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末,两封信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这两封信笔迹相同,很明显是同一个人写的。

而且写信的人,在信封上已经注明“岳昌烈”,光看名字这三个字很普通,但信里末尾的落款,却比较特殊。

落款是“岳飞后人”。

原本,毛主席把这封信当成普通信件的,可一看到这落款,顿时觉得这封信不一般。很显然,这封信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信中的内容满是窘迫,字里行间表达的是求职的欲望。面对岳飞后代的诉求,毛主席最终写下5字批复。

而这简短的五个字,却改变了岳昌烈的命运。

毛主席看完信件,立即派人去核实了情况。

最终,核查结果也证实,岳昌烈所言属实。他是岳飞三子岳霖一脉的后人,确实是名门之后。

可这位民族英雄的后裔,为何会沦落到求毛主席谋职的地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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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跟他这半生的挣扎与坚守有关。

岳昌烈出生在晚清。从小刻苦读书,八股文功底扎实,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秀才。要是生在太平年代,他靠这份学识就能谋个仕途,安稳过日子。

但时代突变,清朝垮了。他苦学半生的学问,一下子没了用处。谋仕途是不可能了, 只能将一身的学问,用来去民国学堂教书,赚点钱,养活一家人。

不过,教书的风气让他接受不了。

民国时期,学堂风气已经不纯粹了。不少人劝他要迎合学生,灵活教书。但岳昌烈却一直坚守底线:“尊师重道是千古道理,不能为讨好学生弯腰。”

他是清末秀才,是个文人,更是英雄后代,他有傲骨,怎么会为了学生,就妥协了?

他始终不肯妥协。最终,他被校长辞退了。这下子,连一点收入都没有了,岳昌烈的生活开始窘迫起来,连生计都难了。

为了生存,他卖掉祖宅,搬进破旧小屋。身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半辈子攒下的书。

这时候,身边的人看不下去了,便开始劝他:“时代变了,该低头时就低头。”

岳昌烈还是不肯妥协。生活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颓废,一直在努力读书,提升自己,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日语、英语,用这些行动,守住了文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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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底线,在那个动荡年代,特别难得。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沦陷。日军借着办学的名义,搞文化殖民,需要懂日语的中国人,帮忙宣传。

岳昌烈由于懂日语,还有文化,很快就被日军盯上了。

日军找上门,承诺给他高薪,让他过上富贵的生活,他当场拒绝:“我是岳飞后人,宁死不当汉奸,绝不会玷污先人名节!”

可日军一直不肯罢休。

为了躲避日军纠缠,他只能四处逃难。这时候,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常常吃不饱饭,却始终没向侵略者低头。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内战又开始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岳昌烈没钱没势,连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他只能在四处漂泊中,勉强糊口。

新中国成立后,岳昌烈的生活并没立刻好转。当时教师岗位优先招党员和资深教员,他没有相关身份,找工作屡屡碰壁。

他年纪大了,体力活干不了。走投无路时,他鼓起勇气写了第一封信,寄给了自己最信任的毛主席。

那时正是抗美援朝关键时期,信件辗转耽误了。直到一年后,他写了第二封信,两封信才一起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一直很推崇岳飞这位民族英雄。他曾专门去安阳汤阴的岳飞庙,缅怀这位爱国志士。

1954年清明节前,在杭州刘庄的办公室里,毛主席还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讨论过岳飞墓的保护问题。他问王芳会不会背《满江红》,还跟着一起低声吟诵“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特意嘱咐王芳,替自己给岳王坟送一个不署名的花圈。他用这种方式,祭奠这位英雄。

因为推崇岳飞,毛主席对他的后人自然多了份关心。但他更清楚,自己是新中国的主席,公权力不能为私人破例。

之前,同族兄长毛岳乔向他求助安排工作,毛主席就婉言拒绝了。他只从自己的稿费里寄去生活费,叮嘱兄长“在当地自己想办法解决”。

岳昌烈是英雄后代,不能让他寒心。可要是开了“领袖批条子安排工作”的先例,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反复考虑后,毛主席在信上写下五个字:“可适当照顾”。

批复很快传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马上上门慰问,提出给经济补助。

岳昌烈却摆手拒绝:“感谢政府关心。我能干活,不想白拿补助。要是能给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肯定全力以赴。”

工作人员听说他拒绝日军、坚守气节的事后,更敬佩他了。结合他深厚的文史功底,最终把他安排到当地文史馆工作。

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陆续设立文史研究馆,宗旨是敬老崇文,聘用有学识的老人整理史料。岳昌烈在这里,终于找到了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

他把对家国的赤诚,都放进了工作里。每天伏案整理地方史料,做事严谨细致,从不马虎。

一封求助信,五个字的批复,藏着伟人的处事智慧。毛主席既守住了公权的底线,又传递了对英雄后代的温情。

而岳昌烈一生的坚守,让人们看到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从未消失。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和领袖的为民情怀交织在一起,成了岁月里动人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