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总，那边的路不好走，都是小巷子，咱们这车底盘低……”
司机小张的声音带着一丝为难。
我没理他，只是看着窗外那片破败的、被时光遗忘的筒子楼味。
二十年了，我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变成了别人口中身价百亿的“李总”。
我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这里的一切，忘记了那个比西伯利亚寒流还冷的冬天。
直到看见一个招牌，我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猛地一紧吼道：
“停车！”
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宁-静。小张吓得脸色发白：
“李总，怎么了？”
我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小铺子，隔着二十年的风雪，我好像又看到了她...
1989年的冬天，临走前一晚，我娘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摊在炕上。
有几张十块的“大团结”，更多的是一块两块的，还有一堆毛票，散发着一股汗味和泥土的混合气息。
她用沾了口水的手指，一张一张地捻着数，嘴里不停地叨叨：
“五十块，就这么多了，这还是卖了那几只老母鸡的钱。文博，你到城里，省着点花。”
“城里不比家里，喝口水都要钱。食堂的菜不好吃也得吃，别嘴馋出去乱买，听见没？”
我爹蹲在旁边，吧嗒吧嗒地抽着他两块钱一包的“丰收”牌香烟，呛人的烟味弥漫了整个屋子，熏得我眼睛发涩。
他半天没说话，最后把烟屁股在布鞋底上用力摁灭，从最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洗得发白的手绢包着的小包。
他把手绢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五张崭新的十块钱，拍在我娘数的那堆钱上：
“这是我卖那半车萝卜的钱，给娃带上。”
我娘愣了一下，眼圈立刻就红了，抬手就往我爹胳膊上捶了一下，骂道：
“你个老东西，那不是留着给你开春买药的吗？你那条老寒腿一到冬天就疼得睡不着……”
“我一个土埋半截的人，用不着。”我爹打断她，转头对我说，“钱要缝好，缝在裤衩里，那地方最稳妥。在城里别惹事，也别学坏，好好念书，毕业了国家给分配工作，就不用再回这穷地方了。”
那天晚上，我娘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用纳鞋底的粗线，一针一针地把那一百块钱缝进了我的内裤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爹就套上驴车，送我去镇上的火车站。
一路无话，只有驴蹄子敲在土路上的“嗒嗒”声。
到了车站，我爹从怀里掏出两个还热乎的煮鸡蛋塞给我。
“路上吃，别饿着。”
火车“呜呜”地叫着，开始缓缓开动。
我从车窗里探出头，看着我爹的身影在站台上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
我把头缩回来，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开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
火车上人挤人，充满了各种味道。我紧紧地抱着我的行李，手一直下意识地按着缝钱的那个地方。
到了学校，安顿下来，已经是好几天后的事了。
班里的同学大多是城里人，穿着干净的衣服，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流行语。
我那带着浓重乡下口音的普通话，常常引来他们的哄笑。
我很少说话，每天就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把我爹娘都接到城里来。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我妹妹的来信。
信上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担心，好好学习。
我知道，这是我爹让她这么写的。
我决定给她回一封信，也从我那一百块钱里，拿出五块钱给她寄过去。
我想让她也买身新衣服，我们村里的女孩子，都羡慕城里姑娘穿的花裙子。
那天下午没课，我就拿着写好的信，往学校外面的邮局走。
一路上，我心里还盘算着，寄信花一毛钱，剩下四块九，可以给她买条新的的确良裤子了。
我走到邮局的柜台前，从书包里拿出给我妹妹写的信。
邮局里暖气不足，还是很冷，我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柜台后面是个上了年纪的女同志，没什么表情地问：“寄平信？”
我点点头，说：“寄平信。”
“一毛钱。”她说，眼神都没抬一下。
我把手伸进棉袄，伸向最里面的那一层，我娘用粗线缝的那个口袋。
那一百块钱，我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前都要摸上好几次，那个厚实的纸团结成的疙瘩，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底气。
可这一次，我的手指摸了个空。那个熟悉的、硬邦邦的疙瘩，不见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可能。我告诉自己，肯定是手冻僵了，没摸准位置。
我又摸了一遍，把整个口袋的内壁都摸遍了，空空如也，只有一层薄薄的棉布。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后背一下子就冒出了冷汗。
我慌忙把手抽出来，把棉袄的下摆掀起来看。
那个我娘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口袋，好好地在那里，但口袋的下沿，多了一条非常整齐的口子。
那口子像是用尺子比着，用最锋利的刀片，一下子划开的。
我用手指一碰那条口子，脑子里“嗡”的一声。我明白了。全明白了。
在拥挤的路上，在我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有人用刀片，悄无声息地取走了我的一切。
我爹卖萝卜换来的新票子，我娘熬着夜给我缝的口袋，那一百块钱，就这么没了。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还捏着那封信。
柜台后面那个女同志在催促：“到底还寄不寄了？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我的天，一下子就塌了。
回学校要走五里地。
我走到公交站台，看着车来了。
售票员探出头，是个中年女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上不上？磨蹭什么呢？”
我把空空如也的口袋又摸了一遍，装作在找东西，最后摇了摇头，默默地退到了一边。
车门在我面前“咣当”一声关上，喷出一股黑烟，呛得我直咳嗽。
天黑透了，我才走到一半。
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皮桶里的火烧得通红。那股焦甜的香气，一个劲儿地往我鼻子里钻。
我站在下风口，不停地吞口水。
摊主是个老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是那种看流浪狗的眼神，带着一点廉价的怜悯。
我立刻把头扭开，盯着街对面的墙。
我那时候想，我什么都没有了，但脸皮还在，不能让人这么看着。
我靠在一根冰冷的电线杆上，再也走不动了，腿已经没了知觉。
就在我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一个身影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一双沾着雪花的棉鞋，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学生，你没事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被风吹得有点散，但很清晰。
我没有抬头，只是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嗯”声。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狼狈，又可怜。
我感觉到那个人没有走，她好像在打量我。
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点不确定：
“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
这话像一根针，刺痛了我。我心里涌起一阵烦躁。
是啊，我穿得少，因为我没钱，我的钱被偷了。但这关你什么事？
我把头埋得更深，几乎要缩进那件根本不顶用的旧棉袄里。
此时，旁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一件东西被递到了我眼前，挡住了昏黄的路灯光。
那是一件毛衣。
米白色的，手工织的，花样很简单，就是最普通的平针，但针脚很密，看起来就特别厚实。
“你穿上吧，”她的声音就在我头顶，很近，“看你冻得不轻。”
我猛地抬起头，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她摘掉了那个年代工厂女工常戴的大口罩，露出一张被冻得通红的脸。
很年轻，大概也就二十岁出头，跟我差不多大。
我愣住了，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了”，想维护我那点可怜的自尊，但嘴唇冻得不听使唤，只能发出一点嘶哑的气音。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把毛衣又往前递了递，几乎要塞进我怀里。
“我刚从厂里发的，还没上身呢。我宿舍里还有一件旧的，这件算是多余的。”
“多余的”，这三个字很轻，却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在这个什么都缺的年代，饭要粮票，布要布票，一件新毛衣怎么可能是“多余”的？我知道，她只是在给我找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
那股一直憋在心里的委屈、愤怒和绝望，瞬间被这句笨拙的谎言冲垮了。
我的鼻子一酸，眼眶不受控制地热了起来。
我伸出已经僵硬得像鸡爪一样的手，接过了那件毛衣。
毛衣很沉，带着一股刚出厂的羊毛味道和淡淡的洗衣皂清香。
“谢谢。”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她看我接过了毛衣，像是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个朴实的笑容，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快穿上吧，别客气。”
说完，她没再停留，重新戴上口罩，冲我摆了摆手，就转身快步走进了风雪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小点，消失在街道的拐角。
我站在原地，捧着那件还带着陌生人温度的毛衣，雪花落在上面，迅速融化。
我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份厚实的温暖，从我的胸口，一点点地蔓延到四肢百骸。
我抱着毛衣回到宿舍，关上门，把它套在身上。
那份柔软和温暖，让我感觉自己冻僵的身体又活了过来。
后来，我靠着这件毛衣和同宿舍好友张伟接济的一点饭票，熬到了放假。
张伟把他的饭票撕了一半给我，说：
“文博，拿着，别跟我客气。谁还没个难处？”
我红着眼接过来，说：“伟哥，这恩情我记一辈子。”
我没再去找过她。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在纺织厂。
我觉得我没脸见她，一个大男人，接受了一个女工的施舍，这事让我抬不起头。
毕业后，我放弃了分配回老家当老师的机会，带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毛衣去了南方。
我觉得我得挣大钱，挣了钱，才能理直气壮地回去找她，报答她。
南方的城市没有那么冷的冬天，但人心比北方的冬天还冷。
我倒卖过电子表，贩运过牛仔裤，睡过桥洞，也跟人打过架。
最惨的一次，我跟一个叫李胜利的同乡合伙做服装批发生意。他拍着胸脯跟我说：“文博，咱俩都是一个村出来的，我还能坑你？你出钱，我跑腿，挣了钱咱俩对半分！”
我把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不够的，还去借了高利贷。我天真地以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结果有一天我从外地进货回来，推开仓库的门，里面空空如也。我的同乡李胜利，带着我所有的货和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发着高烧，浑身发烫，脑子却异常清醒。
仓库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几个催债的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个光头，手里拎着一根钢管。
他用钢管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姓李的，钱呢？说好今天还钱的！”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希望，解释道：
“大哥，我被人骗了，货和钱都没了。你再宽限我几天，我一定想办法还你。”
“去你妈的宽限！”光头一脚把我踹倒在地，“老子只认钱！没钱，就拿你一条腿来抵！”
他们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他们走后，我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雨水从天花板的破洞里滴下来，打在我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血水。
我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我爹娘的期望，张伟的帮助，还有那个在雪夜里给我毛衣的姑娘……我都辜负了。
我挣扎着爬起来，打开那个已经破旧不堪的皮箱。在箱子最底下，我摸到了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
我把它拿出来，穿在身上。在南方湿热的夜里，我很快就出了一身大汗。汗水和血水混在一起，又腥又臭。
我却好像感觉不到疼痛。我想起了那个下雪的夜晚，那个把“多余”毛衣给我的女人。她那么善良，那么干净。
而我呢？我相信同乡，相信情义，结果换来的是什么？是背叛，是毒打，是差点没命。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仓库，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我对自己说：“李文博，你就是个傻子！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情义可言！”
“从今天起，不能再相信任何人！只能相信钱！只有钱不会背叛你！”
从那以后，我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变得心狠手辣，不择手段。
我不再相信眼泪和同情，我只相信钱。
二十年，足够发生很多事。我从一个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穷小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李总”，身价过了百亿。
这次回北方，是因为一个高新产业园的投资项目。
飞机一落地，我就看到了停在停机坪边的车队，为首的是一辆挂着“001”号牌的奥迪。
市长亲自来接机，一见到我，就大步走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心热得发烫。
他满脸堆笑：“李总，欢迎欢迎！欢迎回家！您可是从咱们市飞出去的金凤凰，现在终于盼到您回来建设家乡了！”
我笑了笑，客气地回道：“张市长，您太客气了。叫我文博就行。”
“那怎么行！”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您现在是咱们市最尊贵的客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机场到酒店，警车在前面开道，一路绿灯。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街景，一句话都没说。
晚上的饭局，在市里最好的酒店，摆了三大桌。陪同的有市里的各级领导，还有银行的行长，税务的局长，所有我过去需要仰望的人，此刻都围着我团团转。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起来。他们轮流给我敬酒，说着各种各样的恭维话，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商人捧成了一个能点石成金的活神仙。
规划局的局长端着酒杯，满面红光地凑过来：“李总，您看中的那块地，我们保证以最优惠的政策给您！您指哪儿，我们就把路修到哪儿！”
银行的行长也赶紧接话：“李总，资金方面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银行可以提供十个亿的低息贷款，随用随取！”
“李总，这个项目您要是能投，那就是给我们全市的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啊！”
“是啊是啊，我们市的未来，可就都指望您了！”
我端着酒杯，微笑着，一一应付。我喝了很多酒，但脑子很清醒。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相似的、热切的脸，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二十年前，我在这里饿得发慌，丢了仅有的一百块钱，感觉天都要塌了。现在，他们把这座城市的未来捧到我面前，任我挑选。
这真是天底下最讽刺的事。
酒局终于结束，我以不胜酒力为由，拒绝了他们安排的后续娱乐活动。司机小张已经在酒店门口等着了。
他拉开车门，我坐了进去，靠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李总，回房间吗？”小张轻声问。
我没有睁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随便开开。”我的声音有些疲惫。
小张愣了一下，从后视镜里看我：“李总，去哪儿？要不……带您去看看市里新开发的沿江风光带？”
“不去。”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去老城区，就以前纺织厂那一片。”
小张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李总，那地方……现在是棚户区，路不好，咱这车底盘太低，万一刮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晚上那边治安也不太好，不太安全。”
我转过头，冷冷地看着他。
“让你开你就开。”
我的语气不重，但小张不敢再多话，立刻点头哈腰：
“是，是，李总，我这就开过去。”
他默默地在导航上设置了目的地，调转车头，黑色的宾利汇入车流，向着那片被繁华遗忘的角落驶去。
黑色的宾利在狭窄的街道里开得很慢，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司机小张的眉头一直皱着，他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方向盘，嘴里小声嘀咕：
“这路也太破了，连个像样的路灯都没有。李总，您来这儿到底是要找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窗外。
车子在一个拐角放慢了速度，因为前面有一个骑三轮车收废品的老头挡住了路。老头的车上堆满了纸箱和塑料瓶，像一座移动的小山。
就在车子几乎要停下来的时候，我的目光被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店招牌吸住了——“秀雅裁缝铺”。
那块招牌很旧了，蓝底白字，油漆剥落得厉害，在昏暗的路灯下几乎看不清楚。
秀雅。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二十年的时光，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大脑。我记不清她的名字，但我记得，当年那件毛衣的领口内侧，用红线歪歪扭扭地绣着两个字，好像就是“秀雅”。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紧接着就是一阵狂跳。我猛地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使劲往里瞧。
铺子里的灯光很暗，很昏黄。一个女人正坐在缝纫机前，低着头，专注地踩着踏板，缝纫机发出“嗒嗒嗒”的轻响。
是她吗？二十年了，她还在这里？
我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手心也开始出汗。
前面的三轮车终于慢悠悠地拐进了旁边的小巷，路通了。小张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准备踩油-门。
“李总，咱们快走吧，这地方……”
“停车！”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了调。
小张被我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一脚急刹车。昂贵的轮胎在满是尘土的路面上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车身猛地一震。
后面的巷子里传来一阵自行车倒地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叫骂：“开那么好的车了不起啊！会不会开车！”
小张吓得脸色发白，赶紧从后视镜里看我，惊恐地回过头。“李总，怎么了？是不是……是不是撞到什么了？”
我没有理他，也没有理会外面的叫骂声。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间小铺子，像被钉在了那里一样。
我盯着那昏黄的灯光，盯着那个模糊的身影，喉咙发干，心脏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
小张见我不说话，更加慌了，试探着问：“李总，要不……我下去看看？”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那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我说：“把车……停到路边去。”
我顿了顿，又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
“就停在那个裁缝铺前面。”
车在路边停稳，发动机熄了火。我没有下车。
我隔着一层深色的车窗玻璃，看着她。她好像胖了一点，背影显得有些臃肿。头发里夹杂着一些白丝，在灯光下看得很清楚。
二十年，我穷小子摇身一变。而她呢？她好像被时间遗忘在了这里，守着一台缝纫机。
这种巨大的落差，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应该下车，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我是谁。然后呢？我应该给她钱，很多很多的钱，一张支票，足够她买下这条街。
但这些念头只在我的脑子里转了一圈，就被我否定了。我觉得那样做很蠢，很粗暴。那像是一种炫耀，一种施舍。
我害怕看到她惊讶、或者惶恐、或者谄媚的眼神。那会比她不认识我更让我难受。
我整理了一下身上昂贵的西装，对自己说：这只是一次平常的拜访。
这才推开车门，向那间亮着昏黄灯光的小铺子走去。
我推开玻璃门，门上的小铃铛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缝纫机的声音停了，那个女人抬起了头。
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大概是我的穿着和这个铺子太不协调了。
但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脸上露出了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先生，您好。想做衣服还是改衣服？”
我看着她的脸，心猛地沉了一下。
是她，又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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