吧。”没人想到，这两缕青丝十五年后将陪她长眠。
进入新世纪后，糖尿病、肾衰接踵而来。2007年底，她第三次住院。护士长回忆，病房里常常传出她练口语的声音，词汇是“hope、peace、family”。她对护工笑说：“嗓子不练会生锈。”那时的她已靠透析维系生命。
去世前三天，她示意护士替她写张小纸条：与养父同穴。原因只有一句：“另一个世界不谈是非。”洪晃难以释怀，但还是照做，并把那两束乔冠华的头发放进骨灰盒——母亲最终把两个男人都带走。
送别那天，中影制片厂老同志悄悄议论：“章老师真能打破行当隔阂，连搞电影的都来了。”顾长卫在吊唁簿上写下“智慧”，姜文写“率真”，鲁豫写“自由”，三句话加起来，像是对她一生的注脚。
礼成后，骨灰车缓缓驶向十三陵方向，天边有一道淡淡的金色云缎。风依旧凛冽，几片枯叶被卷起，在空中兜了一个圆，随后落地。人群散去，章含之的传奇也就此落幕，文件袋里的旧笔记、胶卷里的老照片、晚年那台仍能播放BBC的收音机，都成了静物，只剩历史当年鲜活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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